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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论述古籍版本学在读书、治学（出版）中的作用。古籍版本学在读书、治学中的作用————以《太平广记》为例“版本”这一概念用于古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这一名称大约出现在五代、北宋初年。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板本讹舛》条：“印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我国古代的图书形式，主要有写本和印本两种。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造就了古代图书各种各样的版本。古籍版本学就是以这些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我国最初的版本研究与校雠工作是合二为一的。西汉时期，著名的刘向、刘歆父子首次整理国家藏书，就是在广求异本的前提下完成的，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是校勘的主要依据。雕版印刷发明以后，图书刊刻的讹误、差异、作伪及图书在流传中的亡佚现象日见增多，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版本研究、辨识与源流考辨的发展。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等人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到隔年八月结束，因编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所以定名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共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专收野史以及小说杂着，其中以神仙、鬼、报应、神、女仙、定数、畜兽、草木、再生、异僧、征应等十一类约占全书之半。古今伪书极多，情况比较复杂，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古籍版本形式多样，鉴定版本，研究版刻流传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伪赝古本，去伪存真，保护真正的宋元善本，也为古代的文史研究提供可信的文献资料。甄选出其中的优秀版本，剔除其中的伪书、讹传，对于人们的读书、治学乃至出版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由于古代官刻、私刻的盛行，以及后世多次刊刻等原因，造成书籍版本众多。就《太平广记》而言，就有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的《京本太平广记》（程毅中说此本“疑是坊刻本”。但现在我们已见不到此本）；孙潜所校宋钞本，严一萍先生撰《太平广记校勘记》云：“现存的孙潜手校谈刊本，只剩下四八六卷，缺少最后十四卷，共分四十八册”（孙校本没有《太平广记表》，有总目录而未留下校批）；陈鳣所见残宋刻本、谈恺刻本初印本、明末万历年间许自昌刻本等等，但大多现在已不可见，且各自有所增益。流传至今的古籍，往往经过多次传抄刻印，因此一部书会有几个甚至多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之间，又往往会存在种种出入，文字正误也有差别。特别是书坊刻本，往往会有所谓误衍脱倒的问题。读书尤其是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尽量要选择错误较少、较接近原书本来面貌也就是校勘性方面较善之本。其次，从事学术研究和阅读古籍应该重视版本。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这是切身感受之言，说明了读书与版本之间的关系。阅读古籍欲获好的效果，必先选择好的版本，如果部研究版本，就不知何者劣，何者优。如果读了误本、劣本，非但不能掌握原意，甚至还可能闹出笑话：元氏之世，在洛景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者》，而颇纰缪。误反“颛顼”字：“顼”字当“许录反”，错做“许缘反”。逐谓朝士曰：“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错焉。对于从事整理校勘古籍以及古籍出版工作，直接关乎到版本问题，需要版本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在选择使用底本和参校本时，须懂得版本鉴别，对涉及到的版本，需要确定是什么时期的本子，是什么类型的本子。还应当进一步知道，这一部具体的古籍现存有多少种版本，它们之间的先后渊源递嬗关系，哪一种校勘较善，哪一种不善。为了向读者使用者负责，在出版前言中还需要作认真的说明。《太平广记》引书大约四百多种，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来源，但偶尔有些错误，造成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因而不能根据它作出精确的统计。现在书前有一个引用书目，共三百四十三种，可是与书中实际引出数目并不符合，也可能是宋代之后的人补加的。《太平广记》是分类编的，按主题分92大类，下面又分150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查起来比较方便。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小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小说的总集。其中有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只能在本书里看到它的遗文。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太平广记》明代以前很少刻本流传，原书已有缺佚舛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据传钞本加以校补，刻板重印，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以后的几种刻本多从谈刻本出。另有沈与文野竹斋钞本和陈鳣校宋本。通行的版本是经过汪绍楹校点的排印本，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新一版。书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还有收在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在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在龙类的《柳毅传》，收在狐类的《任氏传》，收在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事我国传统的文史之学，也需要懂得一定的版本学知识，虽然不必像文献专业人员古籍整理工作者那样专门。这样在利用古籍文献时，就能正确地抉择去取，选用历代校勘较精的善本，而不会采用校勘不精的劣本。在必要时能够根据利用所掌握的版本专业知识，做出鉴别。现在较认真的学术刊物在发表学术论文时，一般都要求在引用文献时注明版本，以示对读者对学术的负责。《太平广记》引书很多，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入了，失传的书还可以根据它重新辑录复原，有传本的书也可以用它校勘、辑补。宋代以后，唐人小说单行本已逐渐散失，话本、杂剧、诸宫调等多从《太平广记》一书中选取题材、转引故事，加以敷演；说话人至以“幼习《太平广记》”为标榜(《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宋人蔡蕃茄曾节取书中的资料，编为《鹿革事类》、《鹿革文类》各30卷。明人冯梦龙又据本书改编为《太平广记钞》80卷。明清人编的《古今说海》、《五朝小说》、《说郛》(陶珽重编本)、《唐人说荟》等书，则往往转引《太平广记》而改题篇目，假托作者。研究古代小说的人都要用《太平广记》作为基本材料。鲁迅编辑《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时就充分利用了本书。他在《破《唐人说荟》》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没有古籍版本学知识，对于中国的古籍便无法做深刻、正确的研究和探索。如果不能从浩如烟海的流传下来的古籍中择出其中的优秀版本，我们的读书、治学、乃至整个出版界、学术界的成果都将大打折扣，同时，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对于每一个从事古籍和古汉语、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喜欢古代文学的读者来说，学习一些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知识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