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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第三讲新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一、按国民经济计划时期划分时期起止年限重大事件恢复时期1949—1952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一五”时期1953—1957农业集体化运动“二五”时期1958—1962人民公社，三年困难调整时期1963—1965“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五”时期1966—1970“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四五”时期1971—1975“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五五”时期1976—1980拨乱反正，联产承包责任制“六五”时期1981—1985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制“七五”时期1986—1990家庭承包制，农业徘徊“八五”时期1991—1995家庭承包制，市场经济“九五”时期1996—2000家庭承包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十五”时期2001—2005家庭承包制，农村税费改革“十一五”时期2006—2010家庭承包制，新农村建设二、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一）土地改革阶段（1949—1952年）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并在苏区进行了实践。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各解放区贯彻执行，在广大的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底，除台湾省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摆脱了每年向地主缴纳地租的负担。土地改革运动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政府给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租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48.5%；粮食增长44.8%，年增长13.1%；棉花增长193%，年增长43.1%。1952年农业生产已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从农产品流通方面看，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前，我国的粮食市场是一种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当时经营粮食的，除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全国上市粮食348亿斤，国家和供销社收购69.9%，私商收购30.1%。由此可以看出，私营粮商在当时的粮食市场上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农业集体化阶段（1953—1957年）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变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根据上述决议和命令，农村流通体制和生产体制相应发生迅速变化。1953年，粮、油统购统销。1954年，棉花和棉布统购统销。1955年，生猪派购。1956年，统购范围扩大到烤烟、麻类、甘蔗、茶叶、蚕茧、羊毛等农产品。1957年，进一步将相当多的经济作物和药材纳入统购范围。随着统购统销制度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推行，农产品传统流通体制框架遂告形成。在流通领域中强化指令性计划、弱化市场调节的同时，生产领域中也逐步加快集体化（当时称为农业合作化）步伐。从1953年初开始到1956年底，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1956年），完成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已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其中8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合作社。集体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在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流通体制向生产领域的延伸。反过来，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完成又为农产品传统流通体制的巩固和顺利运转提供了制度保证。正是在集体化运动基本完成的1956年10月6日，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规定统购统销一般以社为单位。这样，在集体化之后，国家便不再与农户直接发生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关系，而是以合作社为购销主体，从而使国家在农村的统购统销对象，一下子从原来的1亿几千万农户，简化为几十万个合作社，明显增强了国家对农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国家从此建立起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等各个环节，高度集中的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三）人民公社阶段（1958—1978年）从1958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明显向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生产关系上的所谓高级形式过渡，在农村，则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共产风，是从两个方面推行当时的农业发展战略的。一方面，从变革所有制入手，试图一举实现生产力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从斩断商品交换关系入手，试图一举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捣毁滋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在进行所有制变革和经济管理方式试验的同时，对农产品流通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规定。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包括9369个农户的大社，当时曾叫大社和集体农庄。7月份，根据《红旗》杂志第4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证的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改称嵖岈山人民公社，从而在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人民公社。（按：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提出：最早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公社化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经过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1958年，国务院颁布农产品及其他商品分级管理办法，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派购政策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之后将农副产品划分为三类产品，分别实行统购、派购和议购。实行统购政策的有粮食、油料、棉花和6种中药材等一类产品；实行合同派购政策的有烤烟、茶叶、羊毛等83种属于二类产品的农产品。不属于一、二类的农产品是三类，国家需要收购的部分实行议购政策，但在实行过程中，国家不断减少议购品种，相应增加派购品种。市场对农产品的调节作用被不断削弱，以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为了巩固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1960年冬季，毛泽东亲自挂帅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集中力量调整一大二公体制，先是将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队有制，即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作为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劳动力和统一分配产品和收入的基本核算单位。随后，又对作为这一体制基础的生产队做了种种灵活的解释：开始说生产队是指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社的生产大队，后来又说生产队是指相当于原来初级社的几十户的生产小队，并正式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在此以后，凡是不符合这一规定的提法和做法，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右倾错误，是资本主义方向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病。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成了我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不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及时地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而是采用了“农业学大寨”这样的群众运动来维持这种体制的继续运转。“文革”期间，随着政治上极左路线的推行，产权极度模糊，农村市场几近全部关闭，产业结构简单趋同，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农业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农户）已经很少具有对农业生产的自觉推动。农业的缓慢增长，基本受制于伴随人口增殖而发生的对生存需求的初步满足，由此导致经济作物总产量的下降及粮食生产的低速增长。1976年和1966年相比，棉花产量下降12.1%；花生、油菜籽、芝麻等主要油料产量在低水平基础上又下降1.7%；粮食作为农业之纲，年均也仅仅增长2.95%。（数据来源：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581页。）1977—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1978年和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一改农业多年低速增长的格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体制依然存在，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和取消市场、统包统配制度仍限制着农民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着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使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处于徘徊之中。1978年，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79年，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重建了全国第1个乡政府。到1985年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公社化前的1957年，全国共有95800个乡。建乡前全国共有65000多个人民公社、镇，政社分开后，全国共建立了92000多个乡、镇人民政府。各地在建乡的同时，还建立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下面是一份高产纪录表（亩产量）（张文和、李艳编著《口号与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41—242页）：南方早稻，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36956斤；南方中稻，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130434斤10两4钱；北方水稻，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48925斤7两；小麦，青海柴达木盆地蹇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6两；玉米，河南商丘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35393斤；高粱，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22720斤；大麦，山西介休联福农业社第六生产队，5702斤6两；莜麦，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中道大队一小队，3012斤；谷子，河南商丘宋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队王桥小队，27733斤15两；青稞，青海都兰县德令哈农场，5195斤4两；马铃薯，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106378斤8两；春收甘蔗，广东海丰公平山区平联社，23000斤；大豆，山东临沂涑河乡南光明二社，4517斤2两；花生，福建晋江金井鳌乡集力社塘边村欧自强生产队，26968斤2两；芝麻，河南西平盆窑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7320斤1两；春油菜籽，甘肃武山三岔乡新光社，6051斤；西红柿，河南焦作市郊区宣和农业社第四生产队，45660斤；茄子，山东黄县中村乡光明社，52500斤；芋头，福建建瓯吉阳社老年队，31400斤；黄瓜，北京昌平镇卫星农业社南关第三生产队，20140斤；葱头，北京丰台区东铁匠营农业社，18430斤；南瓜，河南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关庄生产队，202735斤；蚕豆，河北张北东方红人民公社战海大队第四分队，2606斤；冬瓜，福建建阳县副县长赵存旺和卫星一社青年蔬菜试验队，75853斤；葡萄，山西清徐红旗人民公社，26115斤5两；梨，河北交河王庄村，90007斤；苹果，四川蓬溪县园艺场，14714斤；茶叶，福建崇安黄柏乡高峰农业社，1635斤5两。刘炼《试办共产主义》（收录于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时隔不久，人民大学根据康生的讲话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发动全校师生在校园内挖坑建人工湖——这个人工湖后来又给填了——康生还亲临现场，并大加赞扬道：“这就是文化革命。”何干之不以为然，生气地说：“学生不要学习，学校干脆解散好了。”他还认为，这样否定理论，是典型的“杜威实用主义”，严格地讲甚至谈不上什么主义，而是彻头彻尾地否定一切。这场风潮对农业大学的冲击就更厉害了。这年的7月9日，康生到农业大学视察，怪论频出，被人引为笑谈。例如他参观学校的饲养场时，批评奶牛产量太低，要学校的教师把牛召集起来开个“大跃进会”。参观全国著名小麦专家蔡旭教授的试验田时，听说亩产1000斤，连连摇头说：“1000斤，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当四级，3000斤当三级，4000斤当二级，5000斤以上才能当一级教授。”最后他还说：“农业大学要走‘综合的道路’，除了要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大建农场，还要大办红专学校。学校至少要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挂上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