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

（一）司法不独立——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因素制度是司法公信的核心层面，司法公信力更多地靠先进的司法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来塑造和体现。司法独立目前已成为各国普遍承认的司法制度原则，因为司法要取得公信，关键在于独立。[1]首先，司法独立能为司法公正提供制度支撑，而只有公正才有公信。其次，司法独立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权威是产生信赖感的前提。对所有的法律纠纷，司法机关有最终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对所有可以接受法律评价的社会纠纷都应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其他机关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也是维护司法权的基本前提。只有保持司法独立，才能维护司法的既判力，保证法院判决的执行，树立司法的权威，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要求和希望。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或其表征，人们常常用“三化”加以概括，即“行政化”、“地方化”和“非独立化”。所谓“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在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所谓“地方化”，是指各级法院在人事、物资、财政等方面都要依赖于同级政府和党委，使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考虑和顾及地方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所谓“非独立化”是指法院和法官不能完全独立地审判案件，受制于各种权力。[7]其实，正是司法制度的“行政化”与“地方化”共同导致了“非独立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从法律规定来看，上下级法院之间原本应该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但通过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上级法院几乎具有了所有的上级机关应当具有的权力，成为了下级法院事实上的领导机构。可见，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异化损害了下级法院的独立性。为降低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取得好的考核名次，下级法院经常在判决前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这使得二审法院因已对原案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使受理上诉也很难做出不同的判决，使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当事人想通过二审获得第二次司法救济的期待只能落空。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一致沿用国家干部称谓，设立了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等级体系，建立了以行政级别为中心的法官管理体制。在审判中，事实上级别低的法官要服从级别高的法官，法官的独立裁判权基本不存在。要保障法院的司法独立，就必须使法院与地方利益割裂开来，摆脱地方利益的约束，而现今的情况却是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在人、财、事均受制于地方，地方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这样就不大可能在审判方面不受制于地方，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就必然难以克服，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决定了法院很难超越这种利益关系做出中立的裁判。在不当干扰和非法妨害面前徒唤奈何的软弱无能的司法权，一个在外部压力下不断变形的司法权，一个见风使舵、根据力量对比来确定司法行为方向的司法权，不仅无力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司法职能，还会彻底毁掉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在司法机关的内外部都无法保持独立的司法体制下，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会将自己的意见与心声通过一定的途径反映到有权制约审判机关的权力主体，希望通过办案机关以外的权力来影响、干涉司法进程，而有关机关为了体现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常常会通过批准信件、行使质询权等方式来具体地过问具体个案，甚至会将权力机关的具体意见强加给司法机关，这种作法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活动的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延宕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加大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难度，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反过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又直接导致当事人及公众不能认同判决，除了当事人在可能情况下拒绝执行判决以外，还会对生效判决进行无休止的上访、申诉，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并进一步消解司法权威。由此可见，司法不独立的体制弊端根本不能给民众信任司法提供多少满意的担保。（二）法律观念——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心理因素传统法律观念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深层意识原因和历史原因。在中国人的意识和理念深处，我们还是一个崇尚权力、权力至上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不习惯讲规则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尚未摆脱熟人关系的社会，遇事不靠法律、不讲程序，我们存在着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过度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泛道德主义的法律观以及过分理想的无讼法律观，使司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存在无形的障碍。在法与权力、权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体现出极强的人治主义和工具主义。其表现为：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法律只是帝王统治臣民的工具；在司法上，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中国古代的审判官是地方行政官，曰父母官，是一个地方的大家长，这正如家族（庭）内由家长族长兼任家内纠纷的审判官的情形一样；诉讼也只能以“请老爷为小的做主”的方式提出，而不是用平等双方争讼时诉诸一个客观中立的仲裁权威的方式提出。但现代司法理念应当是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而不是高高在上。这在法治比较发达国家的司法改革中，已经有所体现。如国外有的法院正在推行的“圆桌审判”方式，即让法官脱掉法袍，走下审判台，与民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围坐在没有高低排序的圆桌前，平心静气地讨论如何解决纠纷，就体现了司法的亲和力。而在我国，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在制度层面上虽然已经被否定了，“人本精神”、“人文关怀”的法制观念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我国法院大楼越盖越高，法庭越来越庄严，审判台越来越高，不少法官仍以“大老爷”自居，仍有不少老百姓认为，进法院就意味着进“班房”，简单地视司法为“刀把子”，将司法机关视为“专政工具”，而现在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也只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仍然是“坐堂问案”式的权力本位司法，这样就使司法更加远离民众，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同时，在法与德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认识和主流思想是道德在法律之上，是法律的法律，法律与道德相比，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屈法律而全道德。这样，在老百姓的文化领域里，法律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实质的公平和公正，纠纷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后，他们的脑海里并没有实体法是如何规定的，程序法又该如何的书本知识，他们只关心案件的处理结果，关心法院的判决有没有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某种“人情正义”观，法院对纠纷的解决结果必须要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即法院的处理结果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某种价值观念、习惯行为或道德性规定。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中，法官的审判过程及其结果不得不接受各种价值观念的评价，只有符合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裁判行为和判决才可能有较高的社会可接受性；法官必须得尊重既定的法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顾及有关的习俗、伦理规范来确定并实现个案中的正义；裁判结果不得与一般的法律心理相背离。司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顺应现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合理主义”的影响。清官们往往可以灵活变通，重视缓和、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通过司法实践，法律条文与社会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调和。这也使得国人形成了一定的“清官情节”，使得人们心中形成了对现代法官实践社会正义的期望。然而，中国的现代司法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逻辑的基础上，开始倾向于重视程序正义，无视我国农村人口占到9亿多，相当多群众从未接触过法律，他们的法律意识与常识还很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法律程序，一味地要他们打官司讲证据、讲举证质证等，反倒被公众认为是法官在有意刁难他们行使诉权，无法相信这种司法会给他们的争讼带来实质正义。当然，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最根本价值取向当属“无讼”的法律心理。“无讼”思想是孔子最早倡导的，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8]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无讼”的社会，“无讼”是实现“和谐”的首要条件。在儒家文化的代代熏陶下，人们信奉“和为贵”，把诉讼看成是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2]在以无讼为有德行、以诉讼为耻辱的社会氛围之下，息讼、止讼于家族、家庭乃至个人而言，也是爱惜自己颜面、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之所需。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的案件在报到官府之前，就在宗法家族的多方劝解说教之下化为乌有了。当然，“无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长期孕育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是农业文化的产物。农业社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静态社会,农民世世代代被定着在静态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便注定了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来保护、维持和发展农业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和谐”、“无讼”理想,都是与这样的农业社会生活和文化相适应的,即农业性的安定太平追求。另一方面，由于作为“无讼”理想最完美的话语表现形式的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利用和强化，“无讼”被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统治者痛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争讼是非，重狱轻讼，信奉泛刑主义，使民事审判刑罚化，对鼓励、教唆、帮助当事人“兴讼”的“讼师”更是深恶痛绝。自“唐律”开始，法律上便将“教唆词讼”以犯罪行为论处，对鼓励、帮助人们进行诉讼的“讼师”予以打击，将其作为一种颇有效的息讼方式。息狱讼、求“无讼”、维护社会的和睦安定，成为了中国古代各级官员的首要职责。听讼虽然是各级官员的分内职责，但他们的最大政绩并不在于审理了多少诉讼案件，而在于他们是否通过种种努力息讼，使治下百姓皆以争讼为耻，达到民风淳朴、无讼是求的社会效果。这样，在民众厌讼、法官息讼的共同作用下，人们选择追求“无讼”，顺应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价值取向——重秩序、重义务、轻权利，淡化了社会公众的诉讼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这种追求无讼的法律传统心理下，在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的基本国情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不会选择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司法公信力也就更加无从提起。（三）法官素质——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体因素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司法主体（本文仅指法官）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司法主体要从自身查找原因。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法官的司法行为来体现，法官素质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直接因素。法官是司法权的承载者，法官素质的提高，是司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法官应该是高素质的人才，这是由法官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决定的。法官的权威来自法律，而法律规定是抽象的，如何将法律的一般规定从抽象过滤到具体化，从而实现案件处理中的具体公正，这正是法官在审判案件适用法律时的作用和职责。低素质的法官不可能带给当事人和一般公众正确而深刻的法律认识，也担当不起公正适用法律的重任。然而，由于我国自古就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官和法律职业群体，法官的职责历来由地方行政官员统一行使，而建国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法官职业化建设未能受到重视，缺少完备的法官培养和管理机制，使得目前我国高素质的司法人员仍相当缺乏。据前些年的统计，全国法院系统本科以上学历法官的人数只占全部法官的10%都不到，甚至一些法盲也混进了法官队伍。[9]众目睽睽的司法考试制度，虽然提升了法官的准入“门槛”，但是“门槛”提高了，法官的待遇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缺乏吸引力，以致形成了一种逆向机制：法院系统许多人通过司法考试后，就转行当律师去了。报载有的法院三年来除了选调生以外几乎没有进人，法官队伍出现严重“断层”。[10]尽管这些年司法人员素质在提高，但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正是我国法官素质在应然与实然上的冲突，使得我国法官的社会评价普遍不高，自然无法奢望民众信任在他们主导下的司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国司法改革的其中一个价值趋向就是实行法官职业化和专业化，应该说，这一改革趋向有助于提升我国法官的司法能力，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社会生活的规则化程度不高，普通民众的规则意识不强，如果严格实行专业化治理，未必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就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虽然司法人员的专业化，使得法律的操作更具有可预期性，但是造成了司法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