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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案例：案例二：2010年5月，患者陈某因车祸股骨骨折到当地人民医院就诊，接诊骨科医生马某在为患者查体、检查诊断后，决定为其骨折处植入钢板。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术后陈某恢复良好并可自行走路。不料，7个月后陈某再次发生骨折入院。经检查发现，陈某此次骨折部位仍为上次骨折处。而且，经核对批号后，发现在首次术中使用的金属接骨板合格证上产品名称为“金属接骨板(直型)非加压四肢骨钢板”，该产品的批号一致，也就是说断裂的这块钢板系肱骨加压钢板，本应用在非加压不受重力的肱骨(上肢骨)上，而首诊医生却用在了股骨(下肢骨)上。陈某认为医生擅自改变钢板的使用部位并造成了伤害，遂将该医院告至法庭。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首诊医院擅自改变医械使用部位，导致患者损害的发生，故应承担主要责任。判决医方赔偿患者各项损失共7.5万元。点评：本案中，患者钢板断裂导致再次骨折，表面上看涉及医疗产品责任，实际上是骨科医生擅自改变钢板的使用部位，违反医疗常规，属医疗技术责任。这是因为，钢板本身没有产品缺陷，且产品提供者已经明确说明该产品用于肱骨，但骨科医生却把它用在股骨上，钢板不适当承重而断裂。众所周知，股骨作为人体承重的下肢骨，显然对钢板的要求不同。在《医疗器械产品生产制造认可表》中，规格型号明确有肱骨加压钢板和股骨加压钢板之分，且随钢板孔数不同又分为若干规格，说明在产品设计、制造和指示时，已经考虑到不同部分骨折对钢板的不同要求，从而区分为不同规格型号。本案中，骨科医生擅自将用于肱骨的加压钢板用在了患者的股骨上，就是没有依照钢板的规格型号进行使用，将原“肱骨加压钢板”错误当作“股骨加压钢板”使用。因此，钢板骨折是骨科医生的过失引起，即为医疗技术责任。医疗事故案例：案例一：（告知义务缺陷）2006年9月，段某因患精神病住进成都市内一精神病医院治疗，入院时医嘱一级护理，并允许其家属陪护。9月15日，段某转为二级护理，但医院未告知家属仍需陪护。同年12月3日，段某如厕时不慎摔伤，花费医疗费用5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残程度为七级伤残。段某亲属因此起诉精神病医院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段某住进精神病医院，但其监护权未发生转移，其在住院期间如厕摔伤，与其法定监护人监护不周有关，而医院也未督促其监护人陪伴或者为其聘请护理人员，因此双方均有过错。医院应承担次要责任，被判支付原告损失2万多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他们认为，精神病医院收治的对象具有特殊性，监护人无法在患者住院期间履行监护义务，因此，该监护责任已转至医院。二审法院认为，段某在入院后转为二级护理时，医院没有就是否还需陪护向患者家属作必要的说明，未尽到告知义务，对因此产生的各项损失要承担主要责任。经承办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多次沟通，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案例二：（治疗不当）2000年9月，李珍（化名）在广州市某医院做甲状腺癌根治术，术后因院方在无消毒隔离或进入洁净病房、无进行必要的各项检查、无强有力的预防感染措施、无干细胞支持等情况下，对李珍施予超常规剂量数倍的化疗，致李珍出现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内出血、全身衰竭，于10月14日在医院死亡。后经广州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该事故属于一级医疗技术事故，院方表示愿按《医疗事故赔偿办法》赔付２万元。死者家属不服，向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一审判决院方一次性赔偿在事故中丧生的患者李珍的家人12万余元。按照天河区法院的判决，十二人民医院的赔偿数额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计算，即应向原告支付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印刷费、死亡补助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等在内的共计122651.23元。案例三：（告知义务缺陷）2001年4月13日原告因患先天性心脏病，法乐氏四联症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因其病情严重，左肺动脉未探及，紫钳严重，但其四肢无畸形，遂决定实施手术治疗。4月17日对原告全麻下行主动脉与右肺动脉人造血管吻合术。4月30日原告出院，被告注明“治愈出院”。出院医嘱：预防感冒。不久，原告左小腿出现紫斑，后渐重，触痛、发烧、烦躁不安，其父母带其到被告处就医，2001年5月7日，被告以“急性股动脉血栓形成、法乐氏四联症姑息手术后”收入院溶栓治疗。5月10日医生欲对原告采取截肢手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未同意截肢，并表明后果自负。11日原告出院。之后病情稳定，但终因其左小腿缺血而坏死掉落。手术前，原告李杰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手术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已讲明可能会出现麻醉意外、大出血、心律失常、肺部感染、败血症、肝、肾等主要脏器衰竭而致残死、致残等，而未讲明手术后可能出现栓塞并发症。此后原告诉至本院，认为因被告在手术过程中严重疏忽，责任心不强而造成医疗事故，给其身心造成很大伤害，故要求被告赔偿各种经济、精神损失共计522650元。2002年3月1日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济南市中医医院诊断，结论为：法乐氏四联症术后并发症，左骼股动脉血栓形成、左小腿缺血性坏死并缺如，左股骨下端骨烂裸露。2002年4月25日山东省荣军医院对原告进行伤残评定，结论为：左下肢为五级伤残，智力为一级伤残。最终法院认为：被告齐鲁医院在给原告施行手术前，虽然与原告之父签订了手术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中并未注明术后会出现栓塞并发症的情况，从而使原告父母丧失了对李杰的治疗方案的最佳选择机会。因此，被告齐鲁医院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例四：（误诊）患儿，7岁。于3岁时曾患“脑炎”，昏迷半月，治疗后右侧上下肢轻瘫，步态不稳。此次因头痛1天，呕吐4次入院。体检：体温36.5℃，脉搏86/min，神志尚清，精神疲乏，双眼窝稍凹陷，双扁桃体Ⅱ度肥大，右侧有针尖大脓点，头枕部有触痛，右侧有针尖大脓点，头枕部有触痛，右面侧肢体轻瘫，肌张力稍增强。血白细胞12×109/L(12000mm3)，中性粒细胞78%.诊断：①急性扁桃体炎;②脑炎后遗症;③颅内感染;④轻度脱水。入院后予青霉素及磺胺嘧啶静脉滴注治疗。次日上午出现血尿，尿镜检有磺胺结晶，故停用磺胺嘧啶。患儿头痛加重，呕吐频繁，精神萎靡。血钠127mmol/L(127mEp/L)当时认为“低钠血症”，予10%氯化钠静脉注射，计划将血钠提高至140mmol/L(140mEp/L)。次日头痛加剧，持续呕吐，进入昏迷。家长偶然摇动患儿头部后，患儿呼吸骤停，随随便便后心搏停止死亡。死亡脑脊液培养阴性。尸栓报告：小脑扁桃体疝;脑水肿;脑积水;轻度慢性脑膜炎，呈轻度急性炎症改变;脑底陈旧性纤维粘连。医疗事故鉴定中心认为患儿既往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史，长期存有右侧肢体温表偏瘫，结合此次入院时发现职枕部触痛，应考虑慢性膜炎及颅底终纤维粘连的可能。病儿常可因扁桃体炎等急性感染而诱发慢性颅内高压进一步增高、急性脑水肿、脑积水、出现头痛和呕吐等症状。由于忽略了既往病史与此次发病后的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以致误诊为“颅内感染”(流行性脑脊膜炎)而用磺胺药物。磺胺药的药物反应，无疑会加重原已存在的颅内高压、脑水肿、脑积水，从而加剧头痛、呕吐等。此外，对病儿的神经症候、呼吸、瞳孔等观察均不够密切，也未作血压及眼底检查，也是不妥的。由于渗透压的急速改变，脑组织受损害，加重了脑水肿而导致脑疝死亡。应该指出，本例血钠127mmol/L仅较正常值稍低。只有当血钠低至120mmol/L以下，且同时有明显低钠血症症状时，才有补充高渗盐水的必要。本例虽有乏力、呕吐，但治疗前并无明显严重的精神神经呼吸症状，故乏力、呕吐实为脑水肿、颅内高压的表现，而非低钠血症的表现。案例五：（输血后并发症）1995年12月，原告李兰因患宫外孕，住进被告阜南县某医院施行手术治疗并输血，后病愈出院。2002年以来，李兰出现体质明显下降，消瘦、易感冒，对症治疗服药无效症状，持续至今。2005年2月23日，李兰到被告医院查问，被安排进行血检，并提取其血样。后该血样被送经安徽省疾控中心检验，结果为李兰已感染艾滋病毒。随后李兰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及后续治疗费38.18万余元。被告医院认为，李兰没有提供其感染艾滋病毒、系在1995年住院手术输血所致的证据，且未能证明在此后10年期间其未再在他处输血，故请求法院驳回其诉求。阜阳中院审理该案后认为，原告在被告医院住院手术输血有病历、配血单证明，以及安徽省疾控中心的检验结果报告。而被告方提供不出证明原告不系在该院输血感染的证据，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医院赔偿原告李兰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270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以及预付李兰后续治疗费3万元，计11.27万余元。案例六：（误诊）患者女，46岁，2006年9月7日，原告和妻子按照被告预约的时间，到被告妇产科计划生育门诊准备做门诊取环术。据被告门诊病历记载：“术前检查，血压：120/80mmHg，脉搏：80次/分，体温：36.4℃，病人一般情况良好。8点40分，口服米索前列醇400μg，9点肛门放仕泰拴1枚。9点50分，血压：90/60mmHg，10点，血压：80/50mmHg，”用药不到一小时即发生休克，濒临死亡。转入急诊监护病房，住院22天里继发脑水肿、颅压增高，继而脑死亡、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06年9月29日下午5点01分去世。患方与医方多次商谈赔偿问题，医方认为死亡病例属于医疗意外事件，仅仅愿意给予患方一定金额的补偿。本案双方争议之所以差距很大，关键在于医方认为患者死亡是医疗小概率意外事件，认为患者属于过敏体质，医方没有诊疗过错所以不同意赔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心认为医方在休克发生以后存在诸多诊疗过错过失，如医方没有及时诊断为过敏性休克，没有做出这样的诊断也就没有进行抗过敏性休克的治疗。假如医方在患者发生过敏性休克后，及时静脉输入较大剂量地塞米松等药物抗过敏治疗，患者即有可能存活。本案经过我们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被告医院没有诊断出过敏性休克，也没有及时救治过敏性休克，当属误诊误治；在住院后续的二十多天里，仍然存在其它的诊疗过错过失。案例六：（误诊）某疫区，一男性青年因高热、全身酸痛两天到当地卫生所就诊，以“重感冒”、“劳力感寒”收住观察，并给予抗感染、解热镇痛药物输液治疗。第三天上午，患者上厕所时晕倒，搬回观察室不久即进入昏迷状态，经多方抢救无效，于下午3时20分死亡。后经当地防疫部门血检，确定为“恶性疟”。经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患方不服，请卫生行政部门移交再次鉴定。再次鉴定考虑如医生能按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血检，及时确诊、对症治疗，年轻的生命就不至于过早地失去。虽不是医生直接造成病人的死亡，但其却是违规过失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事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案例七：（告知义务缺陷）2003年8月14日，被告某医院对原告王居然腹部进行畸胎瘤切除手术，术后腹部置引流管一根。9月1日告知原告己康复让其出院，原告于出院后9月13日引流管脱落后多次复诊，被告均未给予有效的诊疗，使原告出现生命危险。经南京儿童医院抢救才保住生命，但腹部仍插有引流管，并诊断因被告手术失败使原告形成胰漏，后原告经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出院。该院告诉家长，因被告手术并未将瘤体切除，手术后形成囊肿长期压迫大血管使原告脾脏明显增大且被告并未对脾腺修补，并让原告6个月后再次复诊。本案的焦点是医疗机构在不具备具备相应技术时为原告手术以及未履行转诊义务的情况下侵犯原告的知情权问题。最终法院认为：被告医院在为原告行腹部畸胎瘤切除术具有手术指征，虽就手术常见并发症，但术前谈话未特别交待胰漏发生的可能性，使原告丧失了是否选择在被告处手术的机会，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告在手术过程中，发现其不具备将瘤体切除的技术时未及时告知原告转院而是将瘤体部分切除。手术中造成胰漏亦未向原告家属告知，导致原告延误病情，不断重复就诊。并且原告出院后引流管脱，被告在复诊时未引起高度重视，因此被告侵犯原告知情权与原告所受伤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案例八：（责任心不强）赵xx，男，27岁。因母亲去世，精神恍惚，误服安定片10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