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

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视角杨鲁慧摘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战后中苏及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曾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这一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政府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载体，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关键词：地缘政治；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中图分类号：D5；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3-0054-08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山东济南250100）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联，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曾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威胁及重要影响。五年多来，上海合作组织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跨区域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一区域性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演化中，中国正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种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理念的新型安全观。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开创了地区新型安全合作模式。走过5年历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在上海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致词提出：“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普京也认为：上合组织在解决世界上一个庞大地区的稳定问题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地缘政治的合理性、国家安全的现实性、合作组织的必然性这三个价值取向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一、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的最高层次问题是战争与和平。”①地缘政治更深刻、更重大的意义是直接关系到本国和本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危机与安全问题。关于地缘政治的内涵与界定可以说是众所纷纭。世界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就曾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含义，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概括为三种：一是将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的收稿日期：2006-10-13①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页。54学说；二是将其政治地理学或行政地理学等同起来；三是将其理解为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从地理的观点上来考虑一国的安全问题，使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为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们直接和即时采用。”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地理因素来谋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当今地缘政治的主体。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因素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制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被视为影响乃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特征考察的结果而定。”②地缘政治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视角对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观察和判断大国或小国力量对比的空间配置如何发生调整与变化，体现了国际政治活动及活动赖以发生的地理环境间的人--境因果特殊关系。地缘政治之所以产生这种因果关联，既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同时又伴随着对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在“以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为依据的现代性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霸权时代，扎根于地理空间的民族国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民族国家通过其占有地理空间的特性消解了原来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学的、伦理的、血缘的光环，而代之以领土国家本身的合法性。这成为现代世界政治最基础的空间组织形式”③。“事物的现存秩序总是源于地理条件的性质。”④地缘政治学成为国家把握观察国际政治态势和制定对外战略的一种综合的地缘分析方法，每个国家在制定和实践对外政策和国家大战略时，都必须根据周边地理政治环境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因此，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进行思考与实践的参照坐标。在地缘政治演变的思维定势中，选择地缘政治盟友或是确立敌对关系的目的，是利益集团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地缘政治力量的均势，保障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利益为根本准绳，并以此为标准来区分敌友关系。对国家安全有利或有促进作用，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安全不利或构成威胁，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敌人。这里不变的是安全利益，可变的是敌友关系⑤。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地缘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而且地缘政治思想总是蕴涵于国际关系的考量筹划中，地缘政治的重点必然伴随着地缘经济环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地调整变化。不变的是地理自然环境，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利益。地缘政治演变是长期形成的，以政治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变迁为基础。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确定这一重点源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那些可能对本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就成为这一时期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贸易依赖程度日趋强化，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地缘经济发展密切程度也成为地缘政治格局调整变化的主要依据。“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对地缘政治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来指导地缘政治的实践。”⑥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缘政治的规律性。第一，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地缘政治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及对外战略问题。地缘战略在国家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缘战略涵盖地缘外交战略和地缘安全战略，二者相互交叉重叠并相互作用影响，是地缘政治战略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此，地缘政治是确定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有效方法，而且是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有益工①[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页。②④[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③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3页。⑤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⑥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55具。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为其制定对外战略服务，对外战略的制定以确保地缘政治格局的均衡有序和国家安全稳定为目标。第二，地缘政治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安全和利益及发展紧密相联。从古至今，许多战争都缘于对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都是为了自身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战争连绵不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兴盛衰亡都是与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大王朝的兴亡也是如此。从西周向东周的演变，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三国时代魏吴蜀的鼎立到元朝的兴灭，明朝的衰落与清朝的兴盛等等，无一不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紧密相联的。因此，每个国家的政治决策者都不能无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否则将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损失。第三，地缘政治格局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无论何种地缘政治都是把国家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一国的地理位置、边境接壤，战略疆域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国家的安全利益有着直接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周边关系友好不仅能使国家利益倍增，而且能够产生相对的安全感；否则这种周边邻国造成的伤害同样会倍增，安全系数也由此降低。二、中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和政治经济中心，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内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动荡带”。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和战略结合部，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也是赢得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的关键所在。中亚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有极大的传播辐射力，历来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心角逐的焦点。20世纪初期，英国的麦金德认为：中亚地区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欧亚大陆的心脏”，“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①。20世纪末，美国将欧亚地区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因素，“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②。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一般总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地缘战略构想，也是为美国建立和保持世界霸权提供战略思维框架，其目标是重新配置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由此可见，冷战后，“中亚”这个多年沉寂的地区也因为正处于这条通往欧亚大动脉的枢纽地位，而再次唤起世界大国的关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注重的主体对象是主权国家，关注的问题主要侧重在维护领土完整、坚持政治独立以及抵制外来敌对势力的攻击入侵。“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③这种传统安全观念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居中国周边的中亚地缘政治线的特点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对其他国家仍然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为此俄罗斯是这一地缘政治中的中心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与中亚接壤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周边环境是险恶严峻的。当年的苏联超级大国曾对我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因历史和边界问题同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了战略性的转变。正如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所言：“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的中国（而更主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是永远的朋友或是盟友，或是21世纪巨大的‘新挑战和威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应当看清俄①[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②[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③[美]佛农·戴科（VernonVanDyke）：《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纽约1957年版，第35页。56中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①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性演变，每一次演变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第一阶段，友好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主要受益于建国初期我们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对苏联“一边倒”战略，加之中苏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切不仅是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而且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为抵制美国的侵略和威胁，打破他们推行的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远东政策，中国和苏联必须结为同盟，互相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为保障两国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新生的国家政权和保卫国家安全营造了一个安全大后方。第二阶段，严峻险恶的20世纪60至70年代。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政府推行“两条线”对外战略，不仅反美，而且反苏，在对外交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使我国北部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苏联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边界武装争端，在北部地缘区域对中国构成重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愈益重视其亚洲战略布局，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成立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华势力。它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在西部边境威胁中国安全利益，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中国为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建设上，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第三阶段，有所好转的20世纪80年代。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