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性设计

可用性设计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可用性是设计师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设计的第一步，可以说，可用性是产品设计的核心。首先，要按照人的尺度设计.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概活了70岁。一生旅居各地，收徒传授论辩知识，被人们尊称为智者。他的著名命题是《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他这里说的人就是指人的感觉。事物是什么，要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它呈现在你的感官面前的样子，对我来说，它就是呈现在我的感官面前的样子。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它就是冷的；我觉得热，它就是热的。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强调了人的作用和价值。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格拉的故事。普罗泰格拉教过一个年轻人，规定年轻人如果第一次诉讼胜利了才交学费，否则就不交。结果这位年轻人一场官司都没有打，普罗泰格拉自然也没有得到学费，为了要到学费，普罗泰格拉就与这个年轻人打官司，并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输了，按照合同规定，他应该给我学费，如果赢了官司，按照法庭裁决，他应该给我学费。但是学生却说，如果赢了，按照法庭的裁决，我不应该给您学费，如果输了，按照合同的规定，我不应该给您学费。因此在设计中也是，不是最贵的最好，而是最合适自己的最好。08年北京奥运会南站开通的时候，媒体上议论铺天盖地，有人以奇大无比来形容，很符合中国的胃口，而且，人们把这个建筑和当时北京为筹办奥运会建设的一些体育场馆，新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等建筑联系在一起，一时间巨大的尺度，贪大求洋之类的词语成为了公众和媒体批评狂欢的常用语，当时看来，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四年过去后，虽然许多批评仍能站得住，但有些批评却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比如北京南站，现在来看，诺曼·福斯特的设计还是非常合理的，作为全国高铁的枢纽，北京南站每天要处理数以万计的庞大人流和运能，它显然需要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但从体量上讲，它与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比起来都不算大，外观上，跟“夸张的”苏州站也没得拼，但是，从设计来看，北京南站显然更紧凑、更合理也更实用。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巨大的广场、巨大的政府办公楼、巨大的办公桌、巨大的领导休息室……，这些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似乎只有“巨大”才能与“大国”、“大手笔”、“大气魄”相称，但中国的建筑和设计到底需不需要“巨大”的尺度呢？是不是“大国”的尺度一定要“大”，“崛起的大国”尺度就要“越来越大”？这好像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巨大”到底是多么大？估计没人能说的清楚，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一种观感，不是量化的、数理逻辑的产物。事实上，北京南站的“巨大”是有数字依据的，其设计的最大客流量是每天50万人次，所以，北京南站的设计才让人感觉“巨大”，它的“大”是有道理的。真正优秀的建筑师不会在要不要“巨大”的问题上费脑筋，他们关心的不是形容词，而是科学的、合理的尺度。比如福斯特在做大型的公共建筑的时候，就主张把人群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打包处理，而且在他设计的大尺度的巨型建筑里，也有小尺度的空间供人们休憩、交流。所以，不能因为建筑的体量大，就说建筑的尺度大。事实上凡是好的建筑，它的尺度都是有依据的，而无论设计师坚持什么样的尺度概念，归根结底，最核心的概念还是“人的尺度”。其实，“人的尺度”在我看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其一，与数学、几何有关，强调比例、数据，它会影响设计标准，但又高于设计标准，是设计师可以使用的一个有弹性的设计规矩；另一面，“人的尺度”也与感觉、心理、美学、文化意识有关。前者相对清晰明确，后者是相对模糊感性一些。比如，我们读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名著《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即日本人对于设计中“人的尺度”的理解启示也是“缩小”的。譬如，唐宋时期，中国的茶道传到日本，茶具也传到日本。由于日本人喜欢在在四叠半榻榻米（7.29平方米）的茶室里办茶会把玩品评“唐物”茶具，所以小型化的“唐物”茶具就越来越受青睐。久而久之，日本的茶具比起真正的中国唐宋时期的茶具来，尺寸就缩小了不少。如今，中国人喝功夫茶用的茶具，其设计的尺度反过来又受到了日本茶具的影响，变得很小。那些小茶杯如同北方人喝白酒的小酒盅。但如果我们到博物馆里看看中国1000年前的茶具，哪怕明、清的茶具，就会发现，中国人自己制作的茶具，其尺度感要比我们今天用的茶具大方的多。现在中国的陶瓷设计师和陶艺家们做茶具，总是感觉做不过日本和学日本的台湾，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知不觉中把日本的“小巧精美”作为我们制作茶具的尺度和标准肯定是值得反思的。再如，日本的汽车设计，其车身长度、空间尺度和设计标准跟欧美的汽车不一样，要小巧玲珑的多，中国人夹在中间，既不研究也不知道学谁是好，结果失去了自己对于设计尺度的把握，至今也没有像样的中国汽车设计特点和品牌。显然，日本人的这种“缩小”的尺度意识，会影响到我们的审美，而如果我们没有文化自觉，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以“他人之美”作为自己“美的标准”。长此以往，所谓设计创新，也只能做些表面文章。所以，要寻求中国设计的美学个性，也要在尺度上寻找跟日本的“小尺度”不一样的尺度，寻找中国人的、合适的尺度。其实，小到茶杯，大到建筑、城市规划，几乎一切设计都脱离不了尺度。尺度不是硬性的国家标准，尺度是根据，是设计在数学和几何学意义上的基石。“人的尺度”就是对人的理解，就是通过设计表达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我们现在之所以感觉许多城市的建筑设计、景观和规划不人性化，不舒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缺乏对“人的尺度”的研究和坚持，一旦把“发展的速度”、“长官意志”、“权力想象”当成建筑的尺度，设计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一定是不舒服的、不人道的。像苏州、南通这样的城市，为什么出行方便，生活的舒服惬意，因为城市的街道、房屋设计都是根据“人的尺度”规划设计的，而北京的道路，有的地方已经宽到了跑步都跟不上红绿灯变化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让人惬意呢。当然，有些纪念性、带有政治或文化色彩的公共建筑需要大一些的尺度，拿正常人的身高作为尺度做不到“庄严雄伟”，但是这种大也要有个限度，大到“大而无当”也就没有意义了。比如改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比起来，国家博物馆重新装修后的空间可谓“气势撼人”，但是好不容易排队进去之后，迎来的是空间设计的“假、大、空”和展品的单调与乏味，显得这种“巨大”毫无意义。现在，全国各地还有一种现代主义的“衙门建筑”，就是办公楼前面的台阶非常高，不逊太和殿前的台阶，巍巍然如泰山十八盘天梯，直接把单位的门口开在二楼或三楼，如果是老年人或残疾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走。笔者老家就有这么一栋衙门建筑，以前是当地法院的办公楼，后来法院搬迁，这座楼改作幼儿园，真不知道那座即高又陡的楼梯对于太真无邪的儿童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城市规划设计要体现“人的尺度”,需要厘清四个问题:首先,要多体现科学性。如今,一些城市建筑设计或者标志性的建筑物,往往一出现就引起人们的吐槽和议论纷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建筑物搀和进了不少的“拍脑袋”决策因素,最后的决定权不是在设计院手里,而是在一些领导者手里。尽管领导是外行,但是也喜欢按照自己的主观认识来发表决定性的意见,设计院只好迁就。如果更多的设计完全按照设计的科学规律来办事,那么不伦不类、不美观甚至很丑陋的建筑就会减少,科学的设计所展现的建筑美就会让更多的人获得建筑美感,提升建筑的人文美学修养。其次,要多体现服务性。很多的城市设计,更注重的是抽象的城市形象,更注重恢弘气派、出类拔萃和标新立异的代表性,少有考虑服务性,平时高喊的“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城市为人民”的行政理念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城市设计理念中,有意无意地忽视设计的服务性,诞生了不少的“假大空”和“请勿靠近”的建筑,虽然号称“国内第一”,但是市民却没有感觉,再好的设计,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体现服务性,就会“高处不胜寒”,让市民敬而远之。第三,要多体现方便性。老百姓说好的设计才是真的好,而老百姓所说的好设计,第一就是要实用方便,其次才是建筑美学范畴的事情。现在一些城市的绿化设计,往往为了所谓的提升档次,就轻易将一条充满了遮天蔽日的绿荫街道的高大行道树,换成了外来的很漂亮却怎么也长不高、长不大的小树,而且不耐寒,不耐旱,不耐病虫害,炎炎夏日,过去的绿荫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顶上光秃秃,脚下烫乎乎,烈日当头照,燥热无处躲”的尴尬；而动辄“喜草弃树”的非科学绿化意识,让难以伺候的草坪多了,让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树林和森林少了,而越来越多的草坪,游人想亲近草坪却到处都是被禁止的告示语和劝阻,以至于市民不以为然地质问,“公园草坪就是供大家游玩,不让踩,种它有什么用?”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如果草坪不让躺,不如改种仙人掌”。其实,只要当初设计草坪的时候,选用耐践踏型的草坪品种,就会满足游人亲近草坪的实际需要。总之,城市规划设计要体现“人的尺度”,从大的方面来讲,需要摒弃为了好大喜功和“形象”、“虚荣”、“政绩”等等的浮华之风,从小的方面来讲,要摒弃为了部分“权贵阶层”而设计的阿谀逢迎之风,而需要多关注平民的设计需求,将体现“人的尺度”的设计更多体现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上,在更多细节上体现的“人的尺度”才是最生动、最鲜活和最有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