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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1页共33页十七年文学思潮概述一、十七年文艺思潮1．第一次文代会和文学规范的确立1949年7月2日到19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帷幕，从全国各地会师北平的2000多名代表同党的领导人一起为新中国文学艺术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这样概括了各路文艺工作者的会师：“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经验，确立今后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和任务，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把来自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方向上来。如周扬所指出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确定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2页共33页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人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经过文艺领导人和理论批评家的反复倡导与阐发，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学规范，并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认同，因此它们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包孕的主要内涵，贯彻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新的文学规范具体表现在创作上，则以“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为目标。根据周扬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是要选择新的主题，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写“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要使“语言做到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本时期的文学倾向于写重大题材和主题，以塑造英雄形象为首要任务，追求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二者构成了本时期文学创作的时代特色和总体风格。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若干文艺思想原则适合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学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的弱点，引导作家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深人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使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片新面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新中国文艺的接受和介人也使得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启蒙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些成就和影响足以使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开端，并逐渐形成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第一次文代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3页共33页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作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作法，因此对毛泽东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学思潮的主要走向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讲话》所提出的理论原则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把建国初期芜杂的文艺思想引导和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上来。因此，相对于现代文学多元化的文学背景而言，第一次文代会也是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一体化的开端。在这里，文艺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借助于行政干预的力量，结合着“文艺整风”，把正常的文艺论争转变为文艺批判和文艺斗争，试图通过这些批判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排除歧见，从而使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接踵而来。2、建国初期三次较大的文艺批评运动A、首先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编导孙瑜根据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改编而成的，摄制于1948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4页共33页年，建国后剧本作了修改重新拍摄，编导者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50年底，随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几大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武训热”，赞誉之声鹊起。不久，对《武训传》的宜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文艺报》等刊物组织了文章对《武训传》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白撰写了主要段落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牌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社论的发表使“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为配合运动，《人民日报》连载了《武训历史调查记》①，有关部门还要求颂扬《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党员干部做出反省。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以《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题，对《武训传》批判作了总结，判定《武训传》“宜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终结了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这场批判运动就其初衷而言，包含了用历史唯物论去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积极内涵，但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和一边倒的批判除了让人感到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让人冷静而深人地思考《武训传》的思想文化内涵，正确地评价《武训传》的得与失，反而开启了用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先例。与《武训传》批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萧也牧小说创作倾向的批判。萧也牧是从城市来到解放区的作家，又是在建国初期创作颇丰的作家。他解放后进城，在短短一两年间就发表了近10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作品被一二十家报刊转载，并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有些作品还被省市团组织推荐给团员和青年作为思想教育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5页共33页材料。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最先把萦也牧的创作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继而《文艺报》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把萧也牧称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②”，其理由就是因为作家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给以了’‘丑化”，而抬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种倾向被认为是“对《讲话》的某种程度的抗拒”，也就是“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在复活，正在嚷叫”。这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意见很明显地表现出，不论是题材、主题的选择，还是人物、情节的设置，都不允许越出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思想和创作规范。洛守着这些规范，简单化的批评波及建国初期的一批作品，如长篇小说《腹地》《王林》、《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关连长》等；就连建国初期被列入“文艺建设丛书”的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王秀莺》、《我的两家房东》、《尹青春》等也受到无端指资。这自然对作家的创作热情是一种伤害，也是影响本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B、1954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波及面更广的批判运动。俞平伯研究《红楼梦》30多年，与胡适等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1952年他将旧作《红楼梦辨》增删、修改后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还将新写的论文辑成《红楼梦简论》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将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中国传统的考据、评点结合起来，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文学上的承继关系进行了大t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与美学观点，对《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批评、阐释，推倒了“旧红学派”的虚妄臆侧和索隐附会，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受到刚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6页共33页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于《文艺报》未获答复，后在母校学刊《文史哲》发表。此事经中央有关负贵人过问，同年第18期《文艺报》转载了该文，但主编冯雪峰在其撰写的按语中有保留地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和《文艺报》的“冷淡”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使之发展成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俞平伯提出的‘’自叙”说、“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色空”说、“承继传统”说等等，统统遭到否定和批判，由此进而引申到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场思想“清算”运动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文艺报》编辑部也因“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而被改组。这场批判的初衷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代“资产阶级唯心论”，然而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批评不仅损害了文艺和学术的键康发展，而且对“五四”以来的现代学术积累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予以简单否定，使“左”的倾向得以滋长蔓延。《红楼梦》研究批判余波未息，胡风文艺思想批判风声再起。1954年12月，周扬在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就《红楼梦》研究批判作了定调性发言，在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专列一部分提出了“胡风的间题”，指出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而且“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2011年月日第周第7页共33页C、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是一场波及面非常广的文字狱。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左冀作家内部的一系列文艺思想论争，只是在当时还仅仅限于正常的理论论争。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国统区以后，论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有组织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提出批评，认为胡风一派的主要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梢神”、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是背离于《讲话》精神的。在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由于意见不合，胡风拒绝参加关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的起草工作，茅盾在报告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随即在报刊上对胡风一派的理论和创作给予批判。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首次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存在，胡风文艺思想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在此之后有关部门多次召开有胡风本人参加的文艺思想座谈会，向他明确指出其文艺思想是和“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并于1953年初在《文艺报》相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