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二战战败国

同样是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战后的态度为何如此不同日本文化与德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两种异质文明，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专著《菊花与刀》一书中的看法，它们分属于“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个范畴。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这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则不然，它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也提供了人们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新视角。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等级制度充斥着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是相似的。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尊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会生活中，它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各人只能在适合你身份的“位置”内活动，不能超出这一权限，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孝”和等级制度的破坏，是绝对不允许的。日本人正是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的。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日本的失败说明了他国的“不守本份”，至多是说明了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是行不通的；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日本也不必为发动了战争而道歉。日本的“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就在于许多日本人的善恶观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的话，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日本人的这种善恶观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而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就是这种善恶观的反映。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忠”是专指天皇而言的。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这种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便成为一般日本国民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了，天皇从神还原为人，但是，对天皇的“忠”这一观念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且根本就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和天皇利用了日本国民对天皇“忠”的浓烈意识，长期隐瞒天皇的战争罪行。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认为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而已。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二者出现截然不同的认识和作法原因很多;(1)从德国看,盟军进驻德国,限制主权;索赔斗争坚决;面对强大的军事态势——苏联;为摆脱孤立困境,获得国际社会信任。(2)从日本看,美国限制日本只是局部的,并转而扶植日本;日本对战争性质无正确认识;日本经济得到发展,羽翼丰满,产生大国意识;受害者没有展开索赔斗争。周边国家的政治氛围和国际地位不同。如果德国不好好反省,欧洲国家就会跳起来一起攻击它,同时德国人不会看不起英法人.如果日本不反省,就中、韩、朝会攻击它，亚洲其他国家在看笑话，国际上对日本在二战时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不太重视、了解，白人主导的社会只关注欧洲战场，而且西方国家对西化程度高的日本比较认可，日本人又较看不起亚洲人。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在的结果。四：70年代与“第二代”70年代是相当关键的时期，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出生于二战时期或刚结束时，那么此时他们已经二、三十岁左右了，他们是新生的一代，是社会的未来中坚力量，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将影响着未来的发展，所以如何给这些“第二代”灌输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此，德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在悄然在“二代”们之间萌芽了。此时德日两国的影坛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德国方面（指西德），各种反思二战的经典影片陆续浮出水面，其中《铁十字勋章》在欧洲引起轰动（此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最后的桥》），这部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拍摄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些欧洲国家打破了《音乐之声》创下的票房记录。影片改编自二战时期德军的真实经历，其中的反战思想引起了欧洲人民的共鸣（不过由于影片结局是悲剧，而美国人最讨厌悲剧，更讨厌看到主角有不幸的结果，所以该片在美国很不讨好，同样遭遇的还有同时期的英国二战片《遥远的桥》）。《铁十字勋章》曾被我国引进，由上译配音（个人感觉中文配音版比原版更好，尤其主角斯坦纳的声音太有个性了）。东德和西德都拍过大量反思二战的作品，但东德大多时候是从政党立场去批判纳粹，而西德的影片则更以人为本，这大概是为什么人们常认为西德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吧。日本方面，可以说依然是左翼影片的天下，尽管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有了《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这些政治上暧昧不清的作品，但在当时没什么影响力可言（倒是引进中国后，因为上译的出色配音在中国火了一把），右翼份子投资、或者政治暧昧的影片，基本上是到了80年代后才有了市场，尤其《联合舰队》曾创下19亿日元的票房。在70年代，还是以反战片为主，尤其是山本萨夫的《战争与人》三部曲，都入选了《电影旬报》年度前十名，这部明显荟萃、场面宏大、批判日军暴行、对法西斯有着深刻思考的经典巨作，在当时可谓红极一时。不过，无论多么的没市场，右翼片开始抬头却是不争的事实，它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给了后来的日本影坛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德日这种微妙的演变，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因素显然是分不开的。二战后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胜利者推上审判席，然而两者受到的待遇却有所区别，纽伦堡审判虽然并非百分百完美，部分有罪之人逃脱了惩罚，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彻底的一次肃清，但东京审判，则基本可以用“包庇”来形容其结果，大量战犯在后来纷纷复出，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来源（至于日本天皇、南京大屠杀元凶朝香鸠彦、731部队等罪犯根本就没有被审判）。部分原法西斯官员曾在二战后重新走上政坛，不同的是，在德国有女学生当场给这类官员一巴掌，而日本人则选择性失明，其结果就是，日本越来越避讳战争罪行，而德国朝充满思维的一面发展。人会犯错，而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但如何去修正错误是一个“态度问题”，二战前德日有大量人士反对战争，但他们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二战时德日两国依然有不少人对战争持不认同的想法，但他们并不积极反对，索菲·朔尔、绿川英子只是少数派，这种现象，可用我们熟悉的一段话来概括：“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马丁·尼默勒牧师的遗言二战时德日人民的态度是一样的，二战后，德国人选择了看管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一味地被政府看管。特别是“第二代”的德国人，他们拥有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一代一代的承传，才有了德国长达数十载的不断反思，这是一种艰巨而伟大的成果，而并非浮于表面的“抱歉”。德日反思战争的区别，有很多原因，但战胜国对战犯的处理，绝对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拥护旧主子的人和群体存在，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战后在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执政的，大多是法西斯的反对者（其中勃兰特本人就曾受到纳粹迫害），而在日本，则有相当数量法西斯的拥护者，这才是德日政治形势的最大区别。五：知耻近乎勇——西方的“罪文化”关于德日反思二战的区别，有人认为是“罪文化”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道理。西方人追求“知耻近乎勇”，“认错”在西方是对自身的洗礼，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如联邦德国勃兰特总理向犹太人的墓碑下跪（史称“华沙之跪”），就是在宣誓西德并非纳粹的继承者。普京下跪哀悼卡廷惨案遇难者，也是在表明俄罗斯不认同苏联制造的这场悲剧。可是在东方，认错往往代表了“投降”，是一者向另一者“屈服”的象征。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将侵华战争形容为给中国“添了麻烦”，对此周总理私下不满地说：“什么叫‘添了麻烦’？就是你走在泥泞的马路上，不小心弄脏了姑娘的裙子，这就叫‘添了麻烦’！”实际上，田中角荣的发言并非“一时冲动”或者“口误”，而是在日本国内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虑的结果，日方访华前曾开过一场会议进行讨论，商榷与中国建交时，如何处理侵华战争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维护日本国家的尊严，不能对中国方表现出软弱的态度。中日建交（或者说“恢复邦交”）是中日两国多年的努力，并非一时的决定，其间中国方已经多次做出对日友好的举动，例如释放沈阳审判中的原日军俘虏，以及放弃对日索赔（中方的理由很明显，如果对日索赔，那么日本民间就得承担很大的一笔债务，这不利于两国的正常往来）。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准备充足，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并不想因为田中角荣的发言而让邦交功亏一篑，所以最终还是友好地签下了邦交协议。可你要知道，田中首相的“添了麻烦”，与勃兰特总理的“华沙之跪”，都是来自70年代初，只相差不到两年。几年后，中国官方对日本靖国神社问题提出交涉，因为该神社内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希望日本官方能够停止参拜，但日方给予了拒绝，理由是日方认为自己有参拜神社的自由，不想受外国的干涉，中方因此降低了要求，希望日方能够在移出甲级战犯之后再参拜，但日方同样予以拒绝。对此，我们不妨列举后来日本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言论来作参考。日本官方（小泉纯一郎）：“向为国捐躯的英灵致敬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存在甲级战犯问题，但人一死都会成佛”。日本官方（麻生太郎）：“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难道是想让日本难堪吗？在很多方面，靖国神社就像美国的阿林顿国家公墓一样。因此我认为任何人去祭奠英灵都是理所当然的。”右翼政界：靖国神社就像中国的八宝山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都是纪念为国牺牲的人，不应该拿不同的标准衡量参拜一事。神道部门：“神道死者全部成为神，外国的干涉是对日本文化的否定。”战犯后代：东条英机的长孙女东条由布子反对将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的名字移出靖国神社，理由是：“这样的做法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在外国提出了要求后是否撤出神社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邻国的中国跟韩国能够正视过去那段历史，更加理解我们的心情。”相比之下，施佩尔的子女看待自己的父亲时更为冷静一些，将亲情和历史分开评论，至少他们比起东条英机的后代有良心得多。悼念死去的士兵亲人，这种心态在德国也有，这是人之常情，德国百姓也会在私人场所哀悼二战中战死的先辈们，但是，德国官方不会将其定为国策、并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肆宣扬，在德国公众场合否定犹太大屠杀，是犯罪行为，得受法律判刑。正因为德国官方用法律强行维持打压纳粹主义的政策，才使得新纳粹在德国本土相对不像美国、东欧、俄罗斯等地那么猖獗。六：转折点——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