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唐朝科举制度的影响摘要：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初创于隋，而完善于唐，它是适应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唐代的科举对唐朝的政治有着积极的影响，为其培养和选拔大批有用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巩固了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由于唐朝科举的不完善，又对唐朝的社会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关键词：唐朝科举制度影响科举制度是先秦诸子选贤举能思想的社会产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论语·卫灵公》记有孔子关于读书做官的名言：“学也，禄在其中矣。”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贤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仪，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仪，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明确的倡导政权开放，社会阶层上下流动，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无疑是进步的，科举制度正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付诸实践的结果。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初创于隋，到了唐代，这种政治制度已经日趋完善，成了一种为封建社会选取人才的手段，并且封建社会的教育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一块坚实的基石。唐代的科举，自唐初经百年演变，至开元年间已日臻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官吏选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与唐朝以前实施过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更能体现任人唯贤，见人为才的相对公平的选士精神，并对唐朝的社会政治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绵延着整个封建社会。一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征稿》第一章《长恨歌》中，曾对唐朝的科举发展概况作出概括，他指出：“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盛于德宗之盛。”清人徐松也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衍变写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即《登科记考》，根据《登科记考》，终唐之世二百八十九年，贡举进士为二百六十六次，及第进士为六千四百四十二人，按每年应举数：“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1】计算，有唐一代约计有五十万人次参加了进士考试，平均每年及第在二十三到二十四人之间。这与《通典》卷十五所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基本相符。现将唐高祖武德初年到唐灭亡每年进士及第的平均数字，列表如下：帝系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年及第数313.713.72.8262826.722.523.729283430252928252222从上表可以看出,从唐代至天宝年间，进士录取数字是逐年上升的；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肃代两朝进士录取人数明显下降；德宗以后，录取人数又开始上升，直到懿宗咸通末年，科举发展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僖宗之后由于政局的混乱以及黄巢起义的影响，科举录取人数下降。上表所示与唐代历史发展情况相吻合，但从提出二百八十多年的总趋势看，科举发展是稳定的，这就说明，科举制度虽受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其又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不因唐朝的灭亡而衰亡，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唐代科举的稳步发展也说明它受到唐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得到地主阶级的拥护。由此，可以得出：唐代的科举制度对唐朝的政治统治有积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巩固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两汉的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官贵和富豪子弟要占应试者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门贤入仕，寒门庶士无门路登进，这使得考试的入选面十分有限。选官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地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这种状况，对于统治者取得社会支持，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而科举制度是在士族地主势力逐步衰退，庶族地主势力逐渐上升的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冲破了九品中正制设立的门第界限，为庶族地主开辟了入仕之途，使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士流而登上政治舞台。唐朝初年，特别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统治的年间，是士庶势力发生更大变化时期，出现了“门第兴替”【2】不常的变化。李肇《唐国史补》载：“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这一材料乃是庶族势力增强的最好例证。我们还可以从玄宗朝宰相的数字加以说明，玄宗朝宰相三四十人，其中庶族宰相为十八人，占玄宗朝宰相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科举出身的宰相二十三人，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在二十三人中，庶族宰相为十四人，占科举宰相的百分之六十，并且玄宗朝的重要宰相如姚崇、宋璟、张说、刘幽求、郭元振、张九龄等人为庶族出身。玄宗以后，庶族地主通过科举途径取得高官的人愈益增加。但是士族地主并没与因此而被排挤在仕途之外，他们虽然丧失了在魏晋时期的种种特权，然而在经济和文化传统上却仍然粗语优越的地位，他们同样地把科举考试作为其晋身之阶进而跃居高职。唐代科举承杨隋旧制，早在高祖定鼎长安就开始悬禄取士，其考试科目尤以进士科为著，士族为谋求高官以隆显家族，对进士科考试之热情绝不让于寒素。据《登科记考》、新旧《唐书》等史籍对唐代官员之出身与科举实绩加以详细统计，详见下表：唐代士庶登科对比表科目出身618|649650|683684|709710|732733|755756|779780|805806|826827|846847|873874|906合计进士士31434322337457213112870589庶25211971115211849132明经士47181481110531081庶1367244310129制科士1.391515768573088庶2357446400136由表可见，除唐初三十年士族中进士第少于制科外以后士族中的进士数都远远超过明经和制科，这样充分体现了士族高度重视科举考试。“士之美者，非贵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笔而为王者师，挽车而为王者相，其白屋之士可自遗之哉！”【3】因而“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詙望之继也。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4】可见，科举是寒族获得政治地位，参与权利与财富的分配的捷径，也是士族维系门第，避免世业沦替的要律。由此可知，唐代科举制度，扩大了人才选用的范围，笼络了大批士庶地主，去的了他们对唐政权的拥护和支持，稳固并扩大了唐朝统治的基础。第二，由于科取士，唐朝统治集团上层不断更新，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士庶势力一消一长，最终引起士庶合流。唐初，李世民排定《氏族谱》时下诏曰：“···不顺论数世之前，至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5】其修订的方针是不拘泥于数世之前的士族特权，而是“崇重今朝冠冕”【6】。“官至五品者皆开士流”【7】。这样一来，士族地主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出现了世家大族中“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的情况。而庶族出身位至五品者，则可以升入谱限。自此以后，唐代官品的高下之分，便逐渐取代了士庶之分。由于以官品的高下区分其享受特权的不同，因而唐代知识分子竞趋于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一科。到唐代后期就逐渐产生了一个具有特权的新的户等，即“衣冠户”。衣冠户的正式出现是在唐武宗时期，武宗会昌五年（845）诏：“或因宦游，遂轻土著，户籍既减，征徭难均。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虽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一沾官及官满后，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减少。从今以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居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8】这一诏令说明，衣冠户是一种特殊的户等，在经济上有许多特权，而这个阶层中既有原来的士族出身者，又有庶族出身者。衣冠户的产生，无疑是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上官员享有种种特权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士庶合流的必然趋势。第三，唐代科举为唐政府培养了大批的官僚。根据徐松的《登科记考》，唐代及第进士六千多人，今可考察的有两千余人。据刘海峰的统计，新旧《唐书》有传之官员，除去后妃官宦和宗室、宦官等特殊出身者，及武功出身任武职者，共有官员1383人，而其进士有469人，占总数的40%。唐后期697名官员中进士出身者达344人，占总数的49%。【9】看到唐代的进士科对其文官的培养起到巨大的作用。进士出身的官员操纵了部分政治权利，他们掌握了省、部、寺台（御史台）、府（京兆、河南）各中央机构以及各州县刺史、县令、参军、丞、尉、主薄等地方官职。甚至在玄宗之后，行政系统之外而能影响唐代政治的翰林学士也大都是进士出身者所把持。这批进士出身的人，其升任大都从九品的主薄、丞、尉开始，最后登上高职；而且唐代三百多名宰相，科举出身的宰相数字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不断上升的。通过科举取士，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利都集中到了中央使得大批士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机构形成了一种“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的局面。对于唐代有着重要的贡献，有节气、有学问，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专长并有实干精神的人物，不少都是科举出身，特别是进士一科。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就指出：“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他列举了房玄龄、郝处俊、来济、上官仪、李玄义、娄师德、张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崇、宋璟、刘幽求、苏环、苏颋、张说、张九龄、张巡、杜黄裳、裴度十九人，其中姚崇、刘幽求、张说三人为制举，其余均为进士科出身，他们有功于唐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又如政治家狄仁杰，理财家刘晏，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科举出身的并有卓越才能的人。通过科举制度，唐政府把一些学有专长的地主知识分子不断地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这样就提高了唐代官吏的文化素养，加强了吏治，最终把唐朝建设成为一个雄踞于世界东方的封建大国。二唐代科举制度的弊端于贞观后期已经出现了。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如彰，虽加利戮，而百姓已受其弊。”【11】到永徽年间，“官纪已紊，迨麟德之后，不胜其敝。”【12】此后科举之弊的记载不绝与书，其主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只讲究格式韵律，词采华美缺乏思想内容影响了文学水平的发展。《云溪友议》载，大和元年，文宗对知举高锴说：“其所诗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13】事后，高锴在品评及第者时说：“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一首，最为迥出，······臣与状元第一人，······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二人。”【14】文宗君臣间的对话，表明品评优劣的标准时齐梁旧体，省题诗本身，由于内容的限制和形式格律的拘牵，更不容易产生好的作品。“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之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之辈皆有诗名，至于做省题诗，则疏矣。”【15】其省题诗容易束缚作者的思想，也难于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唐代作家对科试文的看法，他们并不把这看作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大家都知道，韩愈考过好几次进士，他对科举是热衷的，但对他所做的诗文他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心不宁者数月。”因此，：“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选，仆心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同时韩愈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了由于科举考试给文风带来的消极影响，他在《答吕毉山人书》中说：“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侯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韩愈是从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角度来批判科试文对文风的消极影响。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自己对“近风偷薄，进士尤甚”【16】给予指责。李翱《与淮南节度使书》说“近代以来，俗尚文字，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17】明代唐诗学家胡震亨所说：“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唐音癸签》卷二十六）从此可以看出，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