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至十八世纪波兰周边国家对其被瓜分命运的影响

十七至十八世纪波兰周边国家对其被瓜分命运的影响——从国家实力相对性角度分析由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短短两百年间，波兰经历了由实力巅峰的“黄金年代”至国力衰微、被邻国瓜分的巨大命运转折。其造成这种转折的因素，除波兰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落后以外，更有其周边国家势力对波兰造成的影响。从国家实力的相对性角度来说，在其邻国纷纷经历现代化改革、走向强盛之时，波兰的相对国力必然有所衰弱；而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欧洲一流大国的波兰众邻国，它们寻求的大国均势，也正是以波兰作为必要的牺牲品。因此，波兰最终被瓜分，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回顾十七世纪初，齐格蒙特三世的统治时期，是波兰国力的巅峰。在此期间，波兰发动了针对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在北方，由于与其叔叔卡尔九世对瑞典王位的争夺，齐格蒙特三世于1600至1611年发动了波兰对瑞典的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波兰赢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等重要领土。在东方，1598年，俄国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一世去世，俄国进入历史上的“王位混乱时期”，波兰通过扶植德米特里伪政权、军事入侵莫斯科等方式多次试图控制俄国，最终虽在俄罗斯人民饿反抗下宣告失败，波兰还是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在内的俄国西部大量领土。在南方，波兰与1620至1621年的波土战争中，成功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军，在与这个当时东欧第一强国的对阵中取得了均势，最终保住了摩尔达维亚。在西方，由于齐格蒙特三世虔诚的天主教徒身份，以及在国内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波兰与奥地利缔结盟约、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齐格蒙特三世本人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姻，奥地利的安娜成为波兰王后；而普鲁士尚是隶属于波兰的小小公国，勃兰登堡亦还未及在三十年战争中崭露头角，难以对波兰构成威胁。由此可见，此时波兰周边国家的相对弱势，凸显了波兰国家实力的相对强盛，可谓韶华盛极；因此，齐格蒙特三世的统治时期，也被认为是波兰历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然而，对外多年进行战争、对内镇压频繁起义对波兰国力的削弱，落后的庄园劳役制经济与贵族民主制畸态演进对波兰发展的不利性，都使波兰在十七世纪中叶后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其中，三十年战争后欧洲格局带来的重新洗牌，其周边国家在战后的实力变化状况，对波兰的国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自从齐格蒙特三世时期波兰军队占领莫斯科后，波兰国家实力的巅峰就已经过去了；紧接着，经历了瑞典帝国的最顶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后辉煌（入侵维也纳），法国国力的巅峰，俄国的崛起，普鲁士的崛起与奥地利的中兴，波兰被迫卷入一场又一场对其国力造成严重损耗的战争，在周边国家走向强国的上升之路前显得愈发孱弱。本文将以国家实力的相对性为切入点，把重点放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期，四个对波兰国运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国家上，分别是瑞典、普鲁士、俄国与奥地利，通过分析四国在该时期对内改革、对外扩张的行动，来探究波兰在来自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国家相对实力如何逐渐下降，国家命运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一）瑞典：第二次北方战争对波兰带来的“大洪水”十六世纪的瑞典曾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5%，与同期西欧其他各国相比仍处在“未发展”阶段。1然而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在古斯塔夫二世的带领下，通过军事改革与对外扩张的方式，产生了十七世纪欧洲最令人瞩目的绝对主义。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佩里·安德森将瑞典比作“敲击东欧的锤子”，认为它“对普鲁士、波兰和俄国的影响，可以同更早阶段西班牙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面对来自瑞典的威胁，勃兰登堡通过建立常备军、改革税收制度甚至成立“战争总署”的方式建立起日后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而俄国在与瑞典进行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争夺中也逐渐完成了向绝对主义的转变。然而，同样处在瑞典帝国扩张的压力下，未能转向绝对主义国家的波兰却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就是1655-1660年的第二次北方战争，也被称为波兰历史上的“大洪水时代”。第二次北方战争使波兰丧失了约五分之一的领土与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粮食产量急遽减少，战后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层面，这场瑞典“洪水”打碎了波兰共和国的脆弱统一，使贵族阶级陷入一种自杀式的自暴自弃。2波兰贵族民主制中“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1652），使波兰最重要的权力中心议会处于瘫痪，国家陷入了一种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3第二次北方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奥利瓦和约》与《哥本哈根条约》，标志着瑞典帝国实力达到了巅峰。此时的瑞典，在波罗的海对岸的领地覆盖三十年战争中夺来的爱沙尼亚、立窝尼亚、不来梅与大部分波美拉尼亚；而在第二次北方战争前期，古斯塔夫三世几乎实现了瑞典“长期梦寐以求将波罗的海变成一个瑞典湖”的梦想4。虽然瑞典在1657年后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并未在战争中取得新的领土，但它在战争初期展现出来的军事实力无可小觑。至卡尔十一世统治期间，国会于1693年宣布君权神授，王权登峰造极，5为接下来卡尔十二世用以领导瑞典进行第三次北方战争的专制独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瑞典建立绝对主义国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十七世纪，也正是这个过程为其对岸的波兰带来了接二连三的灾难。而这正是一国崛起对其邻国国力必然带来的冲击。从实力差距上讲，瑞典绝对国力的增强本就意味着波兰相对实力的减弱；同时，伴随着瑞典国家实力的上升，其在波罗的海对岸的扩张活动必然威胁到波兰。与瑞典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争，毁坏了波兰大多数的土地，令波兰的经济一度陷入衰颓，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当封建领主试图重建他们被毁坏的财产时，农民身上的负担加重了，与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本就因民族、宗教问题而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更加复杂6。如果说在十八世纪，是普鲁士、俄国与奥地利波兰被瓜分命运中起到了最直接的主导作用，那么早在十七世纪瑞典国家的崛起，则是为波兰日后的衰亡开启了先声。（二）普鲁士：国家独立与军事改革后走上的扩张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P195；3刘祖熙：《波兰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P119~130；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P188；5同2，P195；6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M]，东方出版中心，2011，P104；正如马克思在《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中所言，“普鲁士国家的存在是以霍亨索伦家族对波兰的背叛起家的”。第二次北方战争时期的《韦劳条约》波兰交予霍亨索伦家族对东普鲁士的完全主权，战后经《奥利瓦和约》进一步确认。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合并，固然为波兰在第二次北方战争期间赢得了暂时的外交优势，长久来看却贻害无穷：经济上，使波兰失去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领地，对其日后粮食大宗贸易出口造成了阻碍，导致波兰经济的衰退；政治上，则进一步刺激了霍亨索伦家族对夺取西普鲁士、“将他们的‘地产’整化和连接起来”7的欲望，更是为波兰被瓜分命运埋下了深重的隐患。在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勃兰登堡不但对外完成了与普鲁士的合并，对内更是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绝对主义国家制度。第二次北方战争期间，来自瑞典的冲击削弱了等级会议的地方主义，1672年卷入的法荷战争更是令其能够进一步以战时紧急状态为由，促进了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17世纪80年代，在勃兰登堡强制实行的城市货物税，使本已在战争中备受打击的城市经济实力进一步萎缩，以城市为基础的等级会议体制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军事官僚机器则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成立的“战争总署”有效地增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普鲁士军队由40万扩充到80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积累了充足的社会和物质资源，为日后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而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在继承其父亲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改革范围，涵盖了行政、司法、工农业、交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令国家财政实现了在战争时期依然能够连年增长的奇迹。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对外扩张自然水到渠成。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普鲁士带来的东波美拉尼亚、明登、马格德堡与莱茵兰地区还只是三十年战争中巧妙选择盟友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么在1656年与瑞典签订《马里恩堡条约》制定瓜分波兰的计划，则体现了霍亨索伦家族对扩大领土范围不加掩饰的野心，从中亦能看出其对波兰的觊觎可谓由来已久。腓特烈二世即位后，迅速于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占领了西里西亚，为普鲁士夺取到一片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沃土。而后虽然在七年战争中遭遇挫败，最终还是保住了西里西亚，其绝对主义的惊人效率更是使普鲁士在战后迅速恢复了活力。至此，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土已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包围了波兰9，形成了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的包围圈，只余西普鲁士这一处缺口，如此看来，其下一步对波兰领土的吞并计划势在必行。此时的普鲁士，已经不再是第二次北方战争期间，在波兰、瑞典两大阵营间徘徊不定的“跟着别人跑的小豺狼”（马克思语）。两任君主的励精图治，使得普鲁士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亦使其国际声望大幅度提高，终于得以跻身欧洲强国之列。从普鲁士国家的兴起过程上来看，自东普鲁士脱离波兰、归宗于霍亨索伦家族之日起，如何将这块“飞地”与勃兰登堡在土地上连结起来，就成为了该家族统治者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必然建立在对波兰的剥削基础之上。事实上，其后俄、普、奥三国对波兰领土的瓜分，也正是由普鲁士率先提议。由此可见，普鲁士的兴起与波兰的衰颓，无论在时间还是动机上，都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对7卡尔•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34；8同注释2，P253~255;9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尔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P87；等关系。从国家实力的相对性角度分析，普鲁士与波兰两国相对实力的消长，正可谓国家间关系的“零和博弈”。（三）奥地利：传统大国在中兴之路上对波兰的践踏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是欧洲大陆资格最老的传统大国。然而自两次西里西亚战争后，它面临着来自普鲁士这一新兴强国的巨大冲击，开始走上近代化改革的中兴之路。在国内建设方面，女王玛利亚·特蕾莎任用弗雷德里希·威廉·豪格维茨成立了新的中央行政机构——国务与财政总署，促进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同时为再次发动西里西亚战争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后经国务委员会首脑兼国务大臣的考尼茨·里特伯格进一步改革，至1780年奥地利的国家年收入已达5000万弗洛林，1775年，实现了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此外，政府对工农业发展的政策干预、法律制度的改革、宗教文化事务态度的转变也都反映了这一传统国家在启蒙时代转向开明君主统治下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尝试与成果。10在军事外交方面，针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失去西里西亚后的局面，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转变了传统的外交政策，在七年战争中同其宿敌法国结盟，希望能够以此压制普鲁士；夺回西里西亚的企图失败后，又在普鲁士的煽动下参与了对波兰这一昔日盟友的第一次瓜分，获得了靠近其领土的克拉科夫省、桑多梅日省与大部分的加利西亚，其中包括为国家带来大量利润的维耶利奇卡盐矿11。而后虽然未参与第二次瓜分，但加上第三次瓜分，奥地利总共获得了近1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实现了近四百万的人口增长12。因此，虽然相对于在彼得一世改革下成功转型现代化国家的俄国与顺应时代潮流而迅速发展的普鲁士来说，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们的改革难以称得上成功，奥地利自十八世纪也后再未能恢复其在德意志地区的绝对优势；然而，其应对时代变化挑战的有益尝试，还是让奥地利保住了欧洲传统大国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地利本身就可以当作波兰学习的正面榜样：面对周边国家崛起带来的冲击，传统大国应如何应对，避免因相对实力下降而产生的停滞与衰弱。建立绝对主义国家，似乎是佩里·安德森给出的答案；然而波兰政治中的痼疾，贵族共和制，又在种种因素配合下阻碍了历任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