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论的内在矛盾以及规划理论的困惑

城市规划１９９７．３可持续发展论的内在矛盾以及规划理论的困惑何兴华———谨以此文纪念布隆特兰德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１０周年【提要】本文讨论了可持续发展论的实际含义，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度量的困难与实施的主要障碍，阐述了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艰难，并以规范规划理论为例深入探索了规划理论面临的困境，同时揭示了规划师职业角色的窘况。文章指出，规划理论要沙中淘金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规划师需摆正位置，当好健康环境的卫士和公众利益的代表。【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规划理论引言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提法对规划界已不陌生。联合国人居中心（ＵＮＣＨＳ）在为１９９６年６月召开的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准备最佳实例（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时，把可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与协作情况（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和实际效果（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Ｉｍｐａｃｔ）一起列为选取的三条标准［１］．其间，世界各地的开拓者们陆续提出了可持续的城市、可持续的建筑等概念，试图把持续发展的思想溶入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２］。可是，在规划界也存在着一个不良顷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忙于“创收”，对于可持续发展无意开展深入的讨论［３］；二是滥用可持续发展一词，不愿进行透彻的思考。针对这个情况，本文试图把研究重点从认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转移到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艰巨性方面进行探索。一、共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于１９８０年由自然保护国际联盟（ＩＵＣＮ）首次提出的，但当时只不过是环境保护主义急进分子的一个“说法”［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广泛接受并使用该词是１９８７年４月之后的事。１９８３年，挪威女首相ＧｒｏＨａｒｌｅｍＢｒｕｎｄ－ｌａｎｄ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成立了一个由五大洲多国的官员、科学家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全球发展与环境问题进行了三年大跨ｏｎＦｕｔｕｒｅ）．报告中将持续发展描述成“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它强调环境质量和环境投入在提高实际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中的重要作用［５］。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共同接受的定义。Ｐｅａｒｃｅ等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收集的说法多达２４种［６］。但是，说法虽多，分析起来不外乎几个根本。第一是提出了当前与未来的关系，即发展的未来责任（Ｆｕｔｕｒｉｔｙ），认为我们当前在世的人们与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们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决不能寅吃卯粮，只顾当前、不顾将来。第二是提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即发展的社会责任，说的是同时在世上的人们在财富分配与接近资源的机会方面必须公平合理，不允许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第三是提出了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即发展的环境责任，强调人类应考虑自己各种活动的环境后果，否则破坏了生态平衡，早晚会受到惩罚。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含义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类与周围环境即自然看成一个整体。事实上，熟悉人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新鲜事，而是范式发明者的永恒主题之一。从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到西方的人地环境观，多少智者明人为此苦恼过。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局限，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个体人或某一部分人。对比起来，持续发展论则建立了十分明晰的整体观，另一点是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性。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简要提一下三十年来发生的两次环境革命，首次发生在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主要是环境学家们呼吁人们应关心人口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然而，各国都在忙着增强国力、改善物质生活，否则不仅人民基本需求难以满足，就连社会和政权的稳定也不能保证。结果是，关心环境的人越来越多，但污染却越变越严重，当时的观点立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出现的第二次环境革命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论。作始甬者称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以通过政府精心的干预协调好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环境问题还必须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他们相信“人类能建设一个更繁荣、更公正、更安全的未来”，并预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即将来临”［７］。这无疑为绝望的人开启了一线曙光，可同时也为幼稚的人多添了一份迷信。理智的人则要问：怎么知道发展是否持续？怎么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呢？二、崎岖道路：可持续发展度量的困难与实施的障碍尽管不能说持续发展不可衡量，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找到足以让大家人均年收入（美元）占总量的百分比统一认识的方法。更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没有度量的困难，通往可持续发展的路上仍有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目前，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货币的方法，二是物质的方法。在前一条道路上开拓的人是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称环境是能够用“成本收益法”（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ｏｌ）进行分析的。他们甚至相信人的愿望和优先权也可进行量化的测定。简而言之，环境能被看作经济学的一部分［８］。然而，这种观点不仅其他专家提出了异议，就连经济学家们本身都不能完全赞同。反对这一方法的先锋是进行环境精神分析的专家们。他们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具有极端的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把用各种假定支撑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当作分析环境生态及人类欲望的工具是不合适的。换言之，全球稀缺的资源，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更难以货币化或作为一种商品为某人所拥有。推崇物质方法的人认为，尽管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价值还缺乏完整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人都承认自然资源是珍贵的。这些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不可再生的（至少对于人的寿命而言），如石油、土地等；二是可以再生的，如动植物（包括人本身）；三是流动的，如风、水流、阳光等。对所有可被人类利用的资源进行仔细分类，并用一些恰当的指标对其变化进行量与质的测度，找出它们的走势，就可能避免不持续的现象。这种方法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尚不清楚自然容忍人类活动的极限，因此对环境价值的不同侧面看不大清楚；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仅仅关心生态环境问题，不关心人类社会本身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个缺憾［９］．尽管如此，不同方法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如何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活动控制在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因此可以说，人类已大概知道应往何处去。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我们仍在原地踏步，甚至面临着逆水行舟的危险。Ｂｒｕｎｄｌａｎ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问世后５个月内被发到世界上１００多个国家领导的手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或提出异议［１０］．可在实践中，除少数几个国家（我国是其中之一）比较重视，多数政府并未从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因此，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除了上述环境方面的考虑外，还不能忘记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第一，人类生活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表１）。如Ｓｔｏｅｌ指出，讨论持续发展而不关心目前世界上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１０亿人民是不公平的。然而，高收入者们不可能放弃他们已经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放弃他们多年竞争获胜而到手的财富呢？毫无疑问，纯理论的持续发展只能是彻底的幻想［１２］。只有发达国家和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未来责任，世界才有可能持续发展。第二，持续发展从概念上与所谓的西方民主是有矛盾的。Ｈｏｌｍｂｅｒｇ指出，民主真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民众参政有利于科学决策，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另一面是大众都期盼着改善物质生活，那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和能量（表２）。表１世界收入分布水准人均年收入（美元）人口百分比占总量的百分比低＜５４６６９５．２中５４６—５，９９９２２．５１２．９高＞５，９９９１６．６８１．９表２能耗的五个阶段阶段时间（年前）人均能耗（卡／日）原始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０农耕１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１２，０００早期城市５，０００—２００２６，０００城市工业２００５０，０００环球依赖现时现时３００，０００因此，民选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满足大众需求，只好向其他地区或下一代“借资源”。可见，持续发展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目标通常是被冲淡了的。第三，持续发展论仍在福利主义（Ｗｅｌｆａｒｉｓｍ）与市场竞争之悖论中跋涉。前者常常因难以为各种资源与产品定价而导致浪费，而市场又因不能控制高收入者的过度消费而引起能耗的增加。土地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国家划拨使得使用者不必为占用土地承担任何风险从而导致多占的欲望；市场分配又使得有钱人占有远远超出其基本需要的土地，或从事投机或造成浪费。在这样复杂的矛盾中，明哲保身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往往采取“宁罢主义”（ＮＩＭＢＹ）和“宁拖主义”（ＮＩＭＴＯ）［１４］的态度。即：搞持续发展可以，但别在我的“后院”开始，别在我的任期实施。因此，可持续发展论所描述的和谐至少在目前仍是人类的梦想。三、开拓进取：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艰难把梦想转变为现实离不开精心的规划。可是，现行的规划在处理上述问题中却显得苍白无力。规划指的是“在具体开始做某事之前仔细考虑如何去做［１５］．”Ｃａｍｈｉｓ在其著作《规划理论与哲学》中收集了五种由理论权威，如Ｐ．Ｈａｌｌ、Ｃ．Ｃｈｕｒｃｈｍａｎ，给出的定义，虽然用词与词序不同，但都指出了完整的规划不仅要有实现的目标，更要有行动的措施［１６］。因此，从规划的定义看，促进可持续发展不是难在确立目标，而是难在提出措施。《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描述了可持续发展论所要达到的七大目标：经济增长、社会平等、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开发技术与管理风险，以及改善环境。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目标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凌驾于各层次的局部利益之上。于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措施不仅要处理目标间的矛盾，还要平衡地区间（国家间）的冲突，这是现行的规划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尽管从理论上讲，规划作为一个工具，可以被不同的人及其组织所采用，规划实践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现代规划理论在西方的发生和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一般被认为始于二战后发生在美国的管理研究。这种研究原本是为了扩大目标对象的利益，其思想基础是“理性主义”，即相信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确定何为“最佳”选择。因此，选取谁为目标对象和如何衡量所得利益构成现代城市规划５０１９９７．３规划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这个原则运用到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目标对象与所得利益的考虑便从个人或一部分人扩展到在地球表面生存的全人类（社会责任），从某一时间段延伸到长远的甚至永远的（未来责任），从某一地区放大到全球的甚至宇宙的（环境责任）。不难看出，这一重任不可能由政府以下的组织承担，于是，政府规划便成为争议之焦点。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政府规划难担此重任。首先，政府规划的制定受到知识、资金、程序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难免顾此失彼。无论是环境建设规划，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良规划，都在目标之间和措施选择上存在矛盾与困难。其次，政府规划虽然标谤关心“公众利益”，但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代社会，公众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如何找到其共同利益呢？实践中，这些规划关注的公众利益往往只是决策者与规划师认为的“公众利益”，这就使得问题与决策过程和规划师培养紧密联系起来。再次，即使上述公众利益在衡量上没有争议，它仍旧难以超出政府管辖范围，这就导致一些地区的改善基于其他地区的资源输入，有的甚至引起其他地区的衰落．城乡对立的国际化［１７］、污染工业的转移以及激烈的军事竞争都是明证，难怪有人认为规划可持续发展先要成立一个“国际政府”。可是，在目前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上，谁能说代表不同人群利益的组织形式已经可以消亡。于是，政府规划如同其他决策形式一样仍不可能超越“为目标对象谋利益”的范围。当把人类整体作为规划对象时，其理论基础岌岌可危。四、沙里淘金：规划理论更新的问题根据Ｐａｒｉｓ的观点，规划理论可分为两类［１８］：一是规划所用的理论（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即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甚至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发明的理论拿来指导规划；二是关于规划本身的理论（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研究规划的方法与技巧。区别在于前者用于理解规划发生的背景，称为本质的知识（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后者论述规划如何进行，视作操作的知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