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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翻译的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在人类社会走出封闭、走向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使人类社会迈出相互沟通理解的第一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重要作用。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解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之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就本质而言，翻译文本本身就是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与拓展。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影响翻译。历史研究表明，文化与翻译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一方面，翻译影响着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翻译。（2）文化立场影响翻译。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3）文化心理影响翻译。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而文化心理对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在它的背后，作为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作用。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虽然传统的翻译观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应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完整的传达原作的内容，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下，将原文中与目的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文字删去，包括出版社、编辑甚至出版管理部门也有可能对译文加以删改。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他常常渗透或主导有关权利机构，采取政治行为对翻译加以干涉。比如50-70年代，中苏关系良好，中国在对外国文艺的政策上与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我国出版界欢迎苏联作品，而对欧美的现在作品拒之门外。可见，在选择所译文本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起的重要作用。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翻译的主题因素，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两位翻译理论家弗美尔和赖斯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他们提出的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目的论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指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世纪末，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梁启超的翻译动机是强大而明确的。所谓翻译观念，即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他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翻译观的确立不仅仅对拟译文本与翻译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译者的具体的翻译方法和处理原则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从红与黑的各个译本中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翻译观的指导下，译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出现了不同的实践，产生了风格殊异的译文。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语言关系是指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所构成的关系，在语系模式中，一个语群即一组彼此有关系的语言，叫做语系，比如印欧语系。在具体的翻译活动特别是在语际翻译中，涉及的两种语言即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必然存在着亲与疏、远与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给翻译活动造成障碍。不同的语言对现实的构建和对人类经验的切分所反映出不同的语言结构关系。从理论上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也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也都具有同等的翻译能力。奈达提出，语言各有所长，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所以翻译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但是在新洪堡派看来，每一种语言中的现实要素绝不会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出现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者同一语言在其他各阶段的分析。因此，不同语言的结构，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翻译障碍，以及世界映像与文明差异给翻译造成了种种困难。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许多翻译家充分地认识到了语言之间的不同关系给翻译造成的影响，因此要注意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和差异，根据东西方人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语言的不同结构方面有针对的去克服障碍。可译与不可译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将翻译强加给了人类，而语言与现实、思维之间的非直接关系，造成了语言结构的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给翻译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属不可译性。不可译这一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理论层面的不可译性，而是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对于翻译者而言，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比如语言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方言、土语、双关语等）和文化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词汇缺项等）。但是，不可译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翻译在根本上就不可能。理论依据：乔治穆楠对翻译的可译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未参照，并吸收人类学、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万能论与翻译不可能论做了深刻的剖析，最终得出了。布隆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是对任何翻译活动在理论上的正当性或时间上的可行性的一种否认，既然一个陈述的意义永远难以认识，那么旨在吧一门语言的意义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翻译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像理论页对翻译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结构，宇宙结构与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之间并非是直接的对等关系。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不管人们所利用的语言如何不同，它们总是反映出实际生活，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实际。因此，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的。理论依据：乔治穆楠提出了翻译是可能的，但它确有限度。认为，翻译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以共相的存在为依据，论证了不同文明与不同语言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互补渗透的。在本雅明看来，翻译的可译性有二：一是要有称职的译者，而是原著的本质不仅可译，而且需要翻译。翻译的可译性取决于两点，一是解放，而是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