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探讨

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探讨摘要/基于广义的可持续理论与城市可居性研究，以及城市住区实践模式的考察，论文提出了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框架，并试图在紧凑与混合住区、聚居与交通模式、住区与公共空间体系、生态与多样的住区建筑形态四个方面深化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内涵。关键词/可持续城市理论城市可居性可持续城市住区在中国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的今天，城市住区无论外延的扩大，还是内涵的重构都是如此的剧烈和迅猛，大量的城市住区在原野上诞生的同时，城市内部老的与历史性的住区也在被不断地蚕食。在全球化与地域多元化共存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城市住区的构成与重构在不同的国家与城市、针对不同的状况，都需要不同的模式与策略。不可否认的是城市住区的发展还是面临了许多相同的问题与关注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研究与实践。尽管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与接纳已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现实，但是可持续理论的广义性也造成了实际运作中的迷失。尽管其理论目标比较统一，但具体领域还存在实际运用的诸多困难，最为困难的部分在于将这些目标转译到具体的语境中去。在城市住区的领域同样如此，尤其需要一些更具现实操作性的理论总结与探讨。在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研究方面，可持续城市理论与城市可居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义的理论基础，新城市主义、城市住区复兴等实践则是针对不同的住区课题，以可持续理论为关注，在不同方向上发展出的运作机制。因此，对于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探讨，需要从不同研究和实践的关注点寻找答案。一、可持续城市理论自从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中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可持续城市发展”已成为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城市目标，以至于其真实的价值反而经常被混淆和弱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学者们则有不同的争论。最为广泛的是布伦特兰报告的定义“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一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发展。”世界保护协会给出的定义则是“在生存系统承受力的范围内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城市生态主义者S.韦德则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提高人类与生态系统长期健康的发展模式。”尽管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定义非常之多，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城市的生态危机，城市在生态学意义上成为一个巨大的营养与能源消耗的有机体，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其二为城市的社会危机，一方面伴随全球城市化进程，部分地区居住环境的恶化仍然是未被解决的课题；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巨大差异与悬殊，带来了城市物质系统的隔离，尤其在以市场与商业主导的当代城市开发中，城市空间转向局部个体需求，对于公众生活的关注缺乏机制的制约，以至于城市住区越来越演变成为“隔离社区系统”，公共空间日益被私有利益所蚕食。基于对城市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洞察，可持续城市理论的研究关注了三个核心主题：对于长期城市远景的关注，主张城市的发展要有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视野范围；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以避免现有的城市模式在全球尺度上导向生态与社会危机；对于城市不同项目、领域和参与者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的关注，这一复杂网络及其内部机制认为城市的不同方面，如交通、住区、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目标，不应各自独立，应联为一个整体，主张环境－社会－经济目标的协调。总之，可持续城市理论倡导区别于传统的“物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针对了当代城市的特定问题，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策略性的研究方向。二、城市可居性研究城市可居性的研究将可持续城市的理论关注，在城市居住的层面更为具体化。它一方面与可持续城市理论一脉相承，同时与对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密切相关。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社会与经济学领域。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J.K.甘布伦斯在其所著《丰裕社会》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有学者在划分生活质量研究的内容时，提出四个变量：生活的机会、生活的结果、内在生活质量与外在生活质量，并分别针对环境的承载能力、全体的生存能力、生命的效用和个体对生活的评价四项内容研究生活质量。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与可持续理论的发展是同步的，同样也是对以物质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主张追求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模式。随着城市中住所、公共健康与卫生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城市可居性的课题在当代社会中愈加重要。城市可居性研究，将可持续理论具体化，来关注城市生活质量的问题，从而提供了调整传统城市和社会模式的策略。S.韦德将城市可居性研究的主要指向概括为：1.紧凑高效的土地使用：对于现有城市模式，尤其是针对欧美城市对于土地资源的消耗，提出城市增长边界（UGBS）以及对于建成区土地利用的绿色、安全、吸引力与可居性的提高。2.更少的汽车使用与更好的到达：主张现行交通系统等级的修正，以促进社区感和能源节省为主导的住区模式。3.高效的能源使用，减少污染和浪费：从“开放式”转向“闭合式”能源利用模式，主张建筑与能源的综合再利用，包括建造过程对于能源消耗的节省。4.城市自然系统的维护：对于城市中河流等原生和次生的生态系统元素、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城市衰败地区和城市废弃地的生态系统等的维护。5.良好的住居环境：针对丑陋、同质、步行不友好的开发，主张住区应使人们易于到达开放空间、聚会场所与公共设施。6.健康的社会生态：针对无家可归者、种族问题等间接造成欧美城市内城衰败的因素，主张关心弱势，追求城市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公平的促进。7.可持续的城市经济：有三重含义，修复性经济，帮助修复环境与社会的破坏；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地方主导的经济，基于当地所有、当地投资、当地资源与当地市场的经济。8.社区参与：鼓励市民对于城市决策的参与。9.地方性文化的保护：促进传统手工业、文化实践、建筑文化遗产以及建造技术的保护。1)三、可持续城市住区理论可持续城市理论和城市可居性研究，在宏观上为城市住区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在城市住区的层面，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理论探索。Rudlin(1999)提出了与可持续相关的住区4C模式：环境保护、居民选择、社区与成本，并提出了可持续的城市邻里概念，强化城市内部紧凑的住区开发，建立平等的、各阶层融合的邻里社区。在国内的研究中，吴志强教授等人结合“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居环境评价体系”，提出了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科技发展指标与物质发展指标构成的系统要素分析法，作为住区层面的可持续内容指向。在具体的实践与理论层面，相当多的城市住区理论都与以上理论研究密切相关，其中兴起于美国的新城市主义以及在欧洲城市广受关注的城市复兴，可以看作是在住区尺度上的理论应用与实践。新城市主义被看作是针对美国郊区蔓延和内城衰败的问题，对于城市可持续住区的探索。它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入手，基于一种“整体开发与再开发策略”，着力倡导比当前房地产分类方法更为完整的机制。它继承了现代主义“通过中心创造社区”的构想，也延续了“城市主义”对于社区与传统城市肌理的探索；新城市主义试图将精巧的传统步行住区模式应用于大都市的矛盾性扩张，同时，借助大都市的轻轨等交通形式，与可持续住区的创造相结合。在欧洲城市广受关注的城市复兴，可以看作是针对城市现存住区的提升，通过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结合，摒弃单纯对城市低收入阶层住区的物质性改造模式，倡导城市中心住区的整体策略，它针对城市的衰败与废弃地区，主张综合的“物质—社会—环境”改造方法，并呈现出两个主要的目标取向：在城市内部挖掘潜力，尽力解决当代城市的居住问题；通过整体的城市改造，以社区为依托提升住区空间的品质，提供整体可居性的城市住区。概括城市可持续理论的研究以及城市住区的广泛实践，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支撑点使得城市可持续理论与当代城市住区的实践结合起来：关于紧凑与混合的城市住区；关于聚居与交通引导模式；关于住区与公共空间的体系；关于生态与共生的住区建筑形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构建起可持续城市住区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将可持续城市住区的理论框架概括为：关注公共交通的核心与凝聚作用，发展紧凑和混合的住区形式，加强住区中步行为主和公众参与的公共空间系统，采用生态与新旧共生的城市住区建筑形式，以促进历史与当代的平衡与延续，在生态方面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耗，并在住区的社会与经济方面达到平衡的考虑。●紧凑与混合的城市住区紧凑城市住区的概念往往与传统的城市模式相关联，一方面，密集与混合的传统住区模式造就的独特居住社区氛围，成为当今城市住区可资借鉴的范本；更为重要的是，紧凑城市住区模式与可持续理论对于生态利益的关注相契合，紧凑与混合的住区可以更有效利用能源，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避免城市无休止的扩散，并创造城市中心住区复兴的契机。在城市尺度上，紧凑住区主张减少汽车的使用与穿行频率，并倡导居住与办公更为密切的结合；在社区尺度上，紧凑住区主张加强社区内部的结构性关联，是与社会构成模式相关的住区形态。紧凑城市被认为是最为可持续的环境方式，是可持续城市住区首要的目标，它实际上针对了欧美城市住区发展的两大难题：中心城区因为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产生的城市衰退区，使得城市住区空间在这些区域松散单一、缺乏场所感、缺乏紧凑的社区结构；而对于郊区住区，以美国城市为代表的“郊区蔓延”成为能源浪费和不可持续的典型模式。在我们当今的城市住区领域，两个方面的失误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混合住区既是传统城市住区的组织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当代城市的特征，它通过城市住区中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新分配，以促进不同功能和人群的共存，达到住区多样性的目标。这对于以功能分区为原则的住区组织模式是不小的挑战，例如，中国现有的城市住区法规，还不支持住区的混合性。北京的SOHO现代城，成为住居与办公紧密结合的典型住区，但按照现行的城市法规，开发商在经济上难以划分混合产权，只能作为个案进行审批。同样，在上海出现的住区内部办公化的趋势与争论，实际上反映出城市住区对于当代城市功能特征的不适应与滞后现象。混合住区的另一个指向是对于城市住区隔离与分化的关注，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主张不同阶层居民的混合。侵入与接替、分层与隔离的过程，是城市住区演变的社会学模式，也是城市住区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了城市空间的市场化，N.史密斯对于美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研究表明：“绅士化（严格讲，是工人阶层社区的居住改造）是城市空间经济的重构，是资本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或租金鸿沟的必然”。2)在我国城市的旧城住区改造中，普遍采用了市场化补偿的机制，随着补偿价格的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再开发成本的上升和城市中心的“绅士化”，“富人进城，穷人下乡”的现象蕴藏了一定的社会性危机。因此，城市住区的市场化分层与隔离，是当前城市住区难以避免的现象，不同阶层业主的混合对于保持城市住区的活力，以及维持可持续的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聚居与交通引导模式可持续城市住区，主张对于交通及其引导的聚居模式予以充分的关注，这是基于对汽车为主导的社区模式反思的结果。美国城市学者P.卡尔索普主要针对郊区住区提出了“步行口袋”模式，建议推行1/4英里或5分钟步行距离的混合住区开发，在其中对于汽车、公共交通与步行给予同样的关注，所有住宅和商业设施提供停车点，利用轻轨系统或便捷的直达公交,形成住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意图创造更具选择性的环境模式。这在新城市主义的实践中得到较多的使用。中心与街区是可持续聚居模式的两个关注点。可持续城市住区主张以公共交通为主导，围绕位于公共交通换乘点的社会、商业活动中心扩展，形成街区构成的网络，街区与公园、街道等构成的公共空间紧密联系，居住街区靠近工作、就业与商业设施，从而减少了汽车的日常使用。在都市尺度上，则依赖轻型轨道交通系统，联系起所有地区中心，建立快速捷运系统；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则更为有效地负责地区范围内的交通联系；在社区内部，则着力促进自行车和步行为主的居民日常行为，从而减少拥挤与污染，保证了安全与公共空间的活力。这一聚居与交通引导的城市结构类型从根本上使得高密度住区的生活品质得以满足。●住区与公共空间的体系在传统的城市住区模式中，住区与公共空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以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为例，四个重要的元素构成了住区模式的核心：路径、街区、地块与住宅，层次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