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诗歌创作概述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1页共31页十七年诗歌创作概述一、诗歌创作潮流的一般性叙述1、50年代初期诗歌的主潮——颂歌A、颂歌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建国初期，不论是在国统区获得解放的诗人，还是从解放区进人到大城市的诗人，乃至解放后刚刚登上诗坛的青年诗人．无不怀着一种成为国家主人公后的喜悦，热烈地歌颂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和各方面取得的建设成就，歌颂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艾青的一段话可以代表解放后诗人们的心境：“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诗人们，进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胜利了的人民。”艾青的叙说，也为我们阐明了颂歌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中国诗歌的新岁月。一种以颂歌为主的诗歌潮流占据了诗坛，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延续到新时期之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B、颂歌的思想特征和美学规范这一时期的颂歌有着鲜明的思想特征和美学规范，是“五四”新诗诞生以来一次明显的变异，但在诗的内容和诗人情感表达上又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即诗人们仍把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作为己任，为社会的巨大变革尽情放歌。但诗人各自的情感领域则相对缩小，艺术手法也趋向单一，以更多的艺术共性代替了多彩的艺术个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a）、题材的广泛性与约定性的结合。50年代初期的颂歌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既有对党和领袖及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又有对工厂、农村、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2页共31页建设工地、边疆哨所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和新的生活面貌的赞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又增添了不少对志愿军英雄人物和事迹赞颂的诗篇。这些诗歌以颂赞新时代、新生活作为主旋律，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和对社会矛盾揭示很少。这就严格约定了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层面和事物必须是光明的，积极向上的。这是“五四”新诗所不曾发生的一种主导创作倾向。说到歌颂新生祖国、歌唱党和领袖的诗作，当时影响较大的有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艾八、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和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作为新诗莫基人的郭沫若，曾在黑暗中呼唤火中凤凰的再生，渴望人民中国的诞生，但当其理想变为现实时，他却走人了概念化的案臼。尽管他心潮澎湃，唱出的歌还是用的抽象的带有骄骊特点的语言：“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倒是他稍晚些时写的《骆驼》和《郊原的青草》诗味更浓。甚至他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在50年代后期写的《百花齐放》，虽有具体物象作依托，但多是政治观念的化身。而具有充沛的激情，艺术上又有较强形象性的当属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曾在30年代写过象征味儿很浓、调子轻柔的《预言》和《爱情》等小夜曲，到解放区后其诗风为之一变，写出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和《生活是多么广阔》那样明朗欢快的诗作。但从诗的宏伟气势和内在力度来看，自然都比不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首刚目睹了开国大典盛况就由诗人挥洒成篇的百余行的抒情诗，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新中国诞生对世界的震动，以及广大群众对党的领袖的无比热爱和继续前进的雄心壮志。诗人一开始就发出洪亮的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3页共31页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展动着世界的声音……”诗人以生动的比喻概括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内心的激情进射而出。但由于作者对社会生活体脸的不足，思想艺术成就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而诗人1954年写的《回答》，则是一首意蕴深邃的杰作。诗作“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苦闷，他们热爱新的生活，却又不能放弃个性，特别是与生命扭结的长期养成的审美习尚―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取得意外的成功”。在歌颂新生活方面，李季、闻捷描绘石油战线和新组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为诗坛吹进一股新鲜气息。他们那种叙事性较强的生活短歌，为青年诗人开拓了一条描写生活光明面并追求一种意境美的情境诗所走的路子。如邵燕样写公路建设的短章，梁上泉、雁冀写巴山蜀水工地生活的作品，公刘、白桦等写部队营地生活的赞歌，严阵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诗章，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b）、热烈明朗的调子与绚丽多彩的着色相统一。基于颂歌在内容和题材上的规定性，这一时期的作品，调子是热烈而明朗的，色彩是绚丽而多彩的。诗人们把对光明的礼赞，采用一种响亮的音响和艳丽的着色来表现。如艾青开国前夕写出的《国旗》。在歌颂新中国诞生的颂歌中，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是具有史诗性规模的作品。作者自称为“英雄史诗五部曲”，分为五个乐章：《欢乐颂》写新中国诞生前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光荣赞》是对为新中国诞生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的赞歌；‘青春曲》写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大地的喜悦之情；《英雄谱》《原为《安魂曲》》写对先烈们的悼念；《胜利颂》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盛况。全诗规模宏大，感情热烈，调子昂扬，色彩鲜亮，具有较大的概括力。诗人写道：“今天／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4页共31页／我奉上这感激的泪”,“今天／在激动你的时刻／也许你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但过去的一切／使你纯真得像一个婴儿／仿佛躺在温暖的摇篮里面／洁白的心房充滋着新生儿的恩惠”，是诗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再如，对经过重重苦难而获得新生的祖国，诗人欢唱道：“黎明／像一个花苞／她吐着清丽的香味来了／黎明／像一个爱情／她亮着温馨的微笑来了／祖国，祖国啊／黎明的处女的光波／照到了你的身上／你抬起了愁苦的头”。这些诗句不但调子明朗，而且色彩亮丽，代表了当时颂歌的基调。应该说，在新中国初期的诗坛上，这首长诗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诗学价值。其不足是，由于篇幅过长，提炼不够，又受着特定的颂歌观念的规范，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空泛和理念化。但这种明朗热烈的调子和带亮丽色彩的描绘，成了极盖整个诗坛的景观。在当时，带有某些伤感、抑或表达诗人内心隐秘感情的作品，以及那些揭露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诗坛上是难以见到的，这就为尔后诗歌的健康发展埋下了危机。比如邵燕祥的《贾桂香》、流沙河的《草木篇》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此，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曾批评过这种情况，指出许多作品“避开了或无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只一味地叫喊伟大、伟大，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歌颂’①”。可惜这一情况在当时并未得到纠正，以致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中愈演愈烈，而一些抒写个人心灵天地的作品则销声匿迹了。（c）、直抒胸怀与触物生情式的艺术方法之定型。这一时期的诗歌在艺术方法和表现方式上，由于歌颂光明和描绘生活的需要，基本上采用了直抒胸怀与直攀生活的抒情状物手法。诗中出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基本上是阶级和集体的代言人，诗中的“我”是带有阶级共性的“大我”，而不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诗人自己，不是“小我”。即使是像艾青这样有艺术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5页共31页个性的诗人，在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时，也会把“自我”隐去。如他1950年于莫斯科写的《我想念我的祖国》，虽然也描绘了国庆节夜晚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的感受，但他仍是以中国人民的代表身份出现的，诗人的感情带有明显的共性特征。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当时还有一首影响颇大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一首反映国际斗争题材的抒情长诗，作者是在新闻部门工作的石方禹。这首诗之所以受到诗坛广泛关注，不但因为它的主题重大，具有很强的政论性，而且在诗中展示的历史画面广阔，气魄宏伟。诗人代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向战争贩子进行斥责，并发出了严正的普告。诗人在出版后记中说：“那时候我每天接触的是从世界各个角落发来的卷轶浩萦的电讯稿。我是带着激情来编那一张报纸的。①”诗人满怀激情，以直抒胸怀的方式发出正义之声：”我们是平凡的人，／华尔街的老板／从来听不见我们的名字，／而我们却把／名字／写在／和平呼吁书上，／我们指着他们的鼻子：／不许用炮弹筒／舀着我们的鲜血／解渴……／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我们是／不可侵犯的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就叫／人民。”诗句豪迈有力，气势如虹，具有一定的力度。但由于是政治诗，因而也显得平白率直，带有某些政论色彩。作为历史的产物，这种直抒情怀的抒情手段，不但适应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颂歌的需要，而且延伸到“文革”时期乃至新时期到来之后。以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的蓬勃兴起，正是这种直抒情怀的抒情方式的集中体现。以后，到了“大跃进”时期，在向新民歌学习的浪潮中，不少诗作仍然采取这种直接倾泄感情的方式。直到新时期到来，那些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揭批”四人帮”一伙的诗作，也还有一些仍采用了这种抒情方式。可见，在50年代初期颂歌主潮中形成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6页共31页的这一抒情手段的影响是深远的。与此同时，在反映新生活的颂歌中，一些诗人又采用了触物生情的表现手段。即在对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和事件的描绘中，尽力设置具有典型愈义的优美情境，展示诗人内心的赞美之情。这是40年代以来在解放区形成的写实风格和叙事诗创作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这方面的代表诗人当属李季、闻捷和田间、阮章竞等。年轻诗人中，李瑛、严阵、雁冀、梁上泉、公刘、张永枚等，也大都采用这一抒情手段，抒发自己对新生活的感受和喜悦之情。诗人们把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同某种感人的情境融合为一体，情为景动，情景交融。这比之某些直接呐喊的诗更具感人力量。不足之处是，有些作品还只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对生活的开掘不深，有些作品存在着某些掩盖矛盾、粉饰生活的倾向，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时过境迁，也就使人淡忘了。基于颂歌模式的需要和制约，本时期诗歌在语言上大都率直热烈，且不避讳在诗中出现政治术语。即使一些描绘新生活变革的作品，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往往在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惫境之后，加以理念的升华，去点破题旨；语言大都平实明朗，不追求含蓄和委婉，当然更无晦涩之嫌了。这一切都是符合诗人的主观意图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的。C、颂歌的产生和流行，有它的历史必然性。（a）、从诗人的主观创作动机来看，大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情。来自解放区的诗人们，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早就渴盼着新中国的诞生，比如何其芳，建国前就呼唤过：“新中国呵，／百年来的梦想的新中国呵，／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你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晕眩！(《新中国的梦想》》这道出了广大诗人真诚的心声。而来自国统区的诗人们，一旦从黑暗的牢笼走到明媚的阳光下，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年月日第周第7页共31页其内心的激情自然会澎湃涌出。（b）、从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颂歌又是解放区文学传统的承袭和扩展。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怀着对党和领袖、对新生活的热爱，谱写了一曲曲颂歌，比如著名歌曲《东方红》，就是由民间歌手李有源创作、传唱，并由诗人公木补充修改而完善的。不少诗人在解放区写过颂歌。本时期颂歌的发展同解放区文学所形成的一种创作规范有密切关系，即以“歌颂光明”为主旋律，充分肯定颂歌的主导地位和价值取向，认为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推动时代的前进。反之，对揭露生活阴暗面，讽刺、批判某些落后习俗和人们缺点的作品，则加以批评、压制。建国初期，少有揭露、讽刺生活阴暗面的诗作出现，偶有所见，即大加挞伐，如对沙鸥诗作《驴大夫》的批评，对何其芳《回答》一诗的批评和对邵燕祥的《贾桂香》的批评等。以沙鸥的《驴大夫》为例，诗作是根据批评华北人民医院因误诊使一位作家的小孩死亡的一则报道构思而成的，作者没有明写现实生活，而是以动物为对象，是写动物世界的寓言诗。作为寓言诗，它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它尖锐地嘲笑驴大夫的敷衍塞责、草营生灵，致使小山羊不治而死。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情趣，这在建国初期是难得的一首好离言诗。但有人却批判它《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