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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农村改革实践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曾经多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但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过去财力及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构想仅仅停留在较低的层面。而此次中央重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不仅是因为我国已完全具备了实施这一重大战略的政策环境和强劲的财力支撑条件，而且也由此看出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第四代中央领导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他们所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再者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对过去新农村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可以预计，扎实推行这一重大战略必将对实现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产生划时代的重大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涉及到我国8亿农民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在当前大张旗鼓推进新农村建设热潮中，我们很有必要冷静地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内外比较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国外好的经验，毕竟他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给我们趟出了一条基本可行的路。虽然中外的国情不同，但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很多经验却是相通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围绕农民就业增收这个核心，发展经济，并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这方面，韩国、日本、德国等建设新农村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成为不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我想通过对他们农村建设的研究和学习，一定会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一、国外几个典型农村建设的实例介绍韩国的新村运动（一）新村运动的背景1、社会的不稳定、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因政治动乱使许多老百姓死于非命。还有卖儿卖女，打架斗殴，打老婆孩子，酗酒赌博的，咱们现在说的黄赌毒在当时韩国农村应有尽有，比咱们的农村严重得多。这个时期韩国的粮食不够吃，也饿死了一些老百姓。而政治家们在选举之际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也腐蚀了农民身心健康。还有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居住条件恶劣，交通通讯不畅，农民卫生医疗和教育培训严重滞后，与城市相比很落后。2、资源的约束，客观上要求开发人力资源韩国这个地方山地较多，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因人口密度大，平均每户耕地只有1公顷多。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和学者们们认为，只有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才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而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一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科技水平；二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况且当时韩国的科技水平也很高。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国外引进获取的。这就需要有一种运动来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3、财力和物力的积蓄使新村的建设成为可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其中新农村运动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水泥和钢筋有剩余。（二）新村运动的实践针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同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将“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韩国新村运动至今已开展30多年，新村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71——1973年)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阶段最令人惊讶的是“水泥效应”。1971年水泥生产供大于求，库存积压严重。政府决定免费向全国3万余个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并明确规定这些水泥只能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地方政府则提出了修桥、河堤、草屋改造、改善饮水条件、修建新农村会馆和村级公路等20多种乡村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政府则派技术人员指导村镇制定建设规划。2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新村的热情，韩国政府在投资方面还确立了“先动先扶、不动不扶”的原则，根据各村利用政府物资的效率，将其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础村三个类别。政府的援助只分给农民参与程度高的村。对那些达到政府要求的村，政府第二年再加拨500袋水泥、1吨钢筋；对那些干得不好的基础村，第二年则取消相关供应。但如果基础村工作面貌发生了改变，政府还可在第三年追加1000袋水泥。一开始，韩国三万五千个村，一万六千个村动员起来，这种实物形式的“物质刺激”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村子加班加点，竞相赶超。这样大家形成竞争氛围，比学赶帮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到1978年最差的村基本消失，三分之二变成自立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为了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政府还发放补助和提供长达30年低息贷款，并推荐12种标准住宅图纸，让农民改造住房，受到极大欢迎。同时，交通的改善大大减少了水泥等建材的运费，降低了建房成本。扩散阶段(1974——1976年)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扩散到厂矿、学校和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新村建设的重点也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到了增加收入和改善提高生活质量。政府为此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的计划和措施。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同时还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并不断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这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批评和责难。但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和社会实效。这一阶段，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金融组织、农民技术推广教育组织得到完善。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不断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大部分的工作转到民间团体、大学、科研机关。比如韩国的190多个大学，几乎所有大学都参与了新村建设，大学生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就给学分，学者的研究也走出学院，更加切合实际，很多学者把参与新村运动当作自己的使命。政府则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这个阶段三农问题基本解决了。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进入21世纪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为巩固“新村运动”的成果，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尤其是2004年以来，韩国政府开始推行的“一社一村”运动更具代表性，即城里的公司企业自愿与乡村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支援。这项运动得到了卢武铉总统的首肯，并由农林部列为2005年的重点方针，现已列入新的五年规划。目前，“一社一村”活动意义深远，正逐步扩大为“一校一村”、“一小区一村”、“一店一村”、“一机关一村”。新村运动的成效：通过多年的努力，“新村运动”已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韩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实现了经济腾飞，城乡发展的差距大为缩小。实现了城乡的和谐统筹发展。自1970年以来，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保持在1∶0.8～1∶0.9之间。1993年，韩国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而我国城乡差距到2005年则是3.22：1，我国农村有些地方甚至还吃不饱饭的现象，就连电视目前还有2460万的农村人口看不到。（三）新村运动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韩国的“新村运动”，历程之短，成就之大令世人瞩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新村运动”开始之前，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不提高反过来又3难以恢复农民信心。所以“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在新村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村教育。韩国新村运动的元老们一致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狠抓农民培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是一名军人，有趣的是他还是师范学校毕业，出生于农村，当过农村教师，会作词作曲。著名的《新村之歌》就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这也是韩国政府在当时那样重视新村教育培训的缘故。为了培训“新村运动”骨干，韩国中央和地方都设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其中，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10年间为基层培养骨干人员16.5万名，受到农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也达到2700多万人次。韩国政府还安排国家公务员、社会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等参加新村教育，与新村建设指导员一起同吃同住，开展讨论。政府还动员大专院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在这之前，中央各部委可是各唱各的调子，交通部只关心修路，农林部只关心大米和粮食生产，电力公司只关心城市和工业用电，学校只关心办学招生。一开始，工商界总裁们很不愿意参加培训，他们认为和农民一起培训学不到什么，另外居住条件有限，再说公司很忙，日夜加班，满脑子是扩大出口。国家发起新村运动时，新闻界也没有介入，他们一直认为新村运动是一种“政治教化”，持有批判态度，对宣传报道并不感兴趣。而当这些社会精英们参加培训后，都被那些活生生的农村感人事迹和农村面貌的焕然一新所折服。他们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且通过与农民学员一同吃住，学习和讨论，了解了农民的诉求。当农民在台上讲到为了办一次手续，为了中午一顿饭，省下一点钱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郡、面（县、乡）政府却遭到冷遇时，台下的公务员们脸红了。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社会精英在培训期间不仅得到政策与知识培训，还深深被农民在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的无私和爱国心感动了。仅仅1970年到1984年就有10500名社会精英参加了培训。这对韩国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可以说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韩国新村运动仍有生命力就是因为韩国国民普遍接受和积极参与过这一新村建设。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新村运动之初上马的建设项目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这些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并且都是从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入手，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其作用立竿见影，容易激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在实施中，也很容易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4.以工业发展积聚的国力反哺落后的传统农业。政府以工业的强劲增长为后盾，最大限度给予了农村财政支持，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财富分配。同时，政府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优惠政策，发展乡村工业，以至农民的收入得到很大提高。5.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责任到人。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推进、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专门机构，在中央一级，具体的领导部门是民政部，其他部委大都被列为支持性机构，并在内部设立了计划和管理“新村运动”项目的专门机构。1972年还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调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