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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作者:黄玉顺——《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摘要：《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关键词：周礼；正义原则；正当性；适宜性；现代价值近年来，人们对“三礼”、包括《周礼》的学术兴趣大增。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二是国际国内的现实的制度规范问题，诱发了人们对于儒家关于制度伦理的思想的关注。但《周礼》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有人甚至想把那些具体的制度规范照搬到今天来，其结果不免导致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周礼》的真正价值并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恰恰是那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某种隐而不显的原则精神，惟有这种原则精神才是可以超越历史时空的“普世”原则，这是本文想要力图加以揭示的。一、《周礼》文献的时代性质《周礼》原名《周官》，乃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贾公彦《周礼正义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①]此书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这些争论的具体意见，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没有必要在此详述；我们只需简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实，以确定《周礼》的文献性质便足矣。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郑众“独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餼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竄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然而，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②]本文认为，大致来说，《周礼》是战国儒家通过制度设计来表达治国理想的一部著作，其所描绘的国家是一种“乌托邦”（Utopia）；其中尽管存有一些古礼的记载，但总体上并非历史性的记录，而是建设性的规划；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这表明此书的许多内容乃是一种“创作”，故此书乃是“理想国”性质的作品。[③]二、《周礼》内容的时代指向《周礼》设计的社会制度规范系统极为全面，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方面的国家制度，也有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规范，涉及从朝廷到乡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④]其分工大致为：（1）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2）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3）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4）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5）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6）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⑤]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上节已经说过，《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时代时期社会经济政治行政学术王权时代夏商西周宗法社会王土经济贵族政治封建制古学春秋战国第一次大转型子学皇权时代自秦至清家族社会地主经济专制政治郡县制经学近现当代第二次大转型新学民权时代市民社会资本经济民主政治省市制国学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sovereignty）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要注意的是，《周礼》各篇开头都讲“惟王建国”，似乎是指向王权社会的，但这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周礼》的制度设计是指向未来帝国时代的皇权的，只不过当时尚无“皇帝”之称（秦始皇才首创“皇帝”之称）。[⑥]表中所谓“古学”是指的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学术，以“六经”或“五经”为代表，实际上主要是《诗》《书》及《周易》古经，即孔子“述而不作”之所“述”（《论语·泰伯》）。此后便是百家争鸣的“子学”兴起。秦汉以来、直到清代，中国学术的主体则是广义的“经学”。然后是近代的与“旧学”（或称“中学”）相对的“新学”（其主要内容是“西学”的传入）。至现当代，中国学术已多元化，主要是两方面，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但就传承中国传统学术而论，其主体部分可称为“国学”。[⑦]显然，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而转化为民权时代的一部经典？三、《周礼》思想的观念结构更值得注意的是孙诒让《周礼正义序》指出的事实：《周礼》在后来皇权时代的实际运用往往是失败的。“刘歆、苏绰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其所以如此，孙诒让更进一步指出：“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倖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这个批评的对象是《周礼》的后世运用者，而非《周礼》本身；但事实上《周礼》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空想的，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来的皇权社会。《周礼》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