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经典无限可能的未来

启示经典无限可能的未来内容提要：描述结构主义、现代主义的信念为解构论的出场铺展了精神背景，后现代景观则呈示了解构论生成发展的现实语境。德里达的书写姿态就是在逻各斯中心论的极权威压下展开反叛，阅读策略就是他的书写姿态在经验层面上的运作。德里达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引起了传统文本观的变革。解构论的思维方式有纠偏的优势，但也有其不可超越的限度。关键词：解构论，后现代景观，书写姿态，阅读策略，反本质主义文学观与文本观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着历史上意味深长的精神剧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别无良策，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以结构主义为典范的现代知识形式对于理性、秩序、人文根性的探求亦显得步履唯艰。六八事件又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当动变的事件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知识人也自然地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德里达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他的解构论从这一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他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他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化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一、解构论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语境加拿大学者Bressler教授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分七个标题介绍了解构论产生和演化的精神背景、文化语境、发展概况、基本假设、方法论和美国的解构论。他对解构论产生和演化的精神背景和文化语境的描述颇具新意。Bressler首先指出，解构论的兴起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的挑战。他认为，结构主义形态多样，但其基本信念尚可寻绎：语言是指称活动的基本手段，语言自律地占有结构性规则系统；文化实践与社会生活都受规则系统的支配；通过研究结构规则和符码可以发现文本的意义。解构论就向这些基本信念发起了挑战，这些基本信念被替换、被颠覆，文学研究中也发生了范式的变化（paradigmaticshift），使得解构论之前决定着世界观的一系列假设都成了问题。Bressler把这些假设称之为现代精神，据说它们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引导人类和理解人性的基础，统治着启蒙时代以降的西方三百多年的历史。解构论的挑战，标志着人类试图告别现代精神，寻求引导人类和理解人性的新型基础，而这就是后现代的到来，后现代景观的亮色。[顺便指出，Bressler运用了postmodernnism一词，其实这有悖于解构论以及其他后现代言说的反本质主义取向；并且，把解构论与后现代思潮等同起来也有失准确。]Bressler追述了现代精神的历史与内涵。在他看来，这种上溯于1492年、下推及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观和核心有二：一是理性，它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导引；二是科学，它是人类的最高志业，推动人类走向希望之乡。在这两大信念之上，人类确立了道德义务、伦理规约与责任意识，Bressler把富兰克林当作现代精神的典范，这有一定的道理，也很偏颇。解构论与其他后现代言说的机锋就直逼这些信念，揭示现代精神不可逾越的大限：所谓客观现实不过是近代理性的虚构；一个文本是否具有意义也是大可争议的。这样，现代精神的进步信念和理性依托就倾斜、去势了，由此而确立的人文科学规范也就发生了转移。如果说，描述结构主义、现代主义的信念为解构论的出场铺展了精神背景，那么，进一步勾勒后现代景观则可以呈示解构论生成发展的现实语境。后现代景观，是一脉错综复杂的精神流向，它之异于现代精神之处在于：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性成为思想的关注，不是以建立统一秩序、而是以暴露差异和裂变为精神的志业。由于现代精神的基本信念被质疑、被置换、被颠覆，Bressler说后现代景观中现代精神被头足倒置了。他形象地描述道：现代精神是清楚明白的地图，使人类历史的旅程安全而又稳靠，而后现代精神是支离破碎的拼贴（collage）,其多维复杂的意象既提供了无限解释的可能性，但也可能是令人迷惑的可怕深渊。尼采对古典真理观和基督教道德的毁灭性打击，佛罗依德对自我意识幻象的祛魅，海德格尔对古典形而上学的破坏性解释，这些来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暴力又加速了后现代景观的生成。Bressler综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著作中所呈现的后现代景观诸种面相，假定了后现代思想家可能支持的几种信念：个人主义时代成为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使世界充满生机；我们的精神永不完美，我们的精神需要广泛的支撑，因而：整体主义成为必要；真理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我们，谁也不能宣称掌握了终极真理，所以要终止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引导我们生活的不是批判而是接纳，不是怨恨而是爱心，不是固执而是通融，不是唯我独尊的封闭境界，而是广纳百川的开放情怀。这种概括是反本质主义的，却又充满了美学的同情精神，这是Bressler的教学风格和写作姿态。这就表明，现代精神作为人类未完成的志业被铸进了后现代思潮中，共同启示出荒芜、迷惘的现代生活的未来，指示迷失方位又没有精神地图的思想旅程的无限可能性。二、德里达的书写姿态与阅读策略德里达从来就不认为他创建了一种名之曰解构的哲学，或者创建了一套所谓的解构方法论。因而，我们就很难同意Bressler下面对解构论的前提、方法和操作程式的系统化和体制化的评述了。德里达著作中所显示的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某些姿态，某些解读文本的策略。他本人多次强调，这些姿态、这些策略跨行在界限之上。既非思辩，亦非行为，而是双重书写（doublewriting）.先看德里达的书写姿态。书写姿态与古希腊至近代理性主义的姿态相对立，与西方拼音文化的整个传统相对立。在德里达看来，西方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是对言语的偏重和对书写（文字）的弱化，在书写和口语之间赋予口语以特权，从而设立神圣的二元对立（hierarchicalopposition）秩序。这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logocentric）形而上学传统主宰着从柏拉图到玛拉美、胡塞尔的所有运思与言说。所谓逻各斯中心论，即以某个终极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基础主义？），这一终极所指有许多名称，如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等，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逻各斯的多变面相行使着对思想的暴力和威压。逻各斯中心论的别名是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即以言说主体的在场为意义兑现的根本条件，以活的声音为意义的本原，从而扫除差异、清除歧义和驱逐异端，保留唯一纯洁的真理。在德里达看来，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及种种现代极权主义都以这种源远流长而又深藏不露的语音中心论为底色和薏蕴。而这正是长期以来统治着西方传统的不幸偏见，其后果是永久化了排斥书写、降格文字的时代。德里达的书写姿态就是在逻各斯中心论的极权威压下展开反叛。针对排斥书写、降格文字的西方传统，他并不想以书写取代言语，建立另一种中心，而是换一个视界，展示另一种可能性，为积疾深重、日渐衰微的西方文化寻求一线生机。他的书写姿态有几许夸张，也就是以一种过度的文字铭刻着对流传的经典的再度解释，决裂传统的虚幻同一性，这就是淫文破典-释放被言语所遮蔽、为语音所压抑的文字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那不可还原的差异与推延（difference），是那种生成差异和散播裂变的物质性力量。德里达颠倒口语和书写的等级对立结构，认为口语是书写的特殊形态，从起源上一直可以追溯到心灵书写（psyche-writing），这种心灵书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原初书写（arche-writing）。书写指向一个缺席的主体，无限地派生出差异、铭刻着异端、推延着意义的兑现，从而使真理永远不能准时正点地到场，追求真理的人和言说真理的话语总是被放逐在没有终点的流亡的路途上。在这里，流亡是个痛苦的生命处境的隐喻，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就是说，人们所有的终极瞩望都可能是虚幻的。但流亡又以自由的游戏力求超越这种痛苦的生命处境，这又立即把痛苦的生命处境强化为荒诞的存在处境：自由的游戏搅乱了在场（presence），导致了同一秩序、整体结构的裂变。这出荒诞剧的主角是能指，它没有承担，没有根基；它无限地冒险，不求回报地挥霍，不思回归地浪游。有的学者说，这是意义世界的埋葬；有的学者说，这是天地人神的全面解构。这就言重了，其实并没有这么可怕，德里达的书写姿态只不过是表明真理的多元，意蕴的歧异，阐释的冲突，显示了无限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德里达的阅读策略就是他的书写姿态在经验层面上的运作。他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就是窥视文本的裂隙，促成文本的裂变，推动符号的差异运动，把能指放逐在永久的飘荡之中。阅读是再度书写文本，把它铸进异域，生成异样的文本。按照德里达，每个词语，每个句式，每段话语，总之，每一文本都内涵着二元对立、内隐着等级结构，因而文本的自我裂变是它不可避免的宿命，也是它不可抗拒的未来。如柏拉图的《斐德诺》中的药（pharmakon），就既是补药，又是毒药；玛拉美诗文中就既有空白（blanc），又有褶皱（pli）；胡塞尔的现象学既是结构论，又是起源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既表现了他与杰作、与导演决裂的欲望，又表现了他力图重建戏剧的再现形而上学的野心。在一切文本中认出这种二元对立、这种等级秩序，再颠覆这种统一整体，就可以解构雄居统治地位、具有无限威压的思想偏见，从而展示出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预示经典文本的未来生命力。即使有些思想在历史上被判处了死刑，无人问津的符号几近化作尘埃，但它的文本却可以具有一个开放的未来。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恰好形象地说明了解构阅读策略的功效和神奇魅力。解构的阅读策略是经验的运作，它不是超越经验之维的沉思，而是理论的批评化。我们通读德里达的著作，再参考卡勒（J。Culler）的梳理，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阅读手法（或批评策略之下的几种战术）：其一曰歧义散播。意思是，我们作为读者，要以洞明的法眼紧紧盯住文本中具有歧义（ambiguity）的词语，挖掘它的丰富意义，紧追不懈地寻绎歧义词语散播的踪迹，甚至激励它们表演到及至，引起文本的同一体自我裂为碎片，暴露一片意义隐没的深渊。德里达在《散播》一书中把这种歧义散播的战术表演得淋漓尽致，如pharmakon，hymen，number，folding，等等，都是一些解构的精灵，飘散在文本织体之中，无孔不入地散播着差异、置换和决裂的力量，任你的文本如何铜墙铁壁，你的同一体如何壁垒森严，它都会将文本的逻辑、语法和句法撕成碎片。意义隐微，本文世界中就出现了一次悲壮的日蚀，读者已不知道该到何处寻求真理，又于何处安置价值关注。其二曰矛盾扩大化。读者在文本中抓住因惯性思维的抑制而习焉不察的矛盾，再把它同文本的总体结构联系起来考虑，把矛盾扩大到危及文本统一构造的程度，原本貌似意义清晰、逻辑严谨的文本一下子变得自相矛盾（aporia），难以自圆其说而自落绝境了。德里达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拈出了一个有关死亡的含糊陈述：与死亡一起，此期待着其最本己的可能存在，认定这一陈述中包含着关于死亡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矛盾。这一矛盾非同小可，它不仅危及了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思维的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一矛盾足以动摇西方文化制度后面的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到尼采，所有的思想与言说无一不受其威压、无一不对其作出承诺的中心理念。首先是暴露个别陈述的矛盾，其次是显示思想家思维结构的破裂，终归是启示西方文化传统的困局及其超越危机的可能。德里达就是这样残酷，他让西方文化自己表演空前残酷的戏剧，也是这样绝望，冒险地跨越于不可跨越的绝对界限。Bressler选编的学生论文中，就采用了矛盾扩大化的战术，把《圣经》中婚宴的寓言解读成矛盾的汇集，多种矛盾的紧张冲突使寓意自相矛盾、进而自我解构了。其三曰边缘造反。读者把目光投向文本的边缘，注视那些散兵游勇一般的词语、意象、细节。它们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本的必要补充，舍弃它们文本也无法存在。解构阅读就从这边缘项开始发难，显示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