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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业是人类的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都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而生长繁殖。人类通过社会劳动，对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干预，从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料。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在其所撰《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辟土殖谷曰农”之说。这反映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以种植业为主的朴素的农业概念，亦即当今所称的“狭义农业”。其实，原始农业是从采集、狩猎野生动、植物的活动孕育而产生的。后来，种植业和畜牧业也相依发展，至今仍以种植业和以它为基础的饲养业作为农业的主体。天然森林的采伐和野生植物的采集、天然水产物的捕捞和野生动物的狩猎，主要是利用自然界原有的生物资源；但由于这些活动后来仍长期伴随种植业和饲养业而存在，并不断地转化为人工的种植(如造林)和饲养(如水产养殖)，故也被许多国家列入农业的范围。至于农业劳动者附带从事的农产品加工等活动，则历来被当作副业。这样，就形成了以种植业（有时称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为其结构的广义农业概念。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了多专业、多方面联系的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体系。生态学的发展，还揭示了农业的每一构成部分实际上都是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农业的认识还必然会进一步拓宽、深化。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料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食物。中国有句古语，叫“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马克思的论断是“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按营养学的基本知识，人只有从食物中摄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维持生命、从事劳动和繁衍后代。而历史上的饥荒和当今世界部分地区的缺粮危机，则从反面说明了食物生产的重要性，它的不足，势必导致社会动乱，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可以认为，在人类尚不能用化学方法合成比农产品更为廉价优质的全部营养物质以前，农业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食物生产部门的职能，将不可能被别的生产部门所取代。当然，人类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食物以外，还需要衣着、住房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生活需要不但更趋多样化，而且要求优质、方便、舒适。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现代工业和可称之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等的发展，适应了人类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同时，除了物质资料之外，各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日益发展起来。然而，不但许多工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的原料直接来自农业，而且工、商业赖以发展的市场和一部分资金来源，也离不开农业。从历史上寻根溯源，只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食物除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逐渐地有了剩余，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其他生产活动。这是手工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以及其他一切社会上层建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十分精辟地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产生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世界的现实也仍然表明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农业技术比较先进、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也有少数发达国家农业并不发达，但它们都必需进口农产品，才能满足发展本国经济的需求。这种情况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不是以本国农业为基础，就必然要依赖他国农业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而赢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曾经一度把发展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而忽视农业；或者仅仅注意发展经济作物，用以出口换取工业品，而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却依靠进口。这些国家在国际保护主义和不等价交换的情况下，不但本国的农村经济不能振兴，工业也难发展，有的甚至负债累累，一遇天灾人祸，便饥荒频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果依赖外国农业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里，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更加显而易见。建国近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才会有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特性和发展阶段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又怎样逐步迈向更高的水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农业的性质和特点。农业生产，如同一切社会生产一样，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由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成员，凭借一定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生产出来；然后通过交换和分配，部分投入消费领域，部分又重新成为劳动对象而回到下一个生产过程，如此周而复始。就这一方面来说，农业生产具有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即按照经济再生产的客观规律而发展。但农业生产又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的特殊性质，即它是有生命物质的再生产。它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总是同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所谓自然再生产，是指生物有机体通过同它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转化，而不断生长、繁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绿色植物依靠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矿物质养料转化成为有机物，用于自身生长，并繁殖后代，由此构成自然界的“第一性生产”，构成生生不息的植物世界。种类繁多的植物产品又可为动物提供它们赖以生长、繁殖的食物，由此构成自然界的“第二性生产”，构成生生不息的动物世界。植物、动物的残体和排泄物回复到土壤中以后，可以再一次成为植物的养料来源，如此循环不已。这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按照自然界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发展。显然，单纯的自然再生产过程构成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但并不是农业生产。作为农业生产，还要有人类生产劳动对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这种干预必须既符合生物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干预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程度和干预手段的先进程度；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样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二重性。把握了这种二重性去观察农业，就可以发现：农业的经济再生产的规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人类对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能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正是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二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地由较低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的。从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看，农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大体概括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4个阶段。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当原始农业在亚洲西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即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古代文明起源的地区开始形成的时候，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能力是极其微弱的。凭借的生产手段，只是石刀、石铲、木棒等最简陋的工具。单个劳动者力量不足，就靠许多人集合劳动。他们砍倒并放火烧掉地面的植物，将种子播到地里，靠草木灰和土壤中固有的肥力而生长发育。这里的地力耗尽了，就易地栽种，到另一块土地上再放火烧荒。这种所谓“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比起纯粹依靠从自然界采集现成生物资源的活动来说，虽有所进步，但生产力水平相距不远。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各种自然因素。在原始农业时期，在更为广泛的地区还产生了从捕猎动物到驯养动物的原始畜牧业，有许多民族部落开始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农畜等产品多在氏族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很少有剩余可用以进行商品交换。到了古代农业（也称传统农业）时期，人类对自然条件如季节变化、土壤肥瘠等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农产品由于因时因地种植而获得增加。但初期受奴隶制的束缚，生产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奴隶制解体并进入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畜力的使用，促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凭借铁犁、畜耕等新的生产手段，人们有了改善动植物生育环境的较大能力。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又使人们有可能摒弃“刀耕火种”而采取新的耕作方法。在欧洲，出现了以休闲轮作为主要内容的二圃制或三圃制农业；在中国，则较早地形成了以耕、锄、选种、施肥、浇水、轮作、复种等措施紧密配合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与之同时，在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以放牧或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剩余农畜产品的增加，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要求农业提供更多可供交换的农产品，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继续进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代农业突破了原始农业的局限，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但古代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基本动力来源的人畜力，是靠农业生产的食物所提供的能量维持的；施入土壤的自然肥包括绿肥和动物排泄物等，也来自农业本身。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主要是在农业系统内部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种半封闭式的循环由于不能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取得更多的物质和能量补给而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封建地主阶级对农业劳动者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更是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仍很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古代农业的这种局限性，只是由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勃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得以被打破，从而促成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使生产力出现了又一次飞跃。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市场条件为前提的。纺织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促使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对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刺激。率先出现的，是畜力牵引的改良农具和化学肥料，这是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的成果。相应发生的是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或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这可以说是现代农业的先行阶段，也可以说是农业发展的近代阶段。随着内燃机的发明、石油等矿物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化学工业的进一步发达，人畜力农具为动力机械所取代，多种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广泛使用，农业中投入的物质能量大大增加。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从而打破了古代农业的半封闭式循环。尤其重要的是，各门自然科学纷纷被引入农业领域，形成了栽培、饲养、育种、病虫害和兽疫防治、农业工程以至生物工程等应用学科。这不仅使人们在调节控制作物和畜禽的生产环境方面逐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而且获得了“改造”动植物本身遗传特性的能力。再加上电子计算机、原子能、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在农业中的应用，人们对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能力，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农村经济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化，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更加提高；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以及同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又促进了各种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形式的产生。所有这一切，都为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现代农业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越了古代农业。在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以美国为例，每公顷玉米的产量在1800～1940年的140年间，始终停留在1.5吨的水平上，而1941～1981年的41年间却增加了近4倍。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870～1910年和1910～1950年的前后两个40年间，分别增长0.5倍和1.4倍，而1950～1975年的25年间增长了2.4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1840年为3.9人，1910年为7.1人，1975年增加到54人。农产品的商品率1910年为70％，1979年已达到99.1％。再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农业也在加速发展。1950～1981年的世界谷物总产量增加了1.5倍，已经超过了同期世界人口增加77％的增长速度。农业加速发展的事实，否定了180多年前马尔萨斯关于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预言。然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而且不同国家转化的程度和所需条件的完备程度还相差悬殊。1981年世界按人口平均的谷物产量达368.5千克，但占世界人口74％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谷物产量只有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