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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整理文稿：周孝正《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今天非常高兴用社会学的角度给大家讲讲性、婚姻，家庭，还有律师这些关系。所以，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社会学。社会学在西方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历史。解放初调整院系，取消了社会学。1984年，邓小平指示，社会学要补课。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全国恢复了社会学，现在全国有数千名社会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是社会学门类最齐全的教学科研单位，有四个年级的本科，三个年级的硕士，还有博士，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此外还有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等学校都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小平同志指示教学科研单位要补课，给社会学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保证社会良性运转。大家知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互动的一种学问，互动有两种互动，一种叫恶性互动，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一种叫良性互动，就是双赢。1999年10月15日美国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时江泽民主席提出中美双赢，从此，双赢这个词经常见诸报端，它也是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必须找出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在上个世纪开了这门课，叫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1840年以来，叫近代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叫现代中国，1949年以来，叫当代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叫当今中国。当今中国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由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句话，社会结构的转型，原来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对立、封闭的二元社会，现在变成了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开放分两步，第一步，是城市对农村开放，第二步是中国对外国开放。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第三句话，中国社会迅速进入高风险社会。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交通风险，去年全国死亡11万人，每年以1万人的速度递增，而且还是公路交通事故。北京去年离婚率上升，居世界第一，9万对结婚，4万对离婚。中国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中国不可预测，中国社会问题有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官员腐败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色赌毒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一、公共卫生问题洒向人间都是爱，爱就是稀里又糊涂，说也说不清楚，爱是感性的。人的欲望越高，判断力越低，饥不择食，慌不择路。2002年4月28号，江泽民主席到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提出了4个同等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培养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自然科学家同等重要，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自然科学素质同等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等重要。人文和科学是人之两腿，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人文与科学同时发展，社会才能前进。什么叫信仰，迷信的对立面是清信，邪教的对立面是正教，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谬误、泛科学，信仰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是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是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信仰是心灵的家园，越有知识的人越感觉自己无知，越没有学问的人越觉得有知识，如一些电视主持人，实际上只是播音员、报幕员、主播、司仪、出镜记者。主持人要有思想，西方的主持人年薪一千万美金，比总统高出多少倍。想当主持人是对的，但写书是错的，要有思想首先应看书，首先应爬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没有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就开始写书，是典型的浮躁。书中写到“我问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本意是人要有思想，人是宇宙间、地球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它于死命，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如果说“我问故我在”，那么三百六十行岂不是行行都可以说。例如教师可以说“我教书故我在”，卖菜的说“我卖菜故我在”，卖肉的说“我卖肉故我在”，这是亵渎，完全没有美感。去年海湾战争，某主持人说“美国用精密制导武器狂轰滥炸”，120万美金一颗的巡航导弹哪能去滥炸，可以说狂轰但不能说滥炸。每天有一片头，小男孩哇哇地哭，主持人说，战争对于平民多么残酷，多么不好，美国误伤了平民当然不好。与此同时，那天的报纸同版登了，山西一个煤矿发生事故，死了70多人，该主持人却只字不提，中国同胞死了70多人，都是矿工，你却一句话没有，面对“八秆子打不着的”伊拉克平民，却天天在喊，战争多不好，你想知道什么叫伪善吗？这就是！崔永元写了一本书《不过如此》，发行一百万，一本书提一元钱就是一百万，又有名，又有钱，在社学会分层方面，属于上层，相当于一个饱汉对饿汉说：吃饱了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别人可以说，但你不能说，因为你已经出了名，有了钱。这叫“得了便宜卖乖”，“调戏穷人”。越没学问越敢写书，就是浮躁，越有学问越不敢写书。对未知领域始终得有敬畏心情，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鬼神就是未知领域，现在选拔少年大学生，毕业后给他条件，给他资金，让他去探索未知领域，黑洞、萨斯病毒的基因结构等，这叫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但绝大多数人当不了科学家，也不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科学家身上，如去年北京非典，我们给中央建议，但有的媒体说，依靠科学人类必将彻底战胜非典，错误！不是靠科学，而是靠技术，靠技术的某一种产品，就是经过包装、有利润的商品，把战胜“非典”寄托在疫苗和特效药上，是错误的，所有的抗生素，对病毒都是无效的，所以解决非典，依靠科学，到猴年马月呀？但科学家的价值还是存在的，三年研究不出，第四年就出来了，我们要把一批智力极高，又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给他条件，但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如一年研究不出来疫苗和特效药，“非典”还解决不解决？那依靠什么，依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依靠公德心，社会学的主意是“7＋3”，“5•1”到了，百万民工大逃亡，人大学生也走了一半，每天新发展病人100多，老百姓吓怕了。有人建议“五一”7天假改成5天，怕人们出去玩，造成传染病扩散。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妖魔化一个东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迅速妖魔化了“非典”，把北京人也妖魔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7－2”，只能“7＋3”，“7＋3”是什么意思，世界卫生组织把北京宣布为疫区，潜伏期2－7天，平均4－5天，切断传染源，不对，浮躁，传染源不知道，不知道回家慢慢研究，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着急研究就把果子狸妖魔化了，果子狸惹谁了，把人家全烫死了，后来又说不是，平反。又说是，那是科学家的争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急着下结论。社会学主张切链，切断传染链，而不是切断传染源，因为传染源不知道。什么叫切链，就是同时在家自我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立足利用老百姓适当的恐惧心理。有人说“非典”不可怕，错误！因为传染病大多是医护人员，他们在群众眼里就是专家，有服装、措施、知识、设备，可是纷纷病倒。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恐惧心理是正常的，不应说“非典”不可怕，而应说“非典”可怕，但我们不怕，需要三个心理阶段：恐惧不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人有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恐惧是人正常的心理状态。切断链条，公交、学校、机关放假，在家里，贪官忏悔，有老婆孩子的做饭、吃饭，享受天伦之乐，吾日三省吾身，看书、自我批评。中医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西医是把菌种斩尽杀绝，发明了抗生素、特效药，这是极其错误的。如美国50%的人滥用抗生素，中国80%的人滥用抗生素，西医治一个人的病原体，中医治病的原则是扶正祛邪。“正”就是人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扶正”就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被世卫组织认为是所有抗病毒的最好办法。细菌在地球上生存了30亿年，是所有生命的老祖宗，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微生物有病菌、病毒，地球上有病毒1000种，致病的是100种，每年新生病毒1－1.2种，病毒是生命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说不是是因为生命会繁殖，而病毒不会繁殖，说它是生命因为它会复制，它是介乎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一种东西，一种物质。人体内有100万亿个病毒，超过人体细胞10倍，人身体内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知之甚少的微生态系统的平衡。随便吃抗生素，把病菌斩尽杀绝，破坏了身体的微生态平衡，极其有害。有人主张把中、西医优点结合起来，这是典型的浮躁心理，极其有害，正如把马和驴的优点结合起来，生下了骡子，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骡子的代价就是不能生育。现在西医要有中医也要有，社会学有，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病毒中医叫“春瘟”，到了一个节气，就撤了，但可能还会来，人类不会完全战胜，只能逐渐消退，因为人有抗体了，人不知道怎么传染的，也不知道结构，也没有特效药。康德说，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信仰是维持社会公正；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中国缺什么，和美国相比，中国1000个大学，美国10000个大学，中国13亿人，美国3亿人，美国有3.5万个教堂，冬天不冷，夏天不热，24小时不关门，有牧师，不管官大、官小，穷人富人，一人一个位置，做了缺德事，到教室忏悔，失意了，到教堂陈述，失业、闹矛盾都可以去，西方有教会等慈善机构，中国北大原校长蔡元培说，中国可以用美育代替宗教。公共卫生问题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个人生活方式问题、个人偏好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关系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需要管理和道德。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广东的临床实践说明，中医治疗“非典”值得认真总结推广。西医是对抗疗法，需要找出敌人，再用药品予以消灭。迄今西医未找到病因，因而未有针对性疗法。即使找到病因，还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该病毒的药品；待开发出新药，病毒可能早就又发生了变异，需要重新确定病毒，再行开发新药。中医不进行对抗治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或者说自康复能力，让机体自己组织能力去杀敌。因此中医从来是辩证论治，根本不必去识别敌人。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能解决历次瘟疫的原因。我们需要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思路。相当于我们需要马、驴、骡子三种动物。绝不能都搞成非驴非马的骡子医学。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对于在漫长的历史中保存到今天的一切中华文明成果，必须以十分谦恭的态度全面继承。中国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医形成的优良传统就是辨证施治的思想。它主张根据每个人的基础健康状况，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环境采取同样的病异治，异样的病同治，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必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造神也不能树敌。而是收集症状、体征，搞清楚邪正关系，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辩证施治就是中医的精髓。中医不像西医：试图找出一种小药片，或者是疫苗，比如说抗生素。找到抗生素，比如青霉素，链霉素等，就认为可以治一切的病菌。后来发现，滥用抗生素会造成微生态的失调。微生态的平衡被破坏，结果，病菌有了抗药性，就会造成抗生素有一代二代三代。现在用到第三代抗生素，其实已经很贵了。据说一支要卖到200元。有的还更贵，每天要用好几支，费用可想而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很多人还没有富起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用这样昂贵的药，特别是广大农民，只能是小病忍，大病拖，至死也不能住进正规医院。我国传统的中草药突出的优点就是物美价廉，十分贴近平民百姓。中医所治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平民”，在见病的时候更要见人，而且大多数是穷人。西医要找这个人的病，也就是找这种病原体。这种病原体是什么？西医就认为它是一种小东西。小东西看不见，就发明了显微镜。看见了西医说是病菌。后来又发明了电子显微镜，又看见了，说是病毒。这样的话，就走入歧途了。实际上，你即使找到了病毒，人对病毒没有办法，包括肝炎的病毒、流感的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这次又碰见病毒了，这时候一定要克服骄躁情绪，要克服这种懒惰情绪。老是想找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片或者是疫苗。应该反思这个问题。通过这个依靠道德和管理的人文思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把科学理解为技术，把技术又理解为一种产品，甚至是一种商品，可能要等一年两年。甚至像艾滋病、流感等了二三十年，疫苗也没有出来。如果依靠公德心和公民意识，也就是说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基本就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