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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讲地方志地方史区域社会史一地方志的概念及其分类：概念：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载也。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它是一种以记载一方之人、事为内容的著作。它的基本特征有两条：从空间上说，它以一个地方为对象；从内容上说，一地的历史，都在它的记载范围之内。地方性、综合性是其根本特点。某种意义上说，方志是地方史，“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是综合性国史体在地方的延伸。“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宋代设有国家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地方志是记述特定时空内1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的地方，不仅仅是针对中央的那个地方，也不只是行政区划界定的区域，而是广义上的某个区域。它既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如省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脉所在的区域、海域等。（王照伦：理论方志学浅说.海南史志，1995，[3]，8-16）分类：地方志按它记述的空间不同可以分为行政区域志和非行政区域志2大类。记述空间是行政区域的有：国志（一统志）、省志、自治区志、直辖市志、市志、县志、乡志、镇志、村志等。记述空间不是行政区域或跨行政区域的有：山志、江（河）志、海域志、海岛志、寺（庙）志、等。还有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盐井志等（王照伦：理论方志学浅说.海南史志，1995，[3]，8-16）按照志书记述的内容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志书。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是所志时空的方方面面，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美德到陋习，无所不包。比如一统志、省志、县志等即属此类。另一类是单一性志书。单一性志书记述的空间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和非行政区域，这类志书的名称庞杂，如：山东文化志、中国戏曲志、欧洲风俗志、南极矿业志、日本服装志、西非报业志、平邑县水利志、临沂市农业志、中国淡水渔业志、杂志、怪异志，等等。（王照伦：理论方志学浅说.海南史志，1995，[3]，8-16）按照志书记述的时间不同可分为通志和断代志2类。通志记述的时间上限是被志事物的发端，下限是志书断线（截止时间）。如《费县志》（时限是开天辟地到1985年）。断代志记述的时限是某个时期或者说某个历史阶段，如《费县志（1986-2005）》。方志分为总志、地区志、专志三类。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总志不具备地方区域性，不属地方文献的范畴。民国以后也未再修总志。地区志有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都邑志，此外，还有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盐井志等。专志是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山脉；水志记河、湖、塘、泉等；名胜志记一地的名胜古迹；风土志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的著名人物。地方志具有地方区域性、历史资料性、内容综合性、时间连续性等特征，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它的特征和作用决定了它在地方文献中的主体地位。要了解、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就必然要了解、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地方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宝藏。二我国地方志编撰的历史源流及其在史学中的地位：前已述及，所谓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但是，方，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依循这样一个思路，也可对我国地方志编撰的历史有个较为清晰的梳理。话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人（包括学者）多据明清方志特点给方志下定义，找源流，其实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揭示方志的历史流变及其丰富内涵。我觉得应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去理解方志的含义及其形态特征。（一）方国史（列国史）——秦以前的地方志2在实行分封制的奴隶社会，方国（诸侯国）是相对于天子中央的地方一级政区，所以，那时的“方志”就是方国史、列国史。章学诚明确称方志是“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目前有人对章氏的话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肯定的。地方记录的开始，是地方实力强大的产物。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周礼》，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一说，是为“方志”一词的源起。此说表明，在西周时代，方国史迹的记载，是由周王室负责的。东周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国力量的强大，地方记录开始独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晋乘、鲁春秋、郑志等。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史记”（后毁于秦）。方国史在记载“方”一点上同后世的方志相同，对后世地方修方志有影响，但体裁是编年体，和后世的方志差异很大。换言之，它和后世的方志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间接的影响。（二）郡志、地记——秦汉时期的地方志：秦以后，中国实行了郡县制，有了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于是，所谓方志，就是某一地方行政区划的综合记载。早期方志只有地方一级政区才有，故又称“郡书”、“郡国之书”、“郡县之志”。秦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社会的开始，按理也是“郡书”式方志的开端，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晚了一拍，值东汉以后始产生。和隋以后方志不同的是，早期郡志的产生，是地方实力增强的产物。秦及西汉，实行强本弱枝政策，随时迁徙地方豪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实力很弱，所以，地方记载不受重视。东汉以后，迁豪强政策停止，豪强开始在地方生根，地方实力大增，门阀制度成型、发展。这直接促进了地方记录的发展。因为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门第制度，必然要寻找能够为其制造舆论的工具。而地方记录正有此功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宣传郡国的声望，目的就是为了抬高世家大族这样的“名人”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郡书是郡望、乡邦意识浓厚的产物。于是，地方记录和家谱一样，便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汉魏六朝时期的地方记录，史称“地记”。地记始于东汉。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靠地方豪强的支持起家的人，为了炫耀“帝乡”，抬高自己，下令学人写了《南阳风俗传》。这是一部讲南阳史地的著作，开汉魏六朝“地记”之先。此后，有了沛、三辅、鲁、庐江等地的人物传，“郡国之书，由是而撰”。典型的还有汉代的《三秦记》，记载秦汉时期关中的山川、古道、桥梁、关隘、物产、风土和历史地理故事，特别是咸阳、长安的都邑、宫室等，反映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得到蓬勃的发展。据统计，东汉有人物传记9部，地记6部；三国有人物传记9部，地记14部；两晋有人物传记14部，地记44部；南北朝有人物传记8部，地记72部。这个数字表明，当时地记增加之速度是惊人的。汉魏六朝时期写成的地记，数量很大，但流下来的不多，完整流下来的几乎没有，现存者大多已残缺不全。如《襄阳耆旧记》，明代还比较完整，今天见到的本子则只有人物传了。地记是方志的早期形态。其主要内容在于，表彰本地之人物，记载地理之沿革，描绘山水之秀丽，叙述地名之由来，介绍各地之交通，反映各地之物产风俗。如《襄阳耆旧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常璩之《华阳国志》，其属性有争议，或视为地方史，或视为地方志。我们的看法，它的内容更接近于地记，是研究地记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三）图经——隋唐时期的地方志隋唐以后，地方记录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图经时期。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地记是地方豪强经济发展的产物，那么图经则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地记是地方上的“大人物”为了抬高郡望、门第而自发编写的，多为私修；而图经则是中央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地方而下令编写的，多为官修。性质明显不同。因性质之不同，两者的编写特点也不同。地记的编写，有很大的随意性，面不广；而图经的编写，则因是政府行为，所以比较正规，遍布全国。隋开始，我国方志的编写，虽也有私修，但主流是官修。官修是我国此后方志编修的主导形式，也是方志编修连续化的基本动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历史上看，地方志的纂修历来是一种政府行为，并且伴随着章程的制定和颁布。在两千年来方志事业发展的长河中，正是这些诏书、规程和规定把方志事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阶段。”隋以后，中央政府之所以这么重视图经、方志的编修，这和中国的江山一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秦汉以来，历代君王都以建立一统江山、维护版图统一为其千秋大业。江山统一后，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编写全国性的地理总志。隋创修图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据记载，隋文帝大业初年，为了修一部全国性的图志，曾下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中央。因此，全国各地以一级行政区为单位，修了图经。今天所知的图经有上谷、江都、3东都、固安、陈州、雍州、冀州、弘农、历阳、河南等郡的图经。在各地所报资料基础上，中央政府命卢威等人编成《区宇图志》500卷。文帝不悦，命虞世基等人重修，成1200卷，是为《隋诸州图经集》。此书至唐朝时，散失严重，故卷帙记载不一。唐代继隋朝，同样重视总志的编写。消除战乱造成的版图混乱、户籍不实，大力整饬地方行政区划，成为当务之急。唐代宰相李吉甫主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是其代表作，凡42卷，分10道47镇分别记述，沿革兴废、方舆版图、户籍人口、山川关隘、地理形胜、物力亏赢、兵马盐冶、道路桥梁、河渠泽菽、贡品赋税，无不毕载。有唐一代还曾修《括地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贞元十道录》、《海内华夷图》、《元和郡县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因区域总志编写的频繁，地方上修图经也成了风。至唐时，地方修图经已成习惯。初三年一修，后改为五年一修，“岁与版籍偕上”。若遇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则随时都要造送。这种制度，虽在时间短促的五代亦未中断。图经是一种“图说”。图经的内容很广泛，举凡“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图经的编写，和后世的方志有所不同。方志详，图经略。图经的编写，有一套格式，类后世的表格，地方上只须按格式填写即可。隋唐修图经虽比较普遍，但流下来的不多。从敦煌石窟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与《西州图经》来看，一般先图，然后是文字说明（即经）。这两个残卷，有文字无图。其文字内容，和后来的方志已相似。图经和后来的方志相比，内容刻板、简单，篇幅小，只可称方志的初级阶段。但它的出现，意义不可低估。图经是在政府主持下编修的，这开了后世官修志书的先河。（四）志的定型与稳定期——宋元时期的地方志到了宋代，方志的编修趋于定型。后世所谓方志，即是指宋以后方志而言的。宋朝是我国方志体例的定型期，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内容上，宋代方志的重点开始从地理转到人文历史方面；在形式上，图经逐渐被志代替；在体例上，几种代表以后方志发展主流的体例，如门目体、纪传体，日趋明朗。宋朝方志编修，已经遍及全国各地，“郡县必有志”。宋代方志编写为何会从图经一跃而成为著作的？这有多种原因：一则是政府的重视。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经常性地下令编修方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卢多逊等人受令，重修天下图经。真宗时，又一次重修天下图经。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国家修志机构），，命全国各州郡编纂图经。每一次修全国性的图经之前，必命各地重编一部新的图经。那时习气，修志是地方官的首要职责之一。倘若年久失修，便被批评为失职。这种政府行为，直接促进了方志事业的发展。二则是右文习气。宋朝是一个尚文的时代，从上到下，崇尚文教事业。这使得知识分子对编书一类事，看得比较重。这种荣辱与共的动力与压力，也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发展。方志的定型期是南宋，而南宋正是理学的兴盛期，方志定型和理学是否有关系，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宋人修的志书很多，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可考的宋人志书有800多种。这个数字，大体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繁荣状况。经过上千年的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已不多，也就30多种。著名的有范成大《吴郡志》、梁克家《三山志》、罗愿《新安志》、施宿《嘉泰会嵇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高似孙《剡录》及“临安三志”（周淙《乾道临安志》、陈仁玉《淳祐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四明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