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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所折射的后殖民主义理论HowThePaintedVeilReflectsthePost-colonialTheory摘要：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的长篇小说《面纱》是英国文学上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试图对小说《面纱》中不同人物的形象设置问题进行深入解析，进而挖掘出深藏于小说背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同时指出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理论涵义。关键词：《面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Abstract：ThePaintedVeil,writtenbyWilliamSomersetMaugham,isoneofthemostimportantclassicsinth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Thisarticleattemptstotakethespecificimagesinthenovelastheresearchpointtorevealthepost-colonialinterpretationwithintheframeworkofSaid′spost-colonialtheoryofOrientalism.Byintroducingthepost-colonialtheoryframe,thearticletriestogiveavividdescriptionofthereflectionofthepost-colonialreflectioninThePaintedVeil.Keywords：ThePaintedVeil;Post-colonialism;Orientalism英国著名作家毛姆以中国香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面纱》自出版以来就深受读者的喜爱，因此也引发了学者对小说的广泛研究。遗憾的是，此前关于小说《面纱》的研究多从小说主题，写作技巧，心理学，生态主义以及自然主义层面展开，鲜有研究者从小说中具体的东西方人物形象为切入点，以其体现出的后殖民主义为重点对该小说进行细致研究。文章试图从具体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来深入分析隐藏于小说背后的后殖民主义思想。1.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以及霍米巴巴的受殖者身份建构理论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圣三位一体”。1978年，萨义德的专著《东方学》的问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萨义德同样也借鉴了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和知识分子理论，这些都可以在萨义德的作品《权利，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和《知识分子论》找到理论雏形。1.1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知识分子”理论，文化批判思想以及“东方主义”理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主要研究民族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多元”与“文化共存”。[2]这种以文化文本介入政治控制的西方霸权恰好反映了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批判思想则从文化文学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批判视角，观点以及意义从而揭露文学文本所体现的后殖民主义思想，进而披露“宗主国”对“殖民地”强加的，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侵略模式。萨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现披露了殖民地和原宗主国之间“失声”和“独白”的关系，打破了原宗主国一语独行的僵化结构局面，使得各边缘化，各异化的文化也都有了说话的权利。1.2“东方主义”理论随着1978年《东方学》的发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3](2)”。在著作中，他将“东方学”定位成三层含义：第一，“东方学”是作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一门学科，是西方“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各种教条和学说”[3](3)；第二，“东方学”是由西方建构的对东方认识和判断的曲解思维定势；第三，“东方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它广泛分布于西方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它是一种想象视野和过滤框架，是对东方的‘妖魔化’和‘东方化’，是西方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3](4)。萨义德指出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人民和文化有强烈偏见；西方文化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的东方式处理为欧美国家的殖民行为提供了借口。1.3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东方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文化批判，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东方学”是西方人强加给东方的西方思维逻辑，是西方文化霸权视角下根据西方文化需要所建构的并不真实的东方。在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大背景下，“东方”（theOrient）相对于“西方”(theOccident)永远只能是任由宰割，随其蹂躏的“他者”身份。2.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东方人”解读正如萨义德所说，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的设置都离不开作者本土文化的影响，因此，每一个西方人笔下的东方人物形象都会多多少少带有歧视，偏见和误解。《面纱》中作为“他者”的东方人几乎都是无名无姓无面容的远景式全景镜头，唯一一个被作者稍附笔墨的中国人是一位落魄的满族公主。2.1“人影群像”作为“他者”在《面纱》这部小说中，中国人几乎都是以人影群像的模式出现的。所谓“人影群像”就是作者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目标人物只出现一个大致轮廓，无名无姓无相貌，有意无意地将目标人物边缘化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写作方式恰好就是作家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无视与偏见，正好是人物“东方化”的最好凭证。在毛姆的笔下，中国贫穷落后，肮脏封闭；中国群像行为举止野蛮粗鲁，思想停滞不前，并且沉迷鸦片。可在文中有关于1925年英国非法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使得中国人民受尽苦难，民不聊生的事实却只字未提。可见，毛姆企图用其刻画出的中国群像形象来掩盖英国非法鸦片贸易的恶行，这样一来也就为英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这类以文化文本介入政治控制，为“西方”殖民统治提供支撑的方法就是萨义德笔下的变相的“东方主义”文化侵略。在毛姆的思想里中国人永远是愚昧无知，野蛮粗鲁，行为呆滞，思想落后的群体。在这部小说里面，所有的中国群像都是毛姆笔下描绘出的“他者”，他们没有发言权，在毛姆的笔下“失语沉默”。2.2满族公主作为“他者”小说中唯一一个被毛姆稍附笔墨的中国人是一位家道中落的满族公主。透过小说一位美丽，优雅的中国传统女性展现在我们面前：“她身穿一套修长的绣花旗袍……黑色的头发按照满人的风俗盘成发髻，她的脸上涂了一层胭脂，脸颊从下眼皮到上嘴唇抹着厚厚的红粉，眉毛显然拔过，只见一道黑色的细线。嘴唇涂得血红[4](158)”。很显然，这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几乎汇集了所有中国女性的元素：旗袍，黑色发髻，胭脂，红粉，柳叶眉，粉面丹唇。这就是“西方”典型的“东方女人”形象。作者虽然将这位大家闺秀描绘得十分细致，可字里行间却明显透漏着对她浓重妆容的嘲讽。这在接下来毛姆对她的定位中也可以看出毛姆的创作心理：“与其说这是一张女人的脸，不如说倒更像一个人偶[4](158)”。由此可见，毛姆觉得这样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国女人是矫揉造作的，缺乏生命力的。而另一方面“我一点也不怀疑，要是我真离开了她，她保准会自杀[4](141)”，沃定顿这样描述他的妻子，由此满族公主对沃定顿的依赖性可见一斑。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身上几乎具备了所有的中国元素，毛姆将她设置为“中国”的化身，而沃定顿，来自英国的助理专员，管制着当时清延，明显是“英国”的代表。毛姆深藏的创作心理：只有英国才能解救苦难的中国群众，中国人民需要依赖英国才能生存。正如上文所述这位满族公主更像是一个“人偶”，人偶是没有思想，是无法操控自己的，那操控这位代表着“中国”的满族公主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代表着“英国”的沃定顿。3.“西方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与“东方人”人物形象设置“他者”化完全相反，毛姆在描绘西方人时所设置的人物几乎都是正面向上的“自我”化形象。在毛姆笔下，西方思想与时俱进，西方人的设置恰好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他者”；一个是“救赎者”，一个是“被救赎者”；一个是“愚昧无知还停滞不前”，一个是“善良聪明且与时俱进”。3.1费恩·沃特作为“自我”小说中，细菌学家费恩·沃特聪明深刻，无私善良。他大度，可以接受凯蒂“爱慕虚荣，胆小怕事，头脑空虚[4](74)”；他隐忍，可以宽容凯蒂的婚外情；他善良，能够拼尽全力解救瘟疫中的苦难中国群众；他无私，能够一心一意为凯蒂，为中国患者不顾自身安危，甚至舍弃生命。这里的费恩·沃特头脑聪明，年少英才，却最终为了“愚昧无知，野蛮粗鲁的中国群众”丢了性命。这样的费恩·沃特正是毛姆设置的为了解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患者的“上帝”，也就是“自我”形象，这样的费恩·沃特正是毛姆狭隘的东方主义思想的透视。3.2沃定顿作为“自我”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西方人物是满族公主的丈夫沃定顿。在毛姆笔下，他和中国传统的满族公主恰好构成了“救赎者”和“被救赎者”，“被依赖者”和“依赖者”，“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沃定顿尊重中国文化，对中国道家学派似有研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这些正是毛姆支持英国殖民统治的证据。沃定顿作为“英国”文化的化身，是毛姆刻画出的“自我”，操控着作为“他者”同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满族公主。正是沃定顿和满族公主之间这种不平常的关系印证了毛姆在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思想禁锢。3.3法国修女们作为“自我”在西方人物设置中还有一个群体印证了毛姆小说中的西方文化霸权理论，那就是法国修道院里的修女们。小说中法国修女们照顾被中国父母遗弃的小孩时所体现出的无微不至，大爱无疆让人们不得不被这样善良无私的修女们深深感动。而修道院的院长尤其让人心生敬意，她放弃了衣食无忧，优雅高贵的法国上流社会的富裕生活，毅然来到中国一个霍乱横行的小山村，照顾着异国他乡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们。在她身上所体现出的救赎让毛姆笔下为了生存就抛弃自己亲生骨肉苟且偷生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让“修道院院长”和“中国父母”，“修道院修女们”和“中国孩子们”同样形成了“自我”和“他者”，“救赎”和“被救赎”的人物关系。换句话说，在毛姆的潜意识里，东方人需要西方人的帮助和解救。不论是中国群像还是满族公主，他们都是受西方作家摆布的傀儡，他们在文化交流中被边缘化，丑恶化，妖魔化，永远都是西方人笔下沉默失语的“他者”形象。而另一边，不论是解救中国患者的费恩·沃特，还是解救满族公主的沃定顿，或是解救中国孩子的法国修女们，他们都是毛姆创作视野里自由言说，拥有大量发言权的“自我”。这些人物形象的设置都是文化霸权理论和东方主义理论支持下变相的文化侵略模式。它们以文化霸权理论为基础，透过西方特权视角看非西方文化，从而处处体现出西方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毛姆并没有摆脱西方社会对东方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影响，毛姆笔下的东西方形象都带有东方主义思想禁锢的西方印痕。文章中所有刻画东西方人物的笔墨都是毛姆蒙着面纱变形的东方主义思想的投射。参考文献[1]陈瑛.“东方主义”与“西方”的话语权利——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J].求是学刊,2003（4）.[2]薇思瓦纳珊.权利、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武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威廉·萨默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作者简介：姓名：皮亚（1991—）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湖北咸宁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位：长江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