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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支持科学内森·米勒沃尔德20世纪的暮光照亮了一个技术变革巨大的时代。计算、通讯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从经济上讲，仅在过去30年间建立起的技术公司已经创造了近一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价值，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的基础是美国对基础科研的资金投入和企业精神。二战后，美国为基础研究注入了大量资金，建立起一个强大且有活力的科研群体。硅谷和计算、生物等其它高科技园区集中在美国也就因此不足为奇了。技术商业在著名大学和研究院的大树呵护下成长，而苹果就落在树的附近。由于这样的巨大成功，人们会自然而然认为基础科学会得到相应的支持。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工业界的基础研究已不再时兴（过去几十年间的大公司实验室因经费削减和公司倒闭而命运惨淡。仅存的一些实验室其规模也缩小了，重心也从对重大发现的挑战转移到短平快的应用。这一趋势并非仅仅是董事会会议裁决所致），有些科普作家甚至更为激进地宣称，基础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结论在学术上得到了那些目睹自由研究滑坡的研究者们的赞同。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是很重要的。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形式的实际运用，这样一种挑战在学术上是令人满意的追求，对工业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需要。我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从事应用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它带来的观念上的突破，技术进步是无法维继的。为了把知识转化为实用，人们首先必须拥有知识。科学是应用研究和工程能提炼成产品的原材料。老公司削减研究费用，而诞生于当代技术革命的新兴公司则完全忽略了研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外，硅谷型的其它新技术公司对长期研究并不投资。刚起步的公司出不起研究费用，而已过起步期的公司虽有资源，却不愿用这些资源进行基础研究。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例子便是个人电脑革命，它基于工业实验室的研究，特别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尽管其成功源于实验室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个人电脑公司从未设法去更新他们的成功源泉。的确，在商界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像施乐公司PARC这样的实验室是一个错误，因为施乐未能很好地利用个人电脑这一发明。就在同一时期，施乐研究者们在PARC发明了激光打印机，他们从激光打印和其它发明中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了研究投资。尽管如此，施乐公司这一案例为基础研究的反对者们反对资助科学提供了现成的理由。政府从未把科学视为技术奇迹的源泉，因此，资助被削减。更糟糕的是，基础研究经费长期横遭拖延和审查，以确保政府的经费投入对短期经济目标具有“相关性”。这使得政府的基金组织处于既要预测研究，又要预测市场的谨小慎微的境地。国防基金历来用作支持许许多多的长期研究，例如，近十年来国际互联网这一最具活力的商业和社会产品就源于ARPANET网络。在其成为当今的国际互联网之前，该网络接受了长达25年国防经费的支持。经费部门稍欠耐心就会中断这种支持；如果当时果真被中断的话，哪里还会有今日的国际互联网？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与国防有关的经费在许多领域急剧下降。和平并没有为科学带来福音。从本质上讲，科研是一种不确定的事业。同任何探险过程一样，科研不可能预测将会发现什么或其最终效用是什么。研究的全部内涵就是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东西。在生活的其它领域里，我们已经认识到存在着一些随机现象，它们作为个体无法预测，但作为一个群体却可以解决。共有基金管理者们并不指望每次投资都有同样的回报，保险公司的会计也不会指望每个人都正好活到预估寿命。共有基金和保险公司使命就是创造一大群总体上符合统计预测的不可预料投资个体。如果有足够的研究项目并有足够的时间使这些项目获得成果的话，见证过去便一目了然：科学是一项巨大的、预测性极强的投资。不过，为科学提供基金的政府和企业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对项目进行完全不适合他们身份的审查。这使得获得研究经费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当场能预测研究成果，保证失败率极低，并为成果商业化勾画出一条清晰和坚实的道路。这会带来如下的问题：如果一个立项报告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并能再费些心思地让某一议员或基金官员容易读懂，这项研究几乎注定是不值得去做的了，至少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是如此。雄心勃勃的基础研究很少能通过预测阶段的多方审查，好心的保守主义会掏空科学的精华，急功近利的“相关”研究趋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应用研究可以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些过程筛选出的项目总是一些缺乏大胆和有创意的研究，结果只能是一种即不是好科学、又不是好的开发产品的拙劣混合物。任何研究都是有用的。许多发现如能给予足够的时间都能充分地发挥出它们的潜能。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潜能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商业报酬；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学术报酬，即开辟了新的视野和令人鼓舞的探索新途径。况且，一个研究领域不管它有多么纯，它都有可能以某种连研究者本人都不是总能预测的方式最终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其它领域，甚至是日常生活。英国数学家G·W·哈迪宣称他的数论和复数分析将永远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复数分析今天成了现代工程的核心，而数论则是电码理论和密码学的基础。恐龙古生物学具有意想不到的效用是我最喜欢引用的例证。还有什么比研究这些业早已灭绝的巨兽更为无用的呢？对于恐龙神秘灭绝的最新研究导出了一个可信的说法，即它们的灭亡是由小行星或彗星对地球的撞击引起的。尽管该领域的专家们对这一说法仍有分歧，但该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将来近地球小行星的撞击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文化被毁灭，人类被灭绝。现在人们正在积极研究这一威胁以及避免它发生的技术措施。因此，对于恐龙“无用”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某一天拯救全人类。从1841年恐龙古生物学研究发轫至今，投入的全部经费开支还不及一部《侏罗纪公园》电影的制作费。诸如此类的怪事枚不胜举。某种程度的国防经费对于当前危机四伏的世界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请想一想，癌症每年要夺去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是国外敌人造成了这样的死亡，我们会拿起武器反抗。然而，癌症研究经费只是国防预算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这种优先考虑国防的安排真的是正确的吗？再请考虑一下，遗传学和癌症研究的巨大进步表明，就当前研究的进步速度来看，也许在今后十年间，我们就会找到治疗癌症和许多其它疾病的方法。不过在此期间，将会有500万人夭折。难道我们就不能再花上1%左右的经费来加速这方面的治疗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吗？如果有人问一位商业经理，一两年内将不复存在的公司是否应该做长期研究项目，其回答将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这一回答无可非议。不过，相反的论点也同样正确：如果没有长期的研究项目，能生存和奋争几十年的技术公司必定会失去金钱和机会。政府和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即使在财政方面最保守的政治家也应该认识到，支持科学能带来金钱和实实在在的非金钱收益。当今世界的技术本质使对科学的支持从“想要”明确地向“需要”转变。人们不能指望公司的股东们支持所有的基础研究，因为有些研究要等上50到100年才能得以应用，而到那时税制和其它不确定因素使得今日的股东不大可能成为直接受益者。而政府却应该从长远考虑并做出相应的投资。《科学》杂志在188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科学的未来”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乐观的战斗号令，庆祝如阿加西斯和亨利这样的美国人所取得的进步，因为他们在仍被欧洲人控制的科学界产生了影响，并预测了美国科学的成长。文章总结如下：1883年开门大吉。科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前景无限光明。如果科学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实事求是，美国的科学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随着一个慷慨民族的繁荣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它的希望无限。在这些有利条件下，科学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愿这个国度及早认清这一稳定进步的条件，时刻准备着推动其前进。我们认识到，有着115年进步的坚实基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科学的兴旺发达在某种程度上确已超出了这篇乐观文章最疯狂的梦想。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光还能像十九世纪末期那样兴旺发达吗？虽然机遇明摆在我们面前，但很难鼓起早年的乐观情绪。作为一个社会，虽然早期的投入正使我们获得丰厚的回报，但我们现在正回避对基础科学的支持。这样做不但会使我们的科学遗产处境危险，而且也会殃及近期的经济繁荣。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能够为科学投入更多的经费。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想继续享有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我们就必须加大投入。我们缺的就是对科学事业敢于投入的意志和胆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充分发掘新千年的潜力是至关重要的。选自《科学》第十二课第三种文化凯文·凯利“科学”是一个意义崇高的术语，它意指一个推理非凡、观察神达、容忍失败近乎圣人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常常从科学中所悟出的含义。“科学”这个术语也指涉那些追求崇高目标的人。从传统上来看，科学接纳的是最聪明学生、最执著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研究人员、还有最干净的钱－即那些几乎没有附带什么政治条件的钱。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本世纪被公认的一种高尚事业就是科学。然而，科学总是有点游离于社会的内部圈子之外。西方文明的文化中心一直围绕艺术旋转，科学只是从不冒进地依傍而行。当我们说到“文化”时，我们想到的是书籍、音乐和绘画。自1937年以来，美国已有全国桂冠诗人，但从来没有桂冠科学家。公众舆论认为，我们的时代将会因拥有诸如爵士音乐等伟大的艺术而流芳千古。因此，音乐家受到尊敬、小说家得以扬名、电影导演令人羡慕，而科学家呢，他们则是……技虫。虽然科学遭受了文化冷遇，但它不断地生产出奇妙的产品，如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芯片，满腔热情地培植了以艺术为基础的大众文化，这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科学在创造一个五彩缤纷的多媒体世界方面越成功，它在文化方面的地位就越不起眼。重提这两种文化间由来已久的对抗，其唯一原因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第三种文化出现了。很难准确地说清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计算机与其密切相关，这一点是清楚的。尚不清楚的是这种新的文化对前两种文化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的产物。它是一种基于技术又为技术服务的大众文化。就称它为技虫文化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技术使我们的文化环境过于饱和，技术的严肃性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对于玩任天堂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技术就是他们的文化。当他们创造出当前的时尚时（正如每一代年轻人都是如此），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技虫成了时髦的人物。这些技虫精英们的照片荣登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为这些杂志增色不少。他们是电影和《年度名人》中的英雄。的确，更多的人想成为比尔·盖茨而不是比尔·克林顿。出版商们已经发现时髦的精英和时髦的科学能够吸引那些精神疲惫和萎靡的读者购买杂志。有时技术在许多特技电影中如此抢眼，似乎其本身就是明星。同时，专门术语也出现了。文化中心辐射出新的语言；技术是丰富英语俚语和成语的超新星，它使英语词语不断扩大。技虫精英们创造了如此多的新词语－大多数来自科学－以至于词典都跟不上新词的快速发展。这种文化地位的重新调整不仅仅只是时尚，而且也不仅仅只是公众对工程技术的褒奖。这种文化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科学的目的是追求宇宙间的真理。同样，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人类的存在。（是的，两者有许多重叠之处。）技虫文化则游离于两者之外。尽管技虫文化非常敬重科学方法的严谨，但它的动机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新颖。“新”、“改进”、“与众不同”是这种技术文化的主要特征。同时，虽然技虫文化承认人类存在的历史起点，但它希望的不是去表达，而是去体验人类存在。对于这种新文化来说，追求对虚拟现实的体验要比记住普鲁斯特有意义得多。如果用同样粗略的方式来概括，那么，我们可以说，技虫主义的目的是把创造新鲜事物作为一种追求真理和获得经验的手段。在第三种文化中，解决大脑是如何工作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制造一个工作大脑；科学家会测试和检验大脑；艺术家们则会对它冥思苦想并使之抽象；而技虫文化的精英们却会把它制造出来。更受推崇的行为模式是创造，而不是创造力。人们期望看到有人企图模仿救世主，狂热地制造物品，让创造总跑在理解之前，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