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孟子节文》

十八、《孟子节文》明朝从未大兴文字狱，朱元璋也从未因为有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事情而杀过人。这一点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里面考证说明过，这里必须再强调一遍。大规模文字狱是清朝的专利，汉、唐、宋、明都只是个案处理。朱元璋曾经组织人修订过《孟子》，删去了其中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内容。这一事件长期被当成明朝钳制思想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在颁布《孟子节文》的同时并没有禁止完整版《孟子》的发行，只不过在原来的版本之外又多了一个精简版而已。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他需要改革宋朝以来文官一枝独大的政治传统。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老百姓说可以，但站在文官集团的立场来说，就有问题——那你文官自己是贵还是轻呢？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由民、社稷、君组成的，而是民、社稷、官僚、君组成。漏掉了官僚群体之后，这句话就有可以被歪曲和利用的可能。这句话把文官集团放到了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让文官集团掌握了“民”的代言权，而把君民关系对立起来了。我们常说臣民、臣民，好像臣和民是一体无差别的，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下面的人都是一样的卑微无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臣是官，是统治阶层，民是被统治阶层，二者不仅不是一体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帝国制度下，这种冲突由皇帝来裁判，只有皇权才能镇得住官权，老百姓是镇不住的。“君为轻”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为轻、官为贵”。宋朝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皇权被架空以后，刑不上大夫，文官们就无节制的贪污腐败、丧权辱国、横征暴敛，用最残忍的酷刑去镇压老百姓的反抗。最后的结果是民、社稷、君全都遭殃。人民遭受残酷剥削，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中被屠杀；社稷亡于蒙元；皇帝被敌国抓走或者被迫跳海自杀。只有文官们没啥事，打了败仗死的是士兵，他们临阵脱逃也可以免于死刑；国家灭亡了被屠城也屠不到他们头上，还可以投降元朝以后继续做官。所以，朱元璋删去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他反对“民为贵”，而是反对官员们说“君为轻”，意在重新定位君臣关系，强化君权。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二十七年，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谋反案这两个大案都已经爆发了。我们在第一卷里讲过，这是官僚集团对朱元璋铁腕反腐败的反抗，严重威胁了政权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元璋觉得有必要对文官可以推翻皇帝的言论加以限制，才开始拿《孟子》动刀。删掉部分内容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了，是因为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这是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角力，不涉及民间的出版自由。朱元璋只是规定，以后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孟子节文》来出题。对于《节文》中没有的孟子言论，“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也就是告诉儒家学者，你们要想做我明朝的官，就得遵守明朝的政治规矩，想像宋朝那样欺负皇帝是不行了。仅此而已。完整版的《孟子》一书并没有被禁毁，民间阅读、印刷、销售、传播都没有受到限制。这个《孟子节文》，相当于《孟子考试大纲》，朱老师给大家划重点，没有划的一律不考。原版《孟子》有些地方超纲了，你要看可以自己看，但是科举考试没用。朱元璋颁行《孟子节文》之后三年就去世了，此书后来又沿用了十三年。就因为这十六年，他被文人们一直骂到现在，说他黑暗专制、钳制文化思想自由传播，甚至把中国近代的落后都归结到他头上。——“老子就编了本考试说明，你们至于这样吗？”朱元璋气得从坟里爬出来说。永乐九年，文官们奏请明太祖朱棣停止将《孟子节文》作为科举指定参考书，而改为完全按照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思想来作为科举出题和评分的标准。从此以后，《孟子节文》就被文官们封杀，再也不允许流传。参与编写《孟子节文》的刘三吾等儒生被斥为“逆臣”。明末清初，很多历史学者、藏书家都记录了《孟子节文》事件，但是他们也都表示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身边也没有读到过原书的人。可见封杀的效果不错。朱棣时期编写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和《明史·艺文志》里面都没有抄录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人们才在宫廷内部的档案馆找到了它的明初刻本。所以，朱元璋没有禁书，相反，是士大夫们禁了朱元璋的书。《孟子》在明朝从来不是禁书，《孟子节文》才是禁书，而且禁得相当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四百多年，儒家学者自己要想研究都找不到了。对于皇帝竟然敢不同意儒家圣人的言论这种行为，理学家们不能容忍。理学家们把他们对《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解释当成考试范本，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的事，而朱元璋把他对《孟子》的理解当成考试范本就是思想文化专制。这就是士大夫们的逻辑。朱元璋还曾经要求科举考试要从他编写的反腐败教材《御制大诰》中出题。等他一死，这个规定马上就被废除了，比封杀《孟子节文》速度还快。此后此书逐渐消失，到编写《明史》的时候，写作班子想要找《御制大诰》来看一看，不想这本曾经被要求每家每户都收藏一册的书竟然找不到了。——“你们看清楚，老子才是思想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朱元璋又从坟里爬出来说。明朝皇帝基本不主动查禁书籍。偶尔有大臣跑来告状，说某本书不利于社会稳定需要查禁，皇帝有时候会批准，也不太上心。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上书，请求查禁《皇明资治通纪》，说这本书是民间未经批准私自编写的本朝历史，描写很不严谨，容易惑乱人心。“上从之”——皇帝同意查禁。但批准完了之后，“海内之传诵如故也”，皇帝也不管。实际情况是，因为这本书有了被皇帝查禁的名声，反而身价倍增。过了几年，“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明朝还有一些书被禁，是文官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万历年间，在儒家学者内部，理学学派和心学学派激烈斗争。心学学派的思想家李贽写书揭露理学学者是伪君子，遭到了理学官员们的痛恨。首辅沈一贯撺掇言官张问达上书，诬告李贽，说李贽到处散布反对伦理道德的学说，白天带着妓女在水池里面洗澡，借讲课的机会跟听课者的妻女淫乱，一些年轻人听了他的课，就去拦路抢劫、猥亵妇女等等。还说李贽马上就要到北京来讲学，已经走到通州，还有四十里路就进城了，如果不尽快制止一定会把首都搞乱。这篇告状奏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李贽的政治思想和一些捕风捉影的荒唐事情结合起来，混在一起告。万历皇帝看了之后大怒，下令把李贽逮捕并焚毁其书。文官们见这次诬告得逞，便想要趁着皇帝生气再搞一次“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礼部尚书冯琦亲自撰写《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向皇帝建议：“讲书行文以遵守宋儒传注为主……一切坊间新说曲识，皆令地方官杂烧之。”但万历皇帝这一次提高了警惕，没有批准。理学士大夫们想要学习宋朝、搞思想文化专制的阴谋落空了。——明朝皇帝之所以对思想文化和图书出版能够秉持开明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很高，政权非常稳固，不怎么担心“异端邪说”会威胁皇权。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不管是道统还是法统——底层人民造反也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但是必须是遇到完全无法忍受的暴政才可以。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确实是被元朝的暴政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才选择的造反：先父母双亡，又流浪乞讨，然后到庙里当和尚，最后和尚也当不成了，才去投靠郭子兴的起义队伍。而且，也不是他个人的遭遇不好，是整个国家都是这么一种形势。这种情况下造反，合法性就很高。除此以外，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是驱逐了异族，恢复了中华正统。这又是一层更大的合法性。所以明朝的士大夫们常说：“自古得国之正，未有如本朝者。”这么强的执政合法性，再加上朱元璋文武均衡的制度设计，皇帝很有安全感，有一种很强的“天命所归”、“天下共主”的意识，民间想说什么随便说，反正皇位来得很正，人正不怕影子歪、半夜不怕鬼敲门，无需通过搞文化思想专制来保障自己的地位。相反，宋朝皇帝夺取皇权的合法性在汉民族大一统王朝中是最低的。赵匡胤是后周世宗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临终托孤给他。他没有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被政治迫害，却欺负恩主留下的孤儿寡妇，发动军事政变，黄袍加身。这让赵匡胤对自己的位置日夜不安。为了维护赵家王朝的统治，在国家强大和皇位安全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大力防范武将，重用文官；不仅不反腐败，而且用良田美宅、美女金银来诱惑开国元勋们甘于堕落，这样他们就不会对皇位产生威胁。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文官势力失控，道学思想一家独大，官场极度腐败。宋朝也成了大一统王朝中对民间文化思想钳制最厉害的一个。汉高祖刘邦跟朱元璋一样，官逼民反，得国很正，皇权合法性高，因此汉家天子也不重视控制思想文化，百家争鸣，随便说，从来没有搞过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的事儿。唐朝李渊李世民父子，以皇帝亲戚和国家重臣的身份起兵夺取了隋朝的天下，合法性有点问题。但当时天下确实也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暴政搞得官逼民反，所以李家皇帝的合法性就略低于明朝和汉朝，而高于宋朝，他们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力度便高于明朝和汉朝，而低于宋朝。至于元朝和清朝，因为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合法性很低，钳制力度也最大。元朝从出版审查制度到事后追责都很严。清朝则主要是事后审查，具体表现就是大规模的文字狱，不仅焚毁图书，而且不断运用死刑来对付被怀疑对清政府不满的文学创作者。这是统治者的权力危机感、恐惧意识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