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

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韩鸿，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电邮：[e-mail]。项目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012），国家社科基金西藏项目“藏语卫视促进藏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和机制研究”(XZ1114)。TheEvolvementandShift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ResearchesovertheLast30YearsDr.HanHongisaprofessorat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University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Email:[e-mail]rogramforNewCenturyExcellentTalentsinUniversity(2013),ScientificResearchFoundationfortheReturnedOverseasChineseScholarsofStateEducationMinistry(2012),andTibetProjectofNationalSocialScienceFund(NO.XZ1114).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发展传播实践的国家之一。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不久，即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者进行卡通电影制作培训（UNESECO,2007:222）。1976年，学者罗杰斯（E.M.Rogers）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TheChineseModel）问题。但奇怪的是，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中国主流话语时，国内学界对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现有研究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相互牴牾之处（范东生,1990；杨海涛,2004；支庭荣,1996），尤其对发展传播学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范式转换，理论转型，研究与实践重心的嬗变，乃至最新的发展热点缺乏应有的关注。鉴于此，笔者在近年与德克萨斯大学ArvindSinghal教授（罗杰斯的长期学术合作者）、国际传播协会（ICA）跨文化传播与社会变革分部前主任RobertHuesca教授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基础上，结合近年的研习和实践心得，尝试对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学术流变及其当下走向进行梳理，旨在廓清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发展脉络，希冀对当下中国“科学发展”的理念提出来自传播学领域的理论思考。二、学术分水岭：70年代中期发展传播理论的演进，既源自“发展”理论的嬗变，也基于学科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反思。SilvioWaisbord（2003）认为，“发展”和“传播”在过去六十年里的重大转型，折射出知识和政治论争的潮起潮落以及理论路径的转换。上世纪50到60年代，勒纳、施拉姆等学者认为移植发达国家成功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当然路径。其关注点是经济增长，所遵循的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在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了严重社会经济问题。Hornik（1993:14）把发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种：理论失败、项目失败与政治失败，而现代化范式在这三方面都存在问题。从理论上看，建立在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范式在理论上有瑕疵，它在方法论上扎根于进化论传统，在价值论上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固守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偏见，漠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和路径；从实践上看，“这些在发展中利用大众媒介的尝试并没有如当初预想的那样正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World,1974）；从政治上看，还助长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使大众媒体成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和政治宣传的工具。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源于拉美、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的依附范式走上前台。着眼于世界体系的依附范式虽旨在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传播和信息流动，却在结果上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和政治上对发达国家的更深的依附（Servaes,1991）。因此，如何超越两种范式的理论和实践缺陷，探寻传播促进发展的路径，就成为上世纪70年代发展传播学面对的最大问题。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975年檀香山发展传播会议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转折点”。在回溯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两位先驱——勒纳（DanielLerner）和施拉姆（WilburSchramm）承认，发展传播学中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但在理论上的真正清理则来自另外两位学者的著名论文：一篇是罗杰斯的《主导范式的消逝》，另一篇是拉美学者贝尔特兰（L.R.Beltrán）的《告别亚里士多德》。罗杰斯是最早承认早期发展传播学模式和理论存在问题的学者之一。其《主导范式的消逝》（Rogers,1976）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回顾和批评的基础上认为：“到1970年代中期，可以较为肯定地得出结论，即主导范式已经消逝了，或者至少在亚、非、拉作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了”。罗杰斯指出过往研究的弱点：一是忽视社会结构变量，二是仅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单元。罗杰斯强调媒介“近用”（access）、参与、媒介内容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联性，把发展的内涵从技术的、过度物质的、决定主义的维度转向平等的、草根参与的、社区自决的以及内生和外生性结合的方向，进而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的传播模式。在《告别亚里士多德》（Beltrán,1979）中，贝尔特兰把从拉斯韦尔，香农、韦弗到韦斯特利、麦克莱恩（S-M-C-R模式）统称为“亚里士多德模式”，该模式试图通过单向的信息传递来影响受者行为。在批判亚里士多德模式的基础上，贝尔特兰对“传播”的认识从“信息”和“传递”转向了“过程”与“关系”。他在横向、草根、参与、民主等替代性传播理念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对话”的横向传播模式，把近用、对话、参与、传播权、自由和平等作为对话传播的重要元素，进而呼吁关注草根、自力更生、解放和本土对话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拉美学者对现象学的引入，则从更深层面改变了发展传播学的发展方向。拉美现象学者Pasquali认为，有关发展的知识需通过现象学的方式产生，也就是说，通过不要预设前提的“悬置”，在现实条件下的意向性行动当中来产生，而不是在勒纳、施拉姆等学者的书斋和西方政府首脑的主观臆想中产生。这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批评了现代化范式的预设——即在主、客体之间，在发展推动者和发展受益者之间存在二元分割的关系。这种观点贯彻了现象学的认识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从民众之中，在现实的物质条件下，在充分的互动传播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Freire）（1973）谈道：“一个人的意识，总是意向性地朝向这个世界，总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断流动的意识。而客观和主观论者的解释都打破了这种辩证的关系，把不存在二元区分的东西（主客体）二元区分出来。这种方法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对现实的理解”。在上述学者看来，现代化范式就是这样通过发展传播者单方面对发展的问题、目标和解决办法作界定来实现的，具有明显的家长式作风。其静态、线性的单向传播模式违背了传播所具有的动态、互动和以意义为中心的本质。他们认为，对社会现实的集体理解是现实环境中的人们在传播中所达成的。发展推动者和受益者通过对话和互动，确定发展问题所在，进而寻找解决策略构成了真正的发展传播干预的基础。这种基于现象学的对于传播的建构性理解，强调“共在”（co-presence）、相互主体性、现象学的“在世”（beingintheworld）和对话主体的开放性，对于重新认识传播在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洞见。它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用“交流”的概念取代了“发送”的概念，把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转变为“横向”和垂直的双向传播，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标志着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不仅对人际传播注入了新的理解，而且对大众媒介的作用也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也为发展传播研究跳出对“硬科学”的简单模仿，转向质性和阐释性研究模式打开了空间。60年代拉美地区风靡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theory），则继续拓展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和关注重心，其对“社会公正”、“社会行动”以及被压迫者的“解放”的强调丰富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社会制度在维持不平等结构中所起的所用受到关注。同时，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两个相关概念（理想言语场景和公共领域）则为传播新范式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思路。在此基础上，弗莱雷（Freire,1970）把现代化范式与传统压抑性的自上而下的教育结构相类比，提出了一种关注解放和实践的参与式路径。在弗莱雷“解放教育”的思维框架下，传播被构想为一个对话和参与的过程，以达到构建文化身份、信任、权属和赋权的目的。这种把传播视作通过经验分享和重建进而赋权的观念，给传播学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思想的基于实践的理解。上述批判、反思及洞见最终汇聚成了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的登场。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以参与式理论为核心的发展传播学开始拒绝宏大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方式，从而开启了发展传播学向多元范式的转向。三、近三十余年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走向近30余年，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背景下，社区驱动的发展开始受到青睐。许多发展项目通过NGO、私人、慈善机构而非国家来运作执行，发展传播的关注点也从传统的教育和农业领域转到了健康、计划生育、营养、艾滋病以及环境保护上。在这些领域，国家作为行动主体，一方面太大而不能处理社区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太小而不能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在发展传播学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上述因素从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当代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转向。（一）从个体变革到社会变革传统发展传播学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路径关注传播对个人态度的影响，忽视与发展目标相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从依附范式开始，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即受到重视。之后，发展传播学的关注重心又逐渐从依附范式的“世界体系”向社会内部的微观压迫结构和不平等关系转移。在1978年首届拉美参与式传播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体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强加到民众之上，导致了现存社会关系的强化、再生产和合法化（OSullivan-Ryan&Kaplum,1978）。拉美的解放神学进一步把发展传播学的视野从个人的移情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上。解放神学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与《圣经》原则相结合，以“解放”来取代“发展”，把和平、公义、贫困、解放等问题置于中心，试图通过基督教神学把受压迫的人民和阶级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以营造本质上不同的社会。随着对“发展”的理解逐渐从技术的、物质主义转向社会公正、社区参与、社区自决，发展传播学的关注重心也从个体受众转向社会群体，从传播者对收受者的劝服转向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理解，以及转向传播网络的融合。这种从变革个人行为到变革社会的思想逐渐得到主流发展机构的认同。以致Singh（2003）认为，进入90年代中期，“‘发展传播学’这个术语，像一个自上而下、目的指向的工具，引人注目地废弃不用了”。[i]与此相应，发展传播学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ArvindSinghal发现，经典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开始逐渐让位于新的范式，“从指导性的和精心策划的‘发展传播’转向更具激发性的‘传播促进社会变革’（communicationforsocialchange）”。11982年，“发展传播”曾得到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的认可，成为该协会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DevelopmentCommunication）。而在2007年旧金山ICA年会上，“全球传播与社会变革”（GlobalCommunicationandSocialChange）取而代之，将研究主题扩大到发展、社会变革和社会公正领域。时任负责人R.Huesca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