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翻译家

同为翻译家，提起严复，国人几乎人人知晓；说起林语堂，国人所知不一定胜过国外。说怪也不怪，严复是文化译入的典范，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是文化译入大国，文化译出弱国，身为文化译出高手的林语堂鲜为人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文化由输入向输出转型的当口，在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且要融进去的当代，堪称文化译出典范的林语堂，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值得学习和仿效。译介之功可垂后世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译出千载难得，并非妄言，在世界翻译史上也堪称一奇：译作和外语创作多于母语创作；汉译英超过英译汉；译作与创作无法分清，三个方面多有名作或畅销之作可传后世。林语堂译创生涯总体上可分三期：1925－1934年为第一期，林氏在上海办杂志，编教材，用英语为报刊写评论，从事英汉互译。英译汉有：罗素夫人之《女子与知识》（1928年）、萧伯纳之《卖花女》（1929年）、布兰地司之《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等；汉译英不多，有LettersofChineseAmazonandWar-TimeEssays（《女兵自传和战时随笔》1930年）。1935－1966年为第二期，林氏在国内，主要是在美国出版了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吾民》）、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TheWisdomofConfucius（《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se，EditedandTranslatedwithIntroductionandNotesbyLinYutang（《老子的智慧》）等30余部英语或翻译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其英译效应更是无人企及。譬如，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榜首长达52周，是1938年全美最畅销图书，译成十几国文字，掀起了“林语堂热”，成为欧美人的枕边书；该书重印40余次，以致《纽约时报》载文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孔子的智慧》1938年出版后也畅销不衰。19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让他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66－1976年为第三期，林氏定居台湾，主要是用中文写作，编词典，如Chinese-EnglishDictionaryofModernUsage（《当代汉英词典》）。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他曾被列为20世纪世界智慧人物之一，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布什1989年访问东亚之前还读林语堂的作品，说明林语堂一直在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独特的双语童子功20岁以前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林语堂幼时打过蒙学底子，青少年时代受过西学中高等教育。1895年10月，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龙溪县农民牧师家庭，家里基督教与儒教并行不悖，中西合璧。6岁前受父亲蒙学教育，启蒙读物是儒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林语堂算是有了一些蒙学底子，但也只是感性的背功。6岁时林语堂未入私塾，却入了村办教会小学，10岁就读厦门教会学校，13岁入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17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在此学得更悦耳更道地的英语；校藏五千余册书被他阅遍。西洋生活进而是西洋文明对他具有潜移默化之效，更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熏陶。自幼就浸染于西方文化，11年西式教育，英语的自然习得与课堂学得的系统教育使林语堂对英语以及西方文化的感悟之深甚于汉语，却一度荒废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功底。诚如《林语堂自传》所言，20岁以前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这是那个时代教会的教育特色，却成就了林语堂独特的英语童子功：英语至少与汉语平分秋色，在理性认知和系统把握上甚至超过汉语。终身脚踏中西文化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林语堂从小就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终身与二者打交道，或学，或教，或比较，或偏爱，或回望，须臾不曾放下，直到终老香港。（一）三次弥补中国文化1916年大学毕业，林语堂被聘为清华大学英语教师，到了清华才发现：“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中国文化补课历程，这是第一次受冲击甚至是刺激的补课：读《红楼梦》，逛北京琉璃厂，与博学的书店老板攀谈，恶补中国文学和文化，其欧化的语言得以涤清，文笔得以温润。这是第一次补课，补于教学之余，可归为感性层次的知识弥补。1919年秋，林语堂留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师从白璧德学比较文学，因学费告缺，第二年转学收费较低的欧洲，先法国，后德国，最后入定莱比锡大学主攻语言学。该校中国研究室中文藏书相当丰富，林语堂如饥似渴，深入阅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等，同时训练了考、释等问学方法。这是第二次补课，补于留学之余，可归为学理层次的深度弥补。1923年林语堂获博士学位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1927年3月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9月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编辑，兼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从事的仍是文化交流，同时编英语教材，写文章，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这期间弥补中国文化则更为便利，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中西文化比较与汇通更显成功，办刊、撰文、著书、编教材等，都曾轰动一时。这是第三次补课，补于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活动，他由文化补课走向文化创造与传播。林语堂中国文化的三次补课，前两次是恶补，第三次则是渐补，这种闲逸式、研究式和生活式补习相继而为，无形中都在比较中西文化，奠定了他从译和沟通中西的基础。（二）推崇西化因接受了西方朴实的观念，林语堂一生都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品格。与当时许多海归派一样，林语堂回国后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成了鲁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同样关注国民性改造，著有《论中外之国民性》等文，属于鲁迅主导的《语丝》派。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欲废传统向西学，要欧化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制度等均应仿效欧美，甚至认为汉族是败类，可见其西化程度之深。（三）平视互补西化一段时间后，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因成长环境特殊也未入保守派，却走上了独善其身的中间路。这种人格中间取向，导致文化中立。本来，游学西方可开人视野，最终要养成一种国际观。从西化的极端回身向中时，他首先从小孩、守时、人情、老人、图书馆、丧礼等40多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西优于中，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要向西方学习；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认为西方又该学习中国。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四）文化回归其实，中西文化的平视过程始于他赴美之前，1934年他曾忏悔回国后所做之文患有哈佛病，声调太高，这是他在比较之中或之后对中国文化的重识，更多的是精神上对中国的认同和融合，直至把庄子、苏东坡等先哲视为隔代知音，以至于到美国写出了《苏东坡传》。这表明他开始重识母语文化。经过比较，受西方文化参照，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体悟更真切，历久弥新。常言道：距离产生美。有人说，只有离国才爱国。1936年离京赴美，回望故国，他参悟出中国文化的智与美，称之为“我之重新发现祖国”。这一回望不打紧，中西文化从平视转向了西消中涨。有一次在牛津讲演，他喻东方文明如美女，胜过西洋美女玛丽亚。最典型的是这样一件文化大事：因著《大地》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虽然生活了40年，并译过《水浒传》，可她仍然邀请林语堂向西方译介中国，看好的正是他的英语水平和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林语堂果不负望，《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一面世，就引起轰动，其成功之处在于纠正了西方的偏见，消除了误解，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半生普及中国文化林语堂觉得用语深奥，论辩枯燥，会失去读者，于是推倒重来，换用一套话语，以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之类细腻动人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决定了林语堂后半生。1936年赴美之前，林语堂就是塑造通俗文化的高手，为国人引入了西方幽默文化；赴美之后他主要为西方普及中国经典文化。林语堂八十寿诞，曾虚白赠他白话立轴，上书：“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一）合时宜的文化选择1936年应赛珍珠之邀举家迁居美国，此时的美国深感工业化文明的高节奏和高强度，人沦为机器的奴隶，精神贫乏。留学欧美的林语堂深知中西文化与时代的差异，知道此时此地的需求，可谓是内知国情，外知欧美。他要选取与其不同的文化，让欧美人看到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与其不同的精神世界，让他们看到东方生活的艺术。概言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及海外传播定位清晰：大众化、具体化和形象化。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热力吹捧，而是扬弃，批其害，扬其利。这种一分为二、清醒的译者让西方人感到中立客观，因此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去粗取精，多元整合，而不是全盘输入西方世界，这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使西方文化更加多元化。远离政治派别的林语堂这时可以横比中西，立于文化的高度去审视欧美文化，甄别中国文化。他不是简单地面对和诠释一时一地或一国，而是采取超然的文化态度去研究、思考、讨论中国文化，在古今中西对比中传达中国人的生活观，让欧美读者发现自己生活之所缺，中国文化精髓便清泉般汩汩地注入他们的精神家园。为此，1946年威斯康辛贝鲁艾特大学校长授予林语堂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致辞称其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其影响至今无人可比。林语堂赋中国文化以新质新态，空间上遥远的东方生活唤醒了欧美人心灵上久违了的理想。这种顺应时代更顺应精神的文化选择，恰到好处地进入了欧美的阅读视界，中国文化的译介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精神救赎，得其认同，才可真正入其文化。（二）极有效的转化变通任何翻译都会面对两对矛盾：一是原作与译语接受者之间的矛盾，属于大矛盾；二是原作内容与译语形式之间的矛盾，属于小矛盾。乐黛云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林语堂这样把中国文化这么有效地推向西方。”林语堂有效推介中国文化，关键就在于他非常巧妙地解决了上述两对矛盾。概言之，林译之作才是真正的译且作，林译“不但须注意其说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具体表现为：巧妙转化，灵活变通。第一种译且作的方式就是全译，林语堂巧妙地转化了汉典内容与英语形式之间的小矛盾。所谓全译，即完整性的翻译，指译者用译语转化原语信息以求风格极似的翻译行为。林语堂英译时深得中国经典之奥旨，传达了汉典简洁灵性的文风，比如译《道德经》，他用自由诗体英译，行文流水，晓畅自然。如：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韦译：Nodisastergreaterthannottobecontentwithwhatonehas.Nopresageofevilgreaterthanthatmanshouldbewantingtogetmore.Truly：“Hewhohasonceknownthecontentmentthatcomessimplythroughbeingcontentwillneveragainbeotherwisethancontented.”林译：Thereisnogreatercursethanthelackofcontentment.Nogreatersinthanthedesireforpossession.Thereforehewhoiscontentedwithcontentmentshallbealwayscontent.韦译即英国翻译家韦利的译文，其英译形义相合，一字不落，还用了许多文字解释了内容，看似忠实，实有累赘，尤其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