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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如何运作今天是“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第一讲，我野人献曝，先来做個报告。书院很复杂，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一千年了。其間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並不容易。不过，接到这个題目时，我就在想：若今天是个传统书院的讲会，那又怎麼做呢？以劉宗周《證人社會儀》為例。其讲会皆有一位司会，也就是主持人。司会宣布讲会开始以後，敲雲板；雲板三声之後，司贊，也就是司儀，命童子歌诗。歌诗畢，再傳雲板三聲，主讲人才開讲。在主讲人和听众之间，還要虚设两席，虚位以侍。幹什麼？一位叫秉笔者，也就是记录；此外一位是講友。講友是來討論的。此外尚須“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要专设一位质疑者。講友和質疑者在讲的过程中不斷提问，或講畢代表听众来质疑，跟主講人展开讨论。这是在明代的情況，起码是浙江流行的方式。王阳明在绍兴蕺山书院就是这样，他的後学便也都维持了这样的制度，且會詳細写在书院的会约會儀裡。所谓会约，就是书院的规矩，告訴你讲会該怎么办，有哪些仪程、要如何进行等等。我刚刚说的制度，就见於證人书院的会约。会约规定的不止是讲会如何進行，还有許多。如现在办活动，门口不是都有签到簿吗？签到簿，那时叫做会约簿。前面常有一段引言。我们这次也有签到簿，但估计就没有引言。这引言是说明这次是什么会、有何意义、有哪些規矩、会是怎么办的等等，其實甚為重要，我們現在皆是因陋就簡。还有，大家来参加講會，但经费谁出呢？有些书院会自己出，有些则是参加的人缴费。證人書院就說要缴费，然只需交一钱以上、三钱以下。意思是说要缴费，但不要你缴多。讲会通常是早上七点钟到十一点。十一点结束以後，就該吃午饭了。那午餐又怎么办呢？通常是四人一桌，菜两荤两素。若讲会延续到晚上，那就荤素六色、酒数行。山长、地方官或比较尊贵的客人則“倍之”，更丰盛些。不像今天我們這樣不管飯。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书院有很多特点。一，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擊雲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禮，除了剛才說的以外，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司会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後才開始主持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其次該注意的是会约。許多人都知道或讀過《白鹿洞规约》一类文獻，但那只是大的、方向性地指明。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實還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範，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幾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个聚会多少小时等等。这些规定必須非常细，否則群體生活便難以進行。現代人讲中国古代社会，常有个误会，说西方人才有契约精神、才有社团契约；中国只讲礼，只是宗族禮法型的有機社會，不是機械的社區社團組織，没有契约精神，所以法治不彰等等。事实當然不是这样的。讲这話的的先生们，都不太懂中国的社、團、行、會。古代社团规章制度自漢魏以来就非常完备。书院的典章制度更是细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其中有許多生活性的规定，包括吃饭、喝茶。例如讲会开始之前總會有来宾先到，到了以後幹嘛呢？閑晃？瞎扯？當然是先喝喝茶，以後再进行正式的讲会。传统上書院都提供茶水，甚且供饭。固然有些书院要收会费，但也有不收的。如泰州学派的王艮（心斋），讲课时就有个樵夫常來聽。他叫朱恕，後来也成了有名的学者。他每天砍柴都路过王心斋的书院。有天，听了入神，就每天来听，饿了、渴了就在书院裡吃，後来即拜王艮为师。這类例子並不少见。这些会约、规约、规则、会仪文献很多，只是今人不甚注意而已。每个书院的特色，从精神上理論上，可能還不太能分辨出来；但只要看看这些规约，立刻就能发现每个书院都是不一样的，各自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教學體系。以上即是我要向各位介绍的第一部分。二、第二部分。我刚刚的介绍中有个细节，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演講時要留一个位子给质疑者。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之精神。這是书院的精神特点，但不是书院的创造。这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不过继承和发扬了它而已。那么，这个传统从哪来？从汉代的讲经来！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如家的师弟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各位读《论语》《孟子》等都能看到。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刚剛說演講時規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就是要把这种精神用制度稳定下来。而这个制度是从汉代来的。大家都知道汉代经学有师法有家法。看来学派的师承传统極其严格，今文家，就只讲今文家的道理，決不會跟古文家混。今文家中又有不同的師法。比如同樣講今文《尚书》，還要分是欧阳《尚书》还是夏候《尚书》呢！这讓我们感觉門戶森严，師法很紧。但當時在老师讲经时，会制度性地安排一个人，叫做“都讲”。類似助教。学问也非常好，其职务就是协助主講。各位知道“都”字在汉字中即是主持之意。故他也负责讲，但他主要做什么呢？我们平時讲課，学生心中都有疑问，因听讲的过程中還不是很熟悉老师的思路,或不熟悉老师所讲的经典，所以听不明白。想问，卻又担心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问了以後别的同学会不会笑话我；不断的问，同学会不会嫌我烦，觉得我浪费大家的时间等等。所以就都不敢問。針對這種現象，當時遂专设一人负责提问。“春王正月，大一统也”，老师剛解釋經文为什会这样寫，都講就追问什么叫“元”？什么叫“正月”？什么叫“大一统”？一统就一统，为什么“大”等等，不断追问之。这就构成了汉代讲经的特点。像《公羊传》徐彦的疏，翻开第一句“春王正月，大一统也”，底下就可看到它连续發了十几二十问。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汉魏南北朝有个流行的文体就叫做“难”。难是动词，以难倒别人為宗旨。有句成語叫“执经问难”，就是拿着经典和老师讲：刚刚讲错了吧？或这兒没讲清楚，没听出它是什么意思。经典中疑难的地方都要去质问，所以後来就形成難這种文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等等。难，這种论辩式的文体，是从经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南北朝更是发扬光大，各位去读《昭明文选》就可以知道，“难”也被列為一体，有很多著名的互相詰难，成為名作，一直发展到隋唐。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孔颖达就很有趣，他年轻时去听人家讲经，執經問難，不断追问，結果讓主讲者下不了台，把人家问倒了。以致主讲人竟派刺客去杀他，他躲進大臣杨玄感家裡才没被杀。可見当时问难十分激烈。後來更予扩大。每年祭孔的释奠礼。祭祀（唐代的先圣是孔子，先师是颜回。有的时候还祭周公）後，典礼并没结束，還要由皇太子或者是皇帝自己主持大型的讲论，由五经博士等最有名望的儒家大师出来讲。侍讲、侍读讲畢，质疑者进而问难，再由皇太子或者皇帝主持吃一顿饭。席間，学士歌诗、作诗，最後才结束。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後又扩大。自武德年间开始，光讲儒家还不行。祭孔後，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来，举办“三教讲论”，让三教相互攻难。這是正式的礼典，每年都要举辦。到了宋代，这风气当然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書院会讲在制度上才會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专门找你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时，他就请陆象山去讲。各位都知道书院是要有宗旨的，每个书院，即代表一个学派或一位大师在此讲那一派的學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亦是要讲明他这一路的学问。而朱熹已经和陆象山辩过了，鹅湖之会，他已非常清楚象山乃他最大的论敌。但他竟特意请象山到白鹿洞书院来讲课。象山也做了很好的准备，那天讲的是“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这一章。讲得極好，举座动容！朱熹自己也在下面听，非常感动，所以他還請象山把讲义留下来，刻在白鹿洞书院裡。（白鹿洞书院的朱熹像）朱熹自己也一样。例如岳麓书院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因为朱熹跑去那裡跟张南轩反覆辩论，他最重要的“中和新说”即形成於此。什麼叫“参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人活着就有喜怒哀乐，你怎麼能回到这喜怒哀乐未发的境地呢？對於此一難題，朱熹前後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跟张南轩反覆讨论，南轩的思想發生了变化，朱熹也有变化，兩人都受益，成為理學發展史上的大事。諸如此類故事，均可見不同思想的交锋、辩论，在书院中是十分常见的。当时禅林间也有这样的风气。因为禅宗本来就是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吸收了這種風氣。有开讲、有小参、有大参、还有晚参。小参是随機开讲，晚参是晚上开讲。聽者除了在讲堂上質疑之外，还可到住持的住处去质疑问难，这跟书院是非常类似的。三、书院是要讲学的，讲會只是其中一環。我们现在這樣讲，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要知道“书院是讲学的”这句话本身就很特別。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学校是不讲学的！古代学校就跟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一样。它們讲学吗？只有考试啊！让學生反复练习要考试的内容，反覆背诵、反覆记忆、反覆做习题，然後周考、月考、期考，慢慢让你学到一套答题的技巧、应答的本领。因為它們不讲学，故不需要谈什么宗旨講什么学问；书院卻要讲学，所以跟學校迥異。除了刚刚說的讲会之外，山长就要讲课。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学派内部也有很多争论，并不因是山长讲学，其质疑和辩论就少了。像朱子学派在南宋时期有个後学叫王柏，在“诗经学”上很有建樹。民国初年，疑古派就经常谈到他的《诗疑》。王柏是何基的学生，何基文集三十卷，裡面居然有十八卷都是跟他这学生的往复辩论，有时一件事两人来往信函辩论可達到十几通。这不是很有趣嗎？可見学派内的辩论甚是激烈。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即是靠这种有制度化保障的书院精神来發展的。朱子後學学黄东发，則常参加别的学派的辩论。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因为已成为风气了，有时还會發生一些趣事。如明代的湛若水，跟阳明很熟，学术宗旨比较接近，但也微有异同。他非常喜欢辩论，到了人家都怕了的地步。九十岁時到江西，阳明的学生邹東廓，正在江西吉安安福办书院，還告誡弟子说：湛老先生来了，他好論辯，你們不要與他轻启论端！其實湛若水是非常有趣的学者，在广东办书院時，门下有一百零二岁的、八十多岁的、九十多岁的，都来听课。他九十多岁了还到处和别人辩论，因为已养成习惯了。所以这就代表了书院的精神。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它的仪式性，第二个是质疑辩难的风气，底下就要介紹山长的主讲。其實山长主讲並不常有，跟我们现在大学每个礼拜老师都要讲课不同。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並不讲，那麼平常书院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书院有个方向，告訴學生应该遵从什，有个精神上的导引，這些都由山長提點，而其他皆靠学者自学。有时学生程度太差了（入学时因为“有教无类”嘛，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山長会讓入门较早的学长先带他。如陆象山通常会讓学生鄒约去带新生学礼。這點等下我還会讲，平常我们都以为阳明、象山都只讲本心良知。其实不然。他们其實甚重礼学，故先带他们學禮，其後老师再教。(如今的应天山书院）象山在应天山书院时，建了个讲堂，而他自己住在另一處，叫“方丈”。每次開讲，都从方丈坐着轿子到讲堂，来时击鼓为号。学生听到鼓声就聚集了，讲畢，他坐着轿子回到方丈，学生有什么问题再到方丈去质疑问难，所以山長讲学本身也有仪式性。不然为什么要击鼓、坐轿子？老师讲课通常会有讲义，因为他不是经常讲，讲通常是一个专题。比如说阳明在蕺山书院讲《大学》，就只講“万物与我同体”这一专题。这就会有一篇讲稿叫讲義，如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於义，小从喻於利”那樣。讲完後，质疑问难的记录則是语录。我刚刚已说了，每次讲会都會有记录，山长在书院裡與学生问達，也都有人记录，所以你去看朱熹的语类，非常繁复。要看这些语录你才能明白这些老师有多么了不起。因为学生随时问，问题千奇百怪，老師随时作答，仓促间既不能查考文献、也無暇思考。因當時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学生随时請教，老師也義理精熟，故能如此。语录比较庞杂，讲义就较明确，主要是专题。其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在大学裡教書这样，只是指点性的。像陽明讲《大学》只讲其中一句，你由此去想，整本書就能够掌握了，不必从头到尾把《大学》一章一句地串讲一遍。从头到尾串讲下去，是小学或蒙学才做的事，不是大学之道。现在大学便是从头到尾讲、一章一句串讲。书院教学法是启发式的，辩论、启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