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间的龃龉与契合谈历史教学中的图文互证

图文间的龃龉与契合——谈历史教学中的图文互证继光初级中学朱陵宁人类文化的历史遗存，不仅在于文字,而且在于图像，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原始材料。图像文献作为文字文献的另外一个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甚至可以作为旁证，来从直观的角度证明文字资料的可靠性。中国古代就有所谓“左图右史”的传统，而现代的图像证史已成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手段。除专业研究领域外，“读图”的时尚也广为流行。就尚处于中学阶段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在丰富多彩的图像与相对枯燥的文字之间当然会选择前者。漫画、连环画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顺应这一趋势，加入了大量插图并全彩印刷，大大提高了可读性。然而，这种对图像资料的偏爱也许会带来重图轻文的隐忧。在“读图时代”,从文化活动的对象上说,文字有可能沦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图像则取得文化主因的地位;从文化活动的主体上说,图像更为直观，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读图的快感,从而冷落了需要更多理解的文字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图文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战争”。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好“读图时代”历史学习中的图文关系呢？一言以蔽之：图文互证。这与以往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图像证史有什么区别呢？图像证史是站在图像的角度去阐明文献记载无法记录和保存的史实，或去激发其他文献无法激发的历史观念，不仅仅把它当作业已从文献记录中推演出来的史实附图。而图文互证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一个“证”字，而应该是“互证”。也就是说，图像不应只是文字资料的映射，文字也不仅仅是图像的说明，它需要起到补充甚至证伪的作用。因此图与文之间应该是一种时而龃龉，时而契合的关系。这与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颇有点类似。由于人类文明史相当漫长，而图像的范围又非常广泛，所以图像与文字资料之间如何“互证”是一个需要相当谨慎的问题。就古代历史而言，图像资料相对单调。主要存在于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但绝不是说，古代历史无法进行图文互证。试举一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汉代乃至魏晋时期的人们都是席地而坐，但在学生们熟悉的绣像本《三国演义》中，主人公们都是坐在椅子之上，两者之间究竟孰对孰错？这时候一幅取自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三国时期吴国将军朱然墓中的漆盘图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图片上看，当时的人们饮宴既无桌子，也没有椅子，很好地印证了文献中席地而坐的说法。甚至到了唐代，席地而坐仍是正式场合的坐姿，从阎立本著名的《步辇图》就能反映出来。至于要说明五代以后出现的垂足而坐，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而教材中重点讲述的《清明上河图》的个别细节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原来绣像小说中的景象只是反映了小说流行的明清时代的生活风貌。通过这个例子，学生可以感受到图像的独特魅力所在。以上是属于以图像证明历史的范畴，历史信息有的时候是需要以文字资料来验证图像而得出的，以W.亚历山大所绘的著名的小斯当东觐见乾隆的图画来说，从图上我们看到小斯当东单膝下跪接受乾隆皇帝的赏赐。此图流传甚广，每每被应用于介绍1793年的那次重要的中英交往史，并证明英国使者并未遵循中国三跪九叩之礼。但与文字资料比对之后，该图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图中的乾隆绝不似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这一点学生们稍加观察也能轻易察觉；其次根据清朝档案记载显示，英国使臣确实“行礼悉跪如仪”。时人笔记记载更为有趣：“西洋英吉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的图文不一致呢？细究之下发现，原来画家亚历山大本人并未亲眼目睹使团觐见乾隆的场面，这幅作品是结合他人的描述和本人想象创作而成的。而使团成员为了掩盖此次出使的失败，有意夸大了中英礼仪冲突的影响，并回避了曾行跪拜礼的事实。由此我们看到，图文之间的龃龉甚至冲突背后隐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解读复杂历史事件的钥匙。所以图文互证是很有必要的，简而言之，图文互证，以成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摄影技术的出现是工业社会对大众生活最有影响的发明之一，其触角从宏大的社会、政治场景，一直伸展到普通人生活的最私密部分。它将稍纵即逝的种种影像摄取、封存，作为历史最重要的“证据”。它甚至还能通过人物无意识的瞬间表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我们即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行走，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正确姿态是如何。”这是以往的绘画等艺术形式所难以实现的。而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丰富的影像资料供研究。正因为如此，教师在选择图像材料时往往偏爱照片。我们通常所说“有图有真相”，这个“图”往往指的是照片。然而，有图真的就有真相了吗？借用刘易斯.海恩的名言：“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早在摄影技术出现不久的1863年，人们就学会了用诚实的相机作伪。著名的反映南北战争的摄影作品《死神的丰收》就被证实是一个造假的产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照片造假的水平和广度都越来越高。因此，照片在教学过程中是决不能作为一手史料单独使用的。综合而言，无论是绘画也好，照片也罢，它们作为图像来说，作伪的难度要远低于文字史料，迷惑性却要高出文字一筹。因此，教师在选取图像用来教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辨别真伪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使用的图片一定要是与要表达的历史真实相一致，教师只是要做到对使用的图片真伪心中有数。作伪的图像资料可以另作“反面教材”使用。例如日军侵华时期曾经拍摄了许多反映“日华亲善”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但它反映了日军掩盖侵略，混淆国际视听的企图。又如“大跃进”时期诸多的漫画照片，都是特定环境下造假的产物，使用在教学中能让学生体会到那个年代狂热的气氛。其次，教师在给学生提供图片的同时，应该辅以一定的文字资料，否则学生只能“望图生义”，随意曲解，陷入图像证史的重重误区而难以自拔。当然这种文字资料不宜过多，以说明性为主，不应过度解读从而扼杀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三，教师必须清楚的一点是：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不能解决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况且图像毕竟是属于艺术的范畴，而艺术的风格，通常并不与时俱进，其变化也不一定反映时代和民族的精神。艺术具有自身的传统与程式，它的形式语言可以落后于时代，也可以走在时代的前列，甚至超越时代。用文化史专家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艺术并不是历史的尺度，其发展与衰退并不能提供有利于或不利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绝对证据。”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学家柯林伍德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些说法在一定意义或语境下都是正确的。但如果要说“一切历史都是艺术史”恐怕就失之偏颇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适时地选用图文互证的方法，精选图像以免产生图文无法互证的尴尬境地。笔者曾经强调过，图文互证不是一个图文互补的简单问题，图像的运用，主要目的是在于以图像证文献不能证之史，以图像激发舍弃图像而不能发之史观，由此而扩大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视野与范畴。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越来越重视图像资料的开放运用。此举旨在加强学生学史兴趣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一窥历史的堂奥。但图像证史或图文互证都只是一种教学手段，教师的最终目的是贯彻教材的主旨。因此，是否需要使用图像及如何使用图像资料，还需教师们自行具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