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读书笔记“无论是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都展现出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米勒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同同时，“文化研究具有更明显的社会功能，使它成为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媒体、性别、阶级、种族、自我、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识语。主体性和自我业已返回，同时还有个人的力量、身份政治、责任、对话、互为主体以及群体”。后现代的语言学转向，在遭到70年代政治极大影响后，尚未建立起全新的学术规范和言述方式，一种以讥讽性、调侃性的言述方式就占据了批评领域。这类玩世不恭的调侃充满了一种讥讽的意味：思想同语言一样可塑，而语言是无限可塑的，任何语言描述都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意指，这一意指背后仍然关涉一种政治策略。这样，文学批评就附加了诸多政治意向，对文本的解构的背后是对社会存在制度的解构，解构批评成为一种政治权利话语。它不直接运用于政治权利中，而是对文化和文学加以消解，使得文化和文学不再是当代人精神栖居之所，不再是人类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最深刻本质表现的家园，而是转型为导致不断出新的骚动不安的刺激源。在张世英看来，应走出中国旧传统又走出西方20世纪现代哲学的思想困境。“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公开明确提出和讨论主体性问题之时，西方人已经对主客体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带给他们的好处日益淡漠，而一味强调它的弊端，于是产生了一种反主客二分式，反主体性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是其集中表现。中西思想结合的道路：“如果把中国传统哲学自明清之际至今对西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召唤叫做‘西化’，那么，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之主张人与物，与自然和谐相融，提倡诗化哲学，就可以叫做‘东化’。”论者主张走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即超越现代哲学又超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关注现代后现代哲学中所具有的东方哲学精神，从而强调中西整合的思想，中国哲学的发展既要召唤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发展科学民主，又要超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过渡到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交融的自由境界。没有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就没有科学进取的精神，而停留于主客二分则终因主客彼此外在限制而达不到心灵的自由。在《哲学的新方向》中，张世英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把西方旧形而上学以‘理念’、‘绝对理念’为底的那种‘纵向超越’的理论叫做‘有底论’，那么，现当代的‘横向超越’的理论就可以叫做‘无底论’。由有底论到无底论的转向也是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到现当代哲学转向的特征之一。”汤一介《“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理论’之所以对我国社会发生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理论上发生较大影响，很可能和我国一度失去传统、发生某种信仰危机、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真空和是非不分明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许和我们目前存在着的‘返回传统思维方式的召唤’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在联系”。论者对后现代主义问题并没有从传统哲学的立场断然据斥，也没有放弃对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脉络的清理，而是相当辩证地论证了后学的正负面性，尤其对后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和精神空白问题怀有深深的忧虑，显示了一位思想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哲学思想未来走向的探索。郑家栋《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后现代主义辨析》论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通之处，人们强调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而很少注意在不确定性背后所隐含的实质性差异。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本体论——把语言形式上升为本体，而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寻找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而实现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差异性特征：“第一，与西方传统哲学十分注意语言、概念和思想的明晰与确定性，从而极大地突出了语言的逻辑本性的不同，中国哲学则突显了语言的非逻辑性，象征与隐喻成为中国哲学更为基本的表述方法。第二，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语言的功能性（而非实用性）意义。语言概念是某种传达的媒介，是‘悟道’的工具，此媒介、工具的作用以及其性质十分接近于佛家之所谓‘缘’。第三，中国哲学中儒释道三家都认为‘悟道’、‘得道’的境界并不是语言的境界，而是‘忘言’的境界。‘忘言’不是语言的阙如，不是原始的混沌，而是经过了语言的分别而又超越了语言的分别，是语言世界向上翻转，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第四，从文化传承和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对于言与意、言与道、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必然出现一个问题：一方面先圣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本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把古代的典籍视为先圣悟道的成果和证据，并借以了解先圣的思想精神。”后现代诗学的空间维度一般而言，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以及后现代诗学，不仅存在观念上的断裂，而且存在时间空间的本体论把握的裂缝。史成芳认为，过去时间与再现诗学、当下时间与在场诗学，时序消解与解构诗学成为诗学与时间关系的三种基本模式。各种既有的诗歌存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隶属于这三种模式之一种，而每一种时间观念背后，都有一套独特的隐喻体系。论者强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诗学与时间的关系都表现为“过去时间”的模式，即回忆、经验对人的思维和想象的驾驭。后现代的时间是一种非时间化的拼接，是时间的终结即空间和同态化。这个结果使得“所指”的内在时间深度消失，而无穷并置的空间碎片即“能指”在话语链中漂浮，这就是后现代的写作、存在和时空的状态。后现代时间断裂观，使得中国先锋作家往往热衷于书写历史片段，它们笔下的历史都舍弃了前后真实历史的语境，被拆解为当下时间。叙事者自由出入历史，当时间的方向不再由过去走向现在指向未来，经典叙事理论的根基无疑被动摇了。不确定性、偶然性等非理性因素的张扬，其结果是小说中充满魔幻形式、神秘主义、超验性、启示和神谕，但这些传统神话所拥有的技术却不再传达一种信仰或先验所指，无论宗教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已不复存在。在90年代中国文化经验的深刻转换中，主要以艺术活动、大众日常生活形式为自身实践领域的审美文化的持续扩张，不仅为90年代的中国社会制造了缤纷灿烂的表象，而且也带来了某种愈益具体的失落性危机，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扩张与危机’的分析，在总体上就必然表现为对当代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及重建策略的思考：在具体方面，它可以概括为对理性/感性、精神/欲望、当下性/永恒性、现实/历史、存在/形式、存在形式/存在本体……一系列价值确立问题的把握”。段炼：“后现代艺术理论存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其二，针对现代主义的独创性而反对现实的真实性和自然性；其三，用艺术民主来反对艺术的纯粹性和霸权性”。在重新界定后现代的“平面”、“碎片”、“边缘”、“空间”等关键词的基点上，张法认为：“平面”是另一种深度，一种朝向意义开放和事物自身的活跃生动的深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碎片”突出了部分不同于整体的个别性和独特性，碎片不能为整体的性质所包括，坚持部分和个体的碎片性，就是要敞开拆散整体的可能性，敞亮出部分和个体相对与整体的在本体论上的自由性质。“边缘”在于对中心加以解构，又使自己处于不被固定、随时变动的活动。后现代“空间”强调从全球化的共识性与互动性去破解时间与等级神话。论者认为后现代的一些关键词的梳理，使得中国后现代研究方面的术语误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同时也强调了后现代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间的辩证整合的关系即互相谐调的关系。在《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中，许纪霖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加以批评：“一些打着后现代主义大旗的文化批评家，将当时在中国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解释为一种普世性的‘后现代文化’，迫不及待的宣布中国‘现代性’已经终结，一个与世俗社会拥抱的‘后新时期’正在降临。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高扬文化启蒙的旗帜，回击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市场社会中重新寻回失落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论者通过知识分子研究介入到当代思想史的核心层面，而使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问题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精神向度相联系。当代中国在进行全球化思潮后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的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