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古代历史的考证与复原

古代历史的考证与复原吴涤申译版权声明此文译自《SDA圣经注释》卷一99-132页，译文版权归译者所有，福音中国网站为授权首发网站。现将版权声明如下:１）本译文只提供给教会与个人研究学习使用。但决不能私下用于印书或谋利。２）欢迎其它兄弟网站引用此文，但要求保留此版权声明。福音中国一、圣经考古学的诞生艾萨克·牛顿爵士1728年在撰写《古王国年代》的时候，他的素材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他从圣经的历史部分所得出的结论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也只需作细微的改动。但他根据世俗古典著作所复原的古代历史则是完全错误的。牛顿写道，示撒（圣经记载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时曾洗劫耶路撒冷圣殿的埃及国王）不仅入侵了非洲和西班牙，还跨越了希腊平原，进军至印度，在印度的恒河边立起了凯旋石柱。据我们现今所知，除了圣经中所记载的之外，示撒的所有这些征战都是虚构的。牛顿说拉美西斯而世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而不是十三世纪，然后才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者齐奥普斯，切夫拉和米凯里努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生活的年代要比拉美西斯早好几个世纪。他们所建造的金字塔在摩西的时代就已是这些建筑者们光荣的纪念碑了。十九世纪初的圣经注释家如亚当·克拉克等人重蹈了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覆辙。当他们试图依据古代的历史记录来解释前波斯时期的圣经历史时，他们无法决定是以圣经故事作为历史背景，还是采用相反的历史记录。结果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是错误的。十九世纪初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们手中的资料很少，况且内容含糊，歪曲事实和甚至是错误的，留下了无法认定的重大空白。一些传说中的人物被当作历史人物，因此无法复原古代世界的真实历史。即使到了今日，我们对古代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材料，仍远远不能准确地了解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相关事件，识别古典作者们所描述的全部人物和史实。当代证据的发现，表明希腊和罗马是作者们所保存下来的古代资料是不可靠的。当学者们发现古代作者的许多资料都曾被误解或是完全错误的时候，他们开始对所有的古代文献产生怀疑，例如不仅称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为虚构，甚至否定特洛伊城的存在，直到海因里希·施利曼发掘出该城，才证实了它的存在。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怀疑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根据的。于是这种态度也延伸到对圣经的作品上。许多人认为圣经中古代世界的历史，先祖、先知、士师和国王的故事大都是杜撰的，和希腊与拉丁文献流传下来的古代民族的传说并没有什么两样。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他们也是圣经最激烈的批评者。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这种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旧约》及其记载和教训比过去尊重多了。这主要归功于在近东所进行发掘工作。考古学所提供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不仅证明《旧约》的历史可靠性，而且证明其规模，权威性和高尚的理念都是古代世界的其他最佳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一位不接受圣经默示的史学权威评论说：“可以这样说：《旧约》今日的史料价值，要超过当它作为宗教文献保护的时代。”“历史学家不应从现代的立场来评判它。不要把《创始记》与兰克比较，而应与埃及和亚述的作品相比。就写作的时代而言，犹太人的文献在规模和权威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詹姆士·T·沙特威尔《史中之史介绍》，第80页）他还说：“（《申命记》作者的）的视野在《旧约》中是最为开阔的。在阅读了《申命记》第五至十一章以后，再将之与古代文明鼎盛时期以前所写的其他世界文学相比，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同上第92页）。对于地面的大规模勘探和对于古代遗址的大量发掘所获取的证据，不仅在我们眼前重现了古代的文明，而且使我们能复原古代的历史，置圣经中的记录于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帮助现代学者解读已被遗忘之文字的钥匙已经找到。如埃及人和赫梯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古代居民的字母文字。已消亡了数千年的语言得以恢复。它们的词汇得以确认。埃及的沙漠和西亚的废墟出土了已掩埋几千年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帮助现代学者重新了解那些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许多在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提到，但其地点完全不为人知的城市，如拉吉，夏琐，米吉多和尼尼微等，也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了。出土了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发现了学校，图书馆和坟墓。长期隐藏的秘密揭开了，使人们迅速积累了古代世界的知识。这是圣经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神圣的经典就是在这里产生的。人们耗费巨资来复原古代东方的历史。尊贵的学者们为此献出了他们的身心甚至生命。有大量的著作问世，来记录过去一个半多世纪的发现。从这一进展中可以看到天意的引导。否则如何解释这些无价之宝为什么不为人知达数千年之久？因为那时人们不会从中受益，不需要它们来确立尚未受到质疑的圣经可靠性。为什么当人们急需这些材料来证明上帝圣言的正确性和神圣历史的真实性时，这些材料都被发现了呢？上帝的圣目注视着它们，直到需要它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日子来到，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当见证人不再为祂和真理作见证时，连石头都会呼叫起来。为了解释在许多圣经遗址进行考古的奇妙进程，现引用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W·F·阿尔布莱特的几段话，以说明考古对于圣经研究的巨大贡献，以及学术界对圣经故事看法的重大转变。他在1935年写道：“上世纪在巴勒斯坦和附近地区所进行的考古研究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圣经历史和文学背景的认识。它不再是过去的一座孤立的纪念碑，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它在一个日益为人们所了解的环境中正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对照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无数不明之处豁然开朗。我们开始理解希伯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圣经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和宗教经典的独特地位并没有未因此而降低。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削弱犹太人或基督徒信仰的证据”（《巴勒斯坦的考古与圣经》，第127页）。阿尔布莱特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足以驳斥高等考证家之妄言和讽刺的考古发现。朱利叶斯·威尔豪森等高等考证家认为圣经里有许多传说，民间故事和被称为“虔诚的谎言”的神话。阿尔布莱特的结论是：“我们认为保守派学者完全有权利斥责任何企图证明圣经有欺骗和伪造成分的做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利坚决反对把虚构的神话和经过掩饰的异教内容搀杂到圣经中去”（同上，第176页）。他写了这些话以后，又有更多惊人的发现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细节描写的准确性。阿尔布莱特在回顾这些大量的新证据时说：“最近对于圣经神学的新兴趣主要缘于考古学的发现，因为有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圣经的内容和背景。……考古新证据不断涌现，迫使人们修正研究新旧约宗教的方法。显然，对于圣经的不断重新发现往往导致人们重新评价圣经信仰。这与古代的正统信仰惊人地吻合。不论是经院哲学还是不负责任的新正统神学，都不能使我们的视线转离我们对于圣经的活泼信心”（《生活中的宗教》第21册《考古学二十年后的圣经》，1952年秋，第550页）。二、古埃及历史的复原当说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拥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国度。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从地图上看像一条蛇，平均有5英里多宽，却有500英里长。约瑟曾在这里做过宰相。立法者摩西曾在这里受过教育。这里存在着极端的现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生活在百分之四的土地上。其余的土地都是沙漠。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条狭长沃土的生命完全仰仗这条大河。这里几乎终年不下雨。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为生。少有的干旱气候使许多建筑物和在其他国家早就腐烂了的大量易腐材料保存了下来。况且埃及曾拥有古代民族最伟大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其迷人的石制纪念建筑，如金字塔，方尖塔和庙宇，经历数千年的沧桑，依雄辩地见证古埃及人非凡的建筑艺术。圣经考古学，特别是埃及考古学是在1798年诞生的。那时拿破仑进军埃及，带着大批学者，建筑师和画家。他们奉命去研究和记录古埃及的遗迹。这些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们出版了洋洋二十四大卷研究成果。这些书籍至今仍非常宝贵，因为这些法国学者所描绘的许多纪念性建筑和碑文后来都毁掉了。然而最伟大的发现当属1799年法国军队所发现的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它后来成了解读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块黑色的玄武石碑随同其他战利品落入英国人手中，成为伦敦大英博物馆庞大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展品之一。石碑的内容用希腊文，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三种文字重复写成。学者们马上设法借助能够识别的希腊文来解读其他两种未知的文字。经过多年无效的努力之后，瑞典外交官亚柯布拉德于1802年首先成功解读了古埃及通俗体文字。英国医生托马斯·杨于1819年发表了正确解读几个象形文字的方法。但直到1822年才由一位出色的法国人让·弗朗西斯·商博良对此作出完整的解读。虽然从那时起人们能阅读埃及文字了，但是经过了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后，其中最杰出的有俄尔曼，塞特和加尔迪内尔，才在科学的基础上复原了古埃及的语言。在商博良开拓性的工作过后近七十年，出版了第一部令人满意的埃及象形文字语法。在他以后一百多年，产生了一部4,200页的翔实的埃及语词典。埃及语是一种图形文字，几百个字符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因此解读它们对于每一位埃及学者而言依然十分困难。但是大量世俗和宗教文献以及历史证据的发现，为古埃及政治和宗教历史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语言研究同时进行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的实地考察。他们记录了圣殿的碑文，描述所有看得见的古埃及遗迹。因篇幅关系，本文只提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即1842年至1845年由列普修斯率领的伟大的普鲁士考察之旅。此次考察几乎记录和描述了在整个埃及所看得见的东西，发表在12卷75厘米长，60厘米宽的不朽著作中。其容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没有进行任何系统性的发掘。只有一些当地居民挖掘和贩卖大量的古董给欧洲各国大博物馆的代表们。这些博物馆在当时积累了大量的珍藏品。后来马利艾特被任命刚建立的埃及政府文物局，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寻找科普特人文献的时候，他幸运地发现了饲养和埋葬圣牛的塞拉皮犹姆圣殿。他采用铁碗的手段，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取缔了非法的发掘，并将所有的发掘活动置于他本人和他下属的控制之下。在这段时期，古埃及的瑰宝源源不断地流入开罗博物馆，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埃及艺术品收藏馆。在马利艾特管理的三十一年时间里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一个秘密隐藏许多著名法老达三千多年的地方。他们的坟墓曾在古时被盗。一位虔诚的国王将他著名先辈的木乃伊收集起来，存放在上埃及首都底比斯附近西部沙漠悬崖上的一个人工洞穴里。其中有军事霸主图特摩斯三世的尸体，他在公元前十五世纪曾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很可能就是压迫以色列民的法老；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他是抵抗赫梯人的加低斯战役的英雄；有拉美西斯三世的木乃伊，他是公元前十二世纪面临海上民族威胁时挽救埃及的国王；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君主。这些裸露多年的尸体，生前曾令列国战栗，被同代的人当作神来敬拜。现在他们放在开罗博物馆的玻璃橱窗内，默默见证着逝去的属世荣华和权势。近来他们只在博物馆的一间特殊房间里展示。1881年加斯通·马斯皮罗接手了文物局的管理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应邀前来研究埃及的古代遗迹，进行发掘工作。由于承诺相当一部分发掘出来的文物分给参与发掘的外国学者，作为对他们的工作和花费的奖励，有很多科学院、博物馆和政府争取了这个机会。在实施优待外国学者考古活动的政策期间，他们为复原埃及的古代文化和历史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在回顾埃及考古学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弗林德斯·彼特利爵士。这位青年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工作，后来成为科学发掘之父。他最先提出了小心发掘，记录和保存每一样发现的方法。这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在埃及和附近的巴勒斯坦进行了近六十年的发掘，独自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八十多部考古专著。因篇幅关系，本文无法详细列举从1880年以来在埃及进行的考察活动。人们勘测和调查了一百多座的金字塔，发掘了与它们相连的庙宇，清理了数以千计的王室和私人的坟墓，公布了里面的宝藏，充实了欧洲和美洲主要博物馆的艺术收藏。其中最伟大的和最惊人的发现当属卡特于1922年所发现的未遭盗窃的图特安哈门国王坟墓了。卡特在勘探这个遗址的时候，花费了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