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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文献《吕观文进庄子义》之探究摘要:北宋名臣吕惠卿撰写的《庄子解》久已亡佚,1908——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为研究吕惠卿《庄子解》原作的基本内容和吕惠卿哲学思想提供了文献资料。黑水城出土的《庄子义》是目前所存的吕惠卿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共109页。《吕观文进庄子义》的付雕，必当在绍圣年间或之后，并为初雕版。《吕观文进庄子义》虽然只是残本，但也占全部《庄子解》的过半的分量，因而在窥览吕惠卿《庄子解》原作和哲学思想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文本。关键词：吕惠卿《吕观文进庄子义》刻本黑水城儒道合一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于1908—1909年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掘获了大量唐、五代、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文献，其中原藏录号是TK-6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是北宋吕惠卿的一部学术著作。吕观文是对北宋吕惠卿的尊称，吕惠卿于宋哲宗绍圣年间加观文点学士，史载“绍圣中，复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加观文殿学士，知延州”，【1】故有吕观文之称。《宋史·吕惠卿传》没有记载他著书的情况，但是《宋史·艺文志》载有“吕惠卿庄子解十卷”。【2】那么可以推测，发现于黑水城遗址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与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吕惠卿《庄子解》有可能就是同一部书。《吕观文进庄子义》，木刻本，蝴蝶装，存109个双页。现存5卷，即《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第一》中的《齐物论第二》4残页；卷第二的《养生主第三》、《人间世第四》、《德充符第五》；卷第三的《大宗师第六》、《应帝王第七》。《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卷第四》中的《骈拇第八》、《马蹄第九》、《脚箧第十》、《在宥第十一》；卷第五中的《天地第十二》、《天道第十三》、《天运第十四》。“半页10行，每行十八字，注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阑，上下单边；单鱼尾或无鱼尾，花口；鱼尾下记书名《庄子》及卷数数目；卷末间一行，题大名‘庄子（外）篇义卷内第某’；大名顶格标记于单鱼尾下；每卷卷尾有大字号体的‘茂承’二字，并旁边时或杂书‘茂’字等，当为阅者所为；卷眉时有手写体反切注音，……各卷卷首顶格书写大名，次行下沉两格半书题篇名第某，次顶格书正文。”；【3】俄国孟列夫也认为“‘茂承’可能是书主人的名子”[4]“木刻本，蝴蝶装，109个双页，白口上有书名（《庄子》）、卷号和本卷页数。页面24.5×20厘米，文面22.5×17厘米。纸色灰，厚0.05毫米，行间用竖线分开，宋体字，宋代皇家刻本（十一世纪末的）。现存五卷正文。”【5】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面世以后，对我们了解此文献的题名、付雕时间及思想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第一，《吕观文进庄子义》的题名黑水城出土的《庄子义》所题“吕观文进”，意思就是吕惠卿进呈皇帝之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庄子义》十卷，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甫撰。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概续成之。”【6】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亦云:“《吕吉甫注庄子》十卷……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余续成之。”【7】这两部文献关于吕惠卿《庄子义》的记载都表明吕惠卿是在元丰七年开始进《庄子义》的，然而吕惠卿被加封为“观文殿大学士”是在绍圣年间，这中间相差十年之久，那么可以断定的是吕惠卿在元丰七年进的《庄子义》题名必然不是黑水城文献整理者《吕观文进庄子义》的题名。《吕观文进庄子义》只是黑水城文献整理者在整理黑水城文献时，根据出土文献残本里的每卷卷首有“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或者“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卷……”，而为出土《庄子义》作的题名。那么，在元丰年间吕惠卿进《庄子义》的题名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种记载：第一，题名为《庄子解》。《宋史·吕惠卿传》虽无记载其著书的情况，但是《宋史·艺文志》中载有“吕惠卿庄子解十卷”。在《宋史·艺文志》里，现在所看到的《吕观文进庄子义》的题名是《庄子解》。也就是说，吕惠卿在元丰年间进《庄子义》所用的题名可能就是《吕惠卿庄子解》。第二，题名为《庄子注》。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中记载:“《吕吉甫注庄子》十卷……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余续成之。”在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的记载里，吕惠卿对《庄子》所作的注解题名是《吕吉甫注庄子》。第三，题名为《庄子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庄子义》十卷，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甫撰。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概续成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记载和黑水城出土的文献相符，吕惠卿在元丰七年进《庄子》注解的时候用的题名是《庄子义》。在《庄学史略》第四章宋元庄子学中对吕惠卿《庄子解》题名和卷数的不同有明确的解释“由于他为《庄子》作义解是陆续进行的，这就有可能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本子，致使后世志书所载的书名、卷数也就各不相同”。【8】然而《宋史·艺文志》里，现在所看到的《吕观文进庄子义》的题名是《庄子解》。而今存的金刻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也用的是《庄子解》。那么，吕惠卿元丰七年进《庄子》注解用的题名很有可能就是《庄子解》。首先，吕惠卿作为北宋著名的学者官员，在为《庄子》作注解的同时，不可能不掺加其社会政治思想，他注解的《庄子》是对《庄子》的一种新的解读，并有一定感受和体验，因而《庄子注》不是很贴切。其次，吕惠卿注解的《庄子》是一部思想领域里的学术著作，同时吕惠卿也深熟儒家社会思想，在为自己学术著作题名时，吕惠卿应该会谦虚地选择《庄子解》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题名虽然和黑水城出土文献的题名相符，但不能够说明吕惠卿元丰七年进《庄子》注解用的题名是《庄子义》。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必然是吕惠卿“加观文殿学士”之后付雕刻版的，而吕惠卿被加封为观文殿学士是在绍圣年间，这中间相差最少有十年之久；再者，吕惠卿不会得意到自己把自己叫“吕观文”，所以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中的“吕观文进庄子义……”不是吕惠卿自己的提法，而是负责刻版印刷的人的提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更在吕惠卿《庄子》注解刻版以后，因而记载失误，也是有的。第二，《吕观文进庄子义》的付雕在所有关于吕惠卿《庄子义》的记载中，只有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中的记载是：“庄子义十卷，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甫撰”。而《宋史·艺文志》中的记载则是“庄子解十卷”，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中的记载是“庄子注”。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中作“内篇义”或“外篇义”，和陈振孙记载中的题名相同，又黑水城出土的《庄子义》题名加上了“吕观文进”四字。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中的记载是吕惠卿于“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盖续成之”。而元丰七年吕惠卿“为河东经略使，知太原府”，【9】到绍圣时期，才“加观文殿学士，知大名府”。由此可以推断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是从元丰七年开始陆续分几次进献给神宗皇帝和哲宗皇帝的，而它的成书付雕，必然在绍圣时期或以后，因而才有可能在《庄子义》的前面加上“吕观文进”四字，以追题观文殿学士的头衔。傅增湘先生认为《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不避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钦宗赵桓之讳，断定此残本为北宋刻本，又根据吕惠卿加授观文殿学士的时间是在绍圣年间，认定此残本刻版于绍圣年间。关于《吕观文进庄子义》的具体雕刻时间，俄国的汉学家孟列夫也曾经做出过判断：“注者在1094——1097年间获‘观文殿学士’称号，此刊本大概是这几年刻印的。”[9]“我们藏卷中的是年代定为11世纪末的原刻本”。[10]“可见TK-6版本的刻印时间应在作者获得‘观文殿学士’称号的时候，即在1094——1097年之间，可能是金国刻版的祖本。”[11]而汤君教授认为“元祐八年（1093年）十二月，惠卿复为中大夫，知苏州，一直到元符二年（1099年）特授检校司空的六年间，虽仕途起伏不定，但总的来说是上升趋势，渐得哲宗倚重。则黑水城本《庄子义》的付雕，必当在绍圣二年（1095年）加封观文殿大学士之后至元符二年（1099年）之间，并为初刻本”。[12]宋钦宗赵桓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在笔者看来，《吕观文进庄子义》不避“桓”字讳，必然是在宋钦宗登基之前刻版的，也就是说，《吕观文进庄子义》的刻版时间必然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之前。则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的付雕，必当在绍圣二年（1095年）吕惠卿加封观文殿大学士之后到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之间，并且这是吕惠卿《庄子解》的第一次雕版。《吕观文进庄子义》于宋不避“桓”字，因而使得此刻本的流传性不高。在钦宗即为之后，刻本中又有该避讳的“桓”字，使得刻本很难再印，导致吕惠卿《庄子解》很少传世。由此可以断定，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是此刻本唯一一次印刷的文本，也就是说绍圣二年到宣和七年间的吕惠卿《庄子解》雕版只印刷过一次。第三，《吕观文进庄子义》的思想《吕观文进庄子义》最大的特点在于以儒释道，然后归宗于儒。杂道于儒，试图确立自然主义的理性原则，推阐道本体作为万殊一致之理的内涵，阐明万物的统一性、普遍性原理；站在道本体大全的高度寻绎性命之本真，以期克服各种精神局障，超越个性的情感意志，籍以克服天命论和意志论两种决策思想。首先，《吕观文进庄子义》所体现出来的是以儒解庄、调和儒道矛盾，实现儒道合一的思想。“在引用儒家经典以解释《庄子》时，吕惠卿最喜欢援引《论语》中的思想资料”。【14】《吕观文进庄子义》中巧妙地把儒家的“性与天道”问题与道家的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在解释《齐物论》“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之时说：“故学者所闻特其文章而已，性与天道非所得闻也”，“藏其妙理以为孟浪之言，而学者所闻特其文章而已”。[15]这里所说的“所闻特其文章而已，性与天道非所得闻也”，出自《论语•公冶长》，是说孔子的学术思想在于人文社会精神，而不谈性与天道，孔子关心的是指导学生了解社会现实，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需要在人文社会中去理会。吕惠卿为了使儒道融合起来，就应用《论语》中的这些思想资料来解释《庄子》中的思想，从而使道家的思想与孔子的“性与天道”结合起来。其次，《吕观文进庄子义》运用儒家克己复礼的理论来解释道家的齐物思想。吕惠卿在解释《庄子•人间世》中有一段话：是以事亲则不择地之夷险，事君则不择事之难易，而皆安之，则所以处之者，尽矣！此所以为孝之至、忠之盛也。则自事其心者，岂有他哉？寂然不动，唯心之顺而已矣，哀亦犹是也，乐亦犹是也。岂以哀乐之来而易施乎前哉？苟以哀乐而易施乎前，则有所择而不能安之，则非所谓事之者也。故哀乐之来虽出于故也。我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已矣！……能事其心则以之事其君亲而有不安之者乎？诚能无所择而安之，则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诚有所不得已，则行事之情以忘其身而已，身且忘之，奚睱至于悦生恶死乎？”【16】在这里儒家的忠孝思想十分明显。“事亲则不择地之夷险，事君则不择事之难易”,是和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相符的。孔子要求“克己复礼”以维护传统礼法和社会伦理道德，而“克己复礼”的中心就在于忠孝，用忠孝的思想来维护西周的分封于宗法制度。《吕观文进庄子义》中在解释道家的“至人”时，认为至人“事亲则不择地之夷险，事君则不择事之难易”是因为至人可以“自事其心”，因而“寂然不动，唯心之顺而已矣，哀亦犹是也，乐亦犹是也”，齐万物于一，无我而齐哀乐生死。所以在“克己复礼”的实践活动中“诚有所不得已，则行事之情以忘其身而已，身且忘之，奚睱至于悦生恶死乎？”也就是说，在忠孝思想的实践活动中，只有齐万物、同物我的“至人”才能“为孝之至、忠之盛也”。这就使得《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和儒家“克己复礼”的要求联系了起来。再次，《吕观文进庄子义》也用《孟子》、《大学》、《诗经》等儒家经典中的思想解释《庄子》。如在《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第二·人间世第四》中解释“蘧伯玉曰”一段时说：“宣王好酒好色好货，孟子因导之以王道，亦若是而已矣”。【17】“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后可以言曲直屈伸也，不能正其身而言曲直屈伸，则入于邪而已”。【18】“正身”是儒家《大学》中“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思想。“其年壮，故轻用其国，而不见其国。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