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读书报告一、“辩证”的启蒙：新一轮的神话作者开篇就提到：“就进步的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其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而知识的本质“在于时间和劳动，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展，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与人类生活”。而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在通往科学道路上逐渐远离了对事物意义本源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来代替原因和动机。对启蒙后的理性世界而言，仿佛任何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都是幻象罢了。“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而“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它把思想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的是：认识事物不在于单纯的理解、分类和计算，而应该是在于对每一种事物的本质加以实实在在的确定。于是，从感性和神话到理性和知识，从唯灵论的巫术到启蒙后的理性知识及保罗万象的工业技术，人的主体观念逐渐与所要认识的客体相分离，变得越来越独立。在此一过程中，人们用启蒙使知识替代了幻象，但随后又成为了知识的奴仆（即上文所说的工具目的化，对事物的本质探求变成了对作为工具的公式、概率的盲目推敲）。最终，科学和理性主义作为神话之后新的“普遍真理”使人开始对其顶礼膜拜，“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对自然的一种再现（神话）转向另一种再现（理性）的过程中，人类始终无法脱离自然，甚至越陷越深。而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逐渐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并接受了从属地位，最重要的是：人们将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了起来。那么人类不断去“再现”自然、崇拜由此产生的“真理”并且轻易的服从于各种形式相关统治的根本动机或原因何在？书中作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恐惧。要知道，“人是天生寻求安稳的动物”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并未将根源全盘托出。恐惧，对未知之物的恐惧，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贪图安逸的本性之源。为了把握不可知，更好地去操控自身的命运并且排除恐惧，才有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如此一来，这句话便不难理解，人们对神明与启蒙的崇拜都只是一种试图脱离恐惧而产生的从精神上的慰藉。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精神上的慰藉是需要现实存在的中介去达成的，这些中介就是神明与科学的秩序及其代理人，简而言之，其背后就是统治。人们被轻易统治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人天生的蒙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就是统治具有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为助人脱离苦海的幸福承诺，众所周知，这些承诺指向的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未来，缺乏理性或者理性有限的人们在这种欺骗之下产生依赖和。最终，大部分人逐渐失去其主体性，在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如行尸走肉般自我持存。“泛灵论使对象灵魂化，而工业化却将人的灵魂物化。”作者在这里以启蒙后产生的工业化的世界为例，为我们展现了被统治的人们顺从路径和全部的图景。人从观念到实践行为，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物质与商品生活的洗礼，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和塑造。其中隐藏着的将集体操控化为权力工具的权力，这些统治的力量就是将个体拼凑起来并使其逐步丧失自身主体性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物化甚至是人的异化便油然而生了。“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这种逻辑有力地解释了社会主体普遍客体化（物质性的异化）、理性成为统治工具的现象。“生产系统一直规定身体是为社会机构、经济机构、科学机构服务所造就的生产系统，这些机构越是复杂和精致，身体所能得到的经验便越是贫乏。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被物质和工业文明俘虏、并被统治的状况是存在着主要路径的，它便是上述提到的理性化的分工劳动及消费者地位的确定性。这种社会角色的确定仿佛是必然的，这也证明了统治者的狡诈及被统治者的软弱。只能按照统治者意愿出卖自身劳动力被统治者，其物化程度越来越高，最终的结果便是：商品至上，人物同化。“不仅有可能把启蒙的观念刻画成进步的思想，也有可能使它延伸到传说时代的开始。”启蒙的“辩证”已经昭然若揭：一方面，它终结了先前的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旁若无人的展开了新一轮的统治。二、神话、启蒙与道德我们如果稍加了解下《奥德赛》的故事梗概，再结合本书所言，便可以发现：奥德修斯放逐自我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抗拒和背弃自然，他的这种抗争自然的最终目的便是要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即通过艰辛的返乡历程去摆脱自身相对于自然的虚弱，从而改变命运，做命运的主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奥德修斯有着启蒙者的影子。伴随着启蒙，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主客体完成了彻底的分离甚至对立；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主体客体化（物化）的情况却司空见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晚期），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普通人而言是势不可挡的，他们或是被蒙蔽或是心甘情愿地越陷越深，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无法自拔。“奥德修斯感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他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他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人必须在欺诈和失败之间做出抉择。”可见，人们其实除了顺从之外其实已经别无选择。作者在此处还举出了神话故事的例子，用“比蜜还甜的莲子”去比喻资本主义商品物质化的生活所无法替代的诱惑，进一步地揭露了启蒙所带来的工业文明无可比拟的威力。接下来作者提到了启蒙的又一果实，即：科学秩序（理性知识）的高度同一性。理性只有在这种普适体系的同一性下才发挥作用。它具有一种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康德认为存在着“纯粹知性的程式安排”，即在事物的可理解性尚未进入自我以前，知性就已经把这种事物的可理解性作为一种客观性标示出来，就像判断力是有条理经验的“指导准则”一般。那么我们可以说，科学知性在这里已经俨然代替神明秩序成了新的“指导准则”，而这种启蒙的产物是高度同一的，仅仅在技术细节上有所差别。在这种同一性的至高权威之下，理性中的计算思维成了认识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甚至可以说它将其自身作为认识的唯一路径。任何事物都可以转变成为“一种概念模式的单纯范例。”也就是说，在你对一个事物下判断之前，先验的概念机制就可以决定感觉；启蒙后的人们把世界“先天地假定为他们自己加工制造出来的质料（而这在启蒙前人是由上帝这种人自身对自然的再现物所创造出来的）；理性沦为同一性的范畴，它只允许对社会职位加以分工，但是人们作为被统治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角色地位是不会发生改变的。“科学本身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而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启蒙则变成了一种把真理与科学体系等同起来的哲学。”随后作者便从神话和启蒙中引出了道德的概念。他认为：“理性是计算和筹划的工具，它对于目的来说是中性，它的要素是相互协调……理性变成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因如此，它可以统帅一切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成是筹划的筹划。”将上述这段话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性本身是无关痛痒的工具，唯有利用理性的目的才是有善恶的价值判断之分的。比如说对那些意欲统御一切的独裁者如法西斯主义者来说，随着其恶的目的暴露（如为了高效率地种族灭绝，采用了毒气室的形式），作为其工具的中性理性也变的好似阴森可怕起来。“自我持存作为一种天生的欲望，就像其他欲望一样，有着一颗邪恶之心；但是，注定会对这些欲望发生作用的效率与制度，即独立中介、机关、组织、系统等等，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展现为合理性。”理性尽管已经表现的助纣为虐一般，但是在人的异化到处充斥着的商品世界中，凡是能体现出经济利益和价值的，便能被称作是合理的。三、文化工业：一个狡诈的陷阱“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万事万物皆起源于上帝的意识；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在启蒙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想的所思考的往往是由看到、听到和认识到的所决定的，而你看到、听到和接受认识到的则恰恰是由文化工业的生产部门决定的。他们的产品包含着两大特征，即：从时间轴来看，产品是预先设计好了的；从空间轴来看，产品是高度同一化甚至重复的。文化输出的商品化使得它得到了致命的异化。简而言之，文化所要解决的已经远远不是人的精神内涵的饥渴需求了，文化工业产品的生产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那如果有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抗的异议者存在呢？情况是否会有所扭转？我想答案在书中已经给出，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经典名言：“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却把矛头指向了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必须像我一样思考，否则就割掉你的头；而是说：你可以自由思考，不用像我那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你的，不过，从这一天起，你在我们中间就变成一个陌生人了。”托克维尔一语中的，秩序的制定者和统治者们所施加在反抗者身上的将是生活物质与精神道德上的双重压力。在物质生活上，如果试图持有以物换物这种原始生活方式，并拒斥一切商品经济的人在物化社会中将无法得到自己生存所需的任何东西；而在精神生活中，“没有工作”就将会被社会集体与“没有能力”和“软弱”画上等号（当然社会集体是指已经被工业文明物化生活驯化了的），从而对反抗者形成排山倒海般得精神压力。在预设了镇压反抗者的手段之后，工业文化的生产者便坦然自若地设下了陷阱，进一步地欺骗和驯化着无力挣脱的人们。“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启蒙后逐步建立的工业文化其欺骗大众的面目已经逐渐显现，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浑然不觉而已。阿道尔诺最后细致地分析了工业文化下的娱乐和作为其目的的快乐。他认为娱乐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实际是劳动的延伸，人们娱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暂时地）劳作的困顿，并以养精蓄锐再次投入到劳动中为最根本的宗旨。而现有的技术资源和设备（如电影）很好地满足了大众不真实的娱乐需求（一如既往，这种娱乐是以满足经济利益需求为目的的），使其深陷“温柔乡”而无法自拔。“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逃避和私奔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最后总得回来。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它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贴了。”简单的来说，在启蒙后的文化工业时代，“娱乐”已经被完全异化了，因为其作为目的的快乐对人们而言是明码标价的。而娱乐和快乐在此的真正内涵也已经非常明显，即：防范社会，点头称是。“工业所关心的就是，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和雇员，事实上，工业已经把整个人类，以至于每个人都变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公式……对雇员来说，他们想到的是合理的组织，而且他们不得不去顺应这种组织；对消费者来说，他们通过电影银幕或专门看在奇闻异事的出版物，可以感受到选择的自由和新奇事物的诱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对象。”最后，阿道尔诺形象地总结性了工业文明下无可奈何的人们的境遇四、反犹主义：病态的偏执提到了法西斯专政下的反犹主义，作者认为其之所以能如此疯狂的原因便是成功地发动了民众。一战后，在苦难中盲目的战败国民众被别有用心之徒（或者说偏执的理性主义者）利用了自苦难而来的绝望与愤怒，以偏执的、片面的、极端的和道德沦丧的方式将这些怒火全部（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施加到犹太人这群无辜承担莫须有罪名的人身上。从而使得像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从上至下都陷入了疯狂之中。作者进而分析了民众的盲目性，他从宗教入手，认为“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来说，宗教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替代品。”人们对耶和华的信仰渐渐转变成对其代理人和由他们定下的教义教规的无条件顺从。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崇拜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只可惜，从希特勒到一般德国民众对反犹主义的认知都是偏执和病态的，这才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基础上的……如果说模仿本身是消防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虚假投射则是把自己等同于周围世界。对于模仿行为而言，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加以遵从的一种模式，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同外在世界混淆在了一处，并把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说成是敌对的东西……在法西斯制度下，这种行为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