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2011年10月25日10:32来源：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作者：[英]保罗•鲍曼著黄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02英国政治理论家恩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回应经典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挑战,他们把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技术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发展出了他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激进”版本。英国卡蒂夫大学的保罗•鲍曼教授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评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选自鲍曼教授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本书中译本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既然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对一些人来说,令人奇怪的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多地得益于所谓的文学理论、大陆哲学、解构主义和符号学,而不是“正统”的政治理论。但正是由于把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技术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拉克劳和墨菲才发展出了他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激进”版本,后者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详尽的展示。《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从方法论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批判和解构,并宣称,他们要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预言、解决或充分解释政治斗争和社会—政治或经济上的阶级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不足在20世纪越来越明显,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修辞上)的政治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在知识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和一种可行的学术范式的可信度提出了挑战。即使包括罗伯特•扬在内的许多人反对将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本身虽然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并没有变成‘后资本主义’(还可以补充一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崩溃了,但我们不能随即假定这是资本主义终结的信号)”[1],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所作的预测的明显偏差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发了某种“危机”。马克思主义在预测和描述上的失误完全有悖于其客观历史科学的主张。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就是寻找如下两方面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世界的描述,另一方面是“现实”或现实世界中可见的发展。因为,作为“客观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预言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这将以一种普遍的阶级革命为高潮。面对这一预言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重新表述自己的主张来摆脱这一危机;它可以从主张自己是一门客观科学(以“这必将发生”为形式),转而以伦理规划为名发出各种指令(以“这应当发生”为形式)。然而,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清晰(绝对无可争辩)的理想、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作伦理学的任何行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的。[2]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伦理层面,尤其是在关于正义的基本问题(或关于正义的各种主张)上,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民主斗争的核心,甚至最终是各种政治的核心,但他们的分析始终没有脱离控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各种机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关注“客观现实”之处,拉克劳和墨菲把客观性本身当成了现实的一个方面。既然客观性只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天衣无缝、和谐共存的,那么,对整体性所做的分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因此,他们的重点就从存在、“在”、已然或在场的事物的客观性,转而关注其社会—政治“逻辑”。他们并没有忽视“客体”或“客观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客观现实”取得这种存在状态的方式,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关注“任何客体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3]。但这一逻辑不是常识性的或形而上的,也不仅仅是由“身份”、“在场”这些概念和非矛盾法则组织起来的。相反,它是一种解构的逻辑,用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来表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任何符号(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实体)都是通过界定或确认它不是什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而构建起自己的身份的。(它最好在这一结构模式的失效或其局限性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就像德里达从思考差异的结构,转而思考“纯粹在场”的终极不可能性,也就是结构的失效或“延异”[differance]一样。)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重大调整构成了一种试图“挽救”马克思主义事业或其社会主义目标的努力,使其不至于落后时代,但同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把所有人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完全的平等和民主的希望,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其他制度而存在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仍然以其为指导原则,但“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超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4]他们抛弃了关于历史的“必然”发展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阶段的观念,代之以强调社会—政治组织的偶然性,强调必须通过政治斗争以求得解放。“后”这个前缀意味着他们抛弃了他们所说的“本质主义”教条。[5]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解构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种争议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分析采用了解构主义的形式,而解构主义本身仍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通常,解构主义并不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或者可以被“用于”政治分析,尤其是在拉克劳和墨菲介入解构主义之前。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分析工具,有时候被用于提炼文本中的哲学主题,它的价值通常被认为在于提供了一种激进的阅读模式。[6]但拉克劳和墨菲用解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和政治现实,并用这一特殊的阅读实践来重新衡量世间万物。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远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了:它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核心原则和信条,用无政府主义甚至非理性的方式对政治文本进行分析,这已经使其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或甚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批判分析以及随后构建的后马克思主义范式,更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推进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和可行的政治力量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途径。在探讨其局限性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看看它后来的发展,以及它在关于当代政治的本质的理论探讨中所作出的贡献。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开始,拉克劳和墨菲就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使“革命形势”得以形成的社会条件。在对罗莎•卢森堡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后,他们提出:“在革命形势中,我们不可能区分出字面意义上的每一次孤立的斗争,因为每一次斗争都溢出了它字面上的意义,并且在群众的脑海中,成为更全球性的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单一时刻的代表。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稳定阶段,工人的阶级意识是……‘潜在的’、‘理论上的’,那么,在革命形势中,每一次动员的意义却可以说是分裂的:在它特定的字面要求之外,每一次动员都把革命过程当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的效果在相互影响的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也是清晰可见的。而这正体现了对符号特征的界定:所指溢出了能指。因此阶级的联合是一种符号性的联合。”[7]在这里,“事件”的字面意义被认为取决于它所发生的那个语境,或对它进行阐释、赋予其意义的那个语境。任何事物的字面意义都不能脱离它的隐含意义,能指的隐含义和指示义(或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的“接合”)总是在某种语境的限制中建立起来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能指可以隐含或表示非常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它所发生的语境,也取决于它之后被重新进行解释的一系列可能的语境。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革命政治形势下,斗争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都将理想化地取得一种意义,它和斗争中的其他事件是一律平等的,不管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异会有多大。任何事件的意义都是它所发生的那个语境和(或)对它进行阐释的那个语境“多元决定”的结果。[8]在革命形势中,事件及其阐释发生在同一语境中——也就是革命形势本身。但是当事件在其他不同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时,它的意义就有可能或不可避免地被打开了,因此在别的语境中它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件,或实际上“成为”完全不同的事件。当然,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关注的是事件在革命形势这一阐释语境中的意义,而不是在革命形势之外或革命形势之后的意义。后来,他们也探讨了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重新阐释事件的意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把某种期望的意义和事件接合起来的关键时刻,这样,事件的意义就在社会—政治想象中相对固定下来,从而使事件服务于(倾向于)某项政治事业。因此,在非革命形势中,假如工人团体为了争取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罢工,那么这一罢工并不必然象征着更普遍的事业或斗争。在革命形势中,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在法国大革命中,是“人民”相对于贵族和其“政体”),因此,当某个团体举行罢工时,它就象征了整个的斗争,象征了人民的整体困境。用拉克劳和墨菲的术语来说,在这样一种形势或语境中,不管每个人做了什么——不管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有多么不同,就总的斗争而言,其地位和意义都是同等的:它将成为整个斗争的象征和符号。因此,只要斗争存在,斗争的双方就完全有必要不断地重申这些事件的某一方面的意义,并通过这种“有规律的宣传”,使这一最有利于自己的意义在尽可能多的人的脑海和想象中固定下来,成为“真理”。那种在社会—政治想象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助于加强某一事业、某一政治立场或权力结构的意义,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将成为霸权性的,将有助于构建和再现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或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性的政治立场,并使之永久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语境中,意义的多元决定过程都会发生。实际上,用某种方式建立(“接合”)某些意义的这一趋势可以被视为界定或描述“语境”概念本身的方式之一。而且,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客观性”和“真理”本身就是“漂浮的能指”——并且充满了“漂浮的能指”。[8]它们并不必然和任何一个最终的、超验的所指或指涉物联系在一起。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它们取决于它们“出现时的那个话语条件”。在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正统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就像我们在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那里发现的一样),社会“真理”是和这个给定的社会中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中现实的、基本的、结构性的形势首要地被认为是物质经济因素,它决定了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重要事项。因此,原材料资源的位置和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立法、信心,等等)的便利、存在或可能存在,将决定是否在附近设厂,并因此构成了这一地区某种形式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基础的配置方式决定了社会活动的出现及其形式。那么,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确实是经济因素首要地和最终地决定了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经济比其他社会形式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人口是根据利润法则来分布的,而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资本家的决策。就这一“真理”而言,一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构成性要素“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从属性因素“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社会中活生生的关系和丰富的生活;包括信仰、实践和各种关系——家庭结构、教育机构、宗教制度、媒体、整个的基础结构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价值、真理或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后马克思主义随即指出,不可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保持这样一种区分,因为二者是共生的、交织的,不可分割,这也是它提出“话语”概念的原因,它以此来表明一种完全开放的结构,而不再坚持那种不可能的本质主义的区分,不再坚持“个人”、“阶级”、“社会”这样的简单的固定的身份概念。拉克劳和墨菲不再坚持这样的想法,即不再把“个人”当成某个“阶级”的成员,而这一阶级本身又是“社会”整体中的某个部分,他们转而关注这些概念本身。什么是“个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社会”?他们通过对这些概念(例如“工人阶级”概念)与其公认的指涉物(在这一例子中,“工人阶级主体”这一概念或能指必然和某一特定的活生生的人群联系起来,后者体现或代表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揭示出了这些概念的本质主义特征。本质主义首先在于如下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当某人在某一时刻占据了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