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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生活价值观（生活意识）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粮食选择标准粮食需求行为形成新需求法则粮食需求结构第十一章世界的人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第一节粮食需求定律一、粮食需求变动因素1）经济因素：收入因素，价格因素2）社会因素：现代化因素，都市化因素3）自然因素：耕作环境因素二、粮食需求曲线计测用一次指数曲线D=aYee为需求的收入弹性，Y为人均收入日本的例1.综合粮食需求曲线：D=1403.887Y0.087R2=0.934,e=0.087，e=0.087说明人均收入增加10%，人均粮食需求仅增加0.87%----饱食时代大卡收入D=1403.887Y0.08722002001000千日元26002.淀粉性粮食需求曲线D=5371.718Y–0.214,R2=0.949,e=-0.2142001000千日元D=5371.718Y–0.214大卡11001700三、从饮食费(粮食消费支出）看粮食需求法则C=3.924Y0.659,R2=0.997,e=0.659e=0.659说明人均收入增加10%，人均粮食消费支出增加6.59%YCC=3.924Y0.659四、饱食收入水平与饱食大卡水平大卡2509950千日元D=2509.26/（1+0.45e-0.00562Y）Y粮食政策的目标有三项：1.粮食危机的避免（安全问题）：基本政策手段为：提高粮食自给率，确立粮食安全保障体制2.粮食供给的安定化：量性稳定化（储藏体制的确立）经济性稳定化（价格安定体制的确立）3.饮食生活的多样化，高级化：粮食生产结构的调整第二节粮食政策目标综合粮食流通体系的建设综合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1972—1974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推动了联合国1974年1月的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世界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给出了粮食安全概念：“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够食品”。1983年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更为明确的粮食安全概念：“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1992年中国提出的食物安全概念是：“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其包括的五个方面是：“食物生产安全，具有促进食物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食物卫生安全，具有保障食物卫生品质的能力；食物储备安全，具有防灾减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食物流通安全，具有对食物市场进行调控的能力；食物消费安全，具有引导科学消费的手段和能力”FAO(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测，在1990年，世界上大计8亿人为慢性营养不良人口。第三节、世界的人口与粮食一、粮食问题的三因素世界的人口粮食的生产力粮食的分配推测的二个依据1）各国的每人每天DES(DietaryEnergySupply饮食能量供给量），可以根据粮食平衡表得出。表8-12）BMR(BasalMetabolicRate基础代谢率），人们维持生命而必需的能量。只能摄取BMR的1.54倍以下能量的人为慢性营养不良人口。据估计到2010年世界的营养不良人口为6.37亿，其中亚洲为2.72，非洲为3.25亿。图11-1饮食能量的构成谷物：51%畜产品：15%蔬菜水果：4%砂糖类：9%薯类：5%其他：15%水产：1%二、马尔萨斯灾难性的人口预言及其破灭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1798年年出版《人口原理》（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伦敦）首次系统展现了人口、粮食、资源关系的困境他提出两项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1）马尔萨斯人口论主要观点随后提出两个假设：“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即“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相应得出三个命题：“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从而达到实际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他展示了他的理论的政策含义：反对政府对穷人的赈济。逻辑是：赈济穷人，使之更易于结婚生子，并助长其懒惰挥霍；而土地提供的食物一定，增加的需求抬高食物价格；虽然会刺激生产，但增加的财富会进一步刺激人口增长，并超过财富的增长，迫使每人所得下降，贫困复归。因此，“根据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要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反对提高工人工资。逻辑同上：工资增加导致劳动者境况改善，人口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这在导致食物价格上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过剩、工资下降，迫使劳动者结婚生子困难，这又使人口不再增加，直至生活资料与人口回复最初比例。他还因此断言，“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劳动者的报酬将大大降低。”（2）马尔萨斯预言的缺陷马尔萨斯灾难性的人口预言，未能在迄今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得到证实。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马尔萨斯从未预料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奇迹，也未能遇见到1870年后，生活水准和实际工资快速增长的同时，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的事实。”萨缪尔森指出：“在马尔萨斯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欧洲和北美，技术的进步拓宽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上，技术的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产出增长远远超出了人口增长，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有了极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指出马尔萨斯预言与现实的差距之外，还更多地揭示了马尔萨斯为不合理制度辩护的错误，指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增长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2）马尔萨斯预言的缺陷人口爆发与人口转换理论7012000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图11-2世界的人口据认为，直至12000年前人类进入定居农业时代，世界人口不会超过1亿人；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3亿人；约经过1500多年，才增加了一倍；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人口开始稳步增长，1750—1900的15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一倍，达17亿人；20世纪增长继续加快，到二战结束的195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战后全球人口以惊人速度增长，发达国家已有的医疗卫生技术传播到发展刚刚起步、尚处于自然生育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使得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25亿在37年间翻了一番；而从1987年的50亿到1999年的60亿人口，只经历了短短的12年！图11-2人口转换理论出生率死亡率一二三四年代出生率死亡率三、粮食的分配实际上，在1990年，世界谷物产量为20亿吨，人口为53亿，如果平均分配，人均为380公斤，每天每人的饮食能量可达2500大卡以上。加上蔬果、薯类，可以超过3000。因此只考虑粮食问题的三因素的前二个世界的人口及粮食的生产力并不存在粮食的不足。20亿吨粮食并没有被53亿人平均分配，这是事实。20亿吨粮食中的40%作为家畜饲料生产的畜产品主要被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消费。由于粮食的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解决了粮食的分配并不意味粮食问题的解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的生产与分配是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进行的。正是市场经济创造出了8亿的营养不良的人口。粮食的生产与分配象1枚硬币的两面。三、粮食的分配人均供给量kg总供给100万t量%人口比例%发展中国家23894055.375.1发达国家61076044.724.9世界3301700100100表11-1谷物的分配现实的粮食安全问题（1）人口、食物、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但是，人们仍然如实地承认，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出版并一版再版，促使人们广泛关注世界性的人口、粮食、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粮食安全，就是这样成为各国政府农业宏观指导的基本着眼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农业土地的产出，在农业用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全球粮食供应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见表11-2）。表11-21960—2003年全球人口增长与谷物生产增长比较年份人口（亿人）谷物年产（亿吨）收获面积（亿公顷）每公顷产量（吨）人均谷物（千克）196030.88.776.481.35285200363.03①20.756.743.08329年增%1.722.070.0941.980.35表11-2显现了农业的集约经营的趋向。农业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相对应。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代表了农业发展先后两个阶段经营的不同技术特征。发展之初，耕地、森林、草原、水面等农业自然资源相对充裕，而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相对较少。因此，相对较少的经济资源被投入相对较多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主要依靠土地数量及其自然肥力，即自然力，满足人类对食物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这种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即粗放经营。粗放经营的标志是单位面积土地等农业劳动对象产出量低，总产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耕地等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外延型的增长方式。当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毁林（草）开荒、围湖造田、滥砍滥伐、酷鱼滥捕、超载过牧，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得人口—食品紧张关系的一时缓解，而陷入环境破坏——农业产量下降——更严重地破坏环境的恶性循环。粗放经营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农业技术进步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单位面积土地等农业自然资源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资金等经济资源而增加产出，得以拓宽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使等产量曲线外推（见下图11-3）。图11-3全球粮食生产可能性边界向上提升的趋势质量效率型的、内涵型的集约经营方式：相对较多的经济资源被集中投入相对较少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其他农业劳动对象），主要依靠增加土壤肥力（农用土地生产率、畜禽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单位畜禽）产出来提高农业总产出。依所集中投入的经济资源的不同类别：集约经营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两种类型，分别以单位面积土地投入劳动力数量和投入资金量两种指标衡量集约程度。技术可以分为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两者所适用的土地条件和所需劳动力、资金量不尽相同，在这个含义上可以将它们进一步明确为劳动—生物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机械技术密集型。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MM图11-4食品的偏好与需求FHFL图11-5人均总谷物需要量谷物价格人均总谷物需要量PDLDHQLQH图11-6谷物的世界市场谷物价格谷物数量OQLQHQDSDLDHP农产品生产增长供应充裕不等于没有食物安全问题。也就是说，粮食安全不完全是技术问题。美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他的代表作《贫穷与饥荒》（1981）中指出，饥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食物的可获得性减少了，而是缺乏对生产足够食物或购买食物的资源控制。依然严峻的人口、粮食、资源问题尽管如此，人口基数大、发展基础差的中国，仍然不能对13亿人的吃饭问题掉以轻心。通常认为，在有效控制条件下，中国人口达到16亿左右时可能实现零增长，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还将增加3亿人。中国人口密度2.89倍于世界平均水平（2001年每平方公里人口中国133人，世界平均46人），国土资源的开发总体上已经高度密集。而经济起飞、加速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将更多地吞噬耕地、消耗水资源。再增加1/4的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将受到重大考验，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全体人民不断提高的食品消费需求，将更为艰难。中国的人口、粮食、资源的紧张关系，将“警钟长鸣”。20世纪最后的一次“警钟”，起自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R.Brown）发表于1994年9—10月号《世界观察》的论文《谁来养活中国》。90年代上半期，中国国内粮食价格以每年20%至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