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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厉肃腐败对社会主义反腐文化的影响课程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所在院系：地球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任课教师：吴建伟教授姓名学号：袁一民2014215113李泳欣2014215064王课佳2014215001李杰2014215555余晗2014215105姜雪20142155462/18厉肃腐败对社会主义反腐文化的影响第一章我国的反腐背景当今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是治理制度性腐败的根本途径。第一,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反腐倡廉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方面,腐败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现象,是从古代社会蔓延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痼疾。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代政体时将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并指出:“政体分三类,脱化的形态也与此相等,是这些政体的腐化”。这说明腐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历史现象,任何政体都会腐化、败坏。托克维尔在论述政体时也指出:“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尔学坏,那么民主政府的首长则自动变坏”;“而搞阴谋和腐化是民选政府的自然弊端”。在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腐败也获得了新的养料,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化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现代化推动了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新的是非价值标准会把某些传统行为裁定为腐化行为;现代化开创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这为新的腐败现象和形式提供了土壤;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败的产生,特别是在后期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权威的扩张和政府管理活动的增多,也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腐倡廉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腐败没有国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1972年3/18发生的“洛克希德丑闻”震惊世界政坛,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动用数千万美元进行贿赂,致使日本、西德、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数十名军政要员栽倒在此贿赂案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也不断滋生,腐败层次之高、腐败面之广、腐败程度之深也是新中国前所未见的。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从未停止过治理腐败的步伐,它们都在积极开展反腐倡廉运动,并将其作为政府开明、政治廉洁的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的“反贪风暴”到90年代意大利的“清廉运动”,再到保加利亚的“清洁的手”、韩国的“实名制”以及香港的“高官问责制”等,反腐倡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进入21世纪,世界迈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携手共同治理腐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根除腐败,腐败将长期伴随人类的发展而存在。这就需要各国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创新反腐倡廉的制度机制,将腐败控制到最低程度。第二,当今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反腐倡廉需要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位置。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初期,展了“三反”运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党和政府内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滋生蔓延,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威胁。贪污、贿赂、走私、挪用公款、徇私4/18舞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案件持续上升。腐败行为使我国各项建设事业蒙受重大损失,极大地伤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反腐倡廉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对反腐倡廉工作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举措。这既是对江泽民、胡锦涛反腐倡廉思想的坚持,又是对新时期新阶段反腐倡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反腐败形势的不断发展,党中央加大反腐防腐的力度,使腐败现象得到进一步遏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2007年至2012年,腐败案件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处分66842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年均查案12万余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与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据统计,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542件11630人,涉案总金额33.5亿元。而且每年查办案件总量是稳中有升。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来看,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根本途径在于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因此,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5/18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廉洁文化，是“廉洁”和“文化”两词的结合。“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屈原的《招魂》中，他说：“朕幼清以廉洁兮”。后人王逸注“廉洁”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廉洁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崇尚廉洁、倡导廉洁、奉行廉洁的理论、实践及其文化成果的高度概括，是融合了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内容的文化体系，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涵盖和时代价值。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廉洁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特的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地发展壮大，牢牢扎根在中华民族之中，不断丰富其本身特点，到现为止已经具有相当的积淀，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廉洁文化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思想领航和精神动力。反腐倡廉各项制度的建设不应离开对中华民族传统廉洁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廉政是系统的文化机制，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对它给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做出适时的调整。有时统治者为建立廉政局面不惜实行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则是倡廉，即从正面对管理进行廉洁教育。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礼记》，首先提出了“天下为公”这一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耗尽终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清醒认识到革命政党和革命政体中的廉政问题，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批判，廉政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机制，一方面要严惩腐败，另一方面要教育官吏和6/18人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社会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的革命性批判。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本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对作为货币的等价物黄金有独特的看法。在众多著作中对金钱的丑恶本质，做过深刻的批判。由于人性中贪婪一面的膨胀，那些占据着生产资料或地位显著的人对金钱无止境的追逐，加速了人性异化，社会腐败在不断滋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文化观出发，深刻地认识到了廉政关系到革命政党和革命政体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黎公社”经验总结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很快失败之后；而列宁又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即已去世。只有毛泽东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达27年。所以，他留下来的遗产，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1840年后又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缺乏民主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坐了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总是滞后。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但具体究竟怎么解决，一切还在实践和探索之中。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提出官员的选任实行普选制和人民随时随地有撤换他们的权利这一设想。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实行村级的普选制并实行村务公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至于更大范围的普选制，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在继承中华优7/18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并发展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反腐倡廉推动中华廉洁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朝着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要言之，只有人民真正成为“主人”，官员真正成了“公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其他方面，如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等这些宪法早已承诺的庄严保证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我们的廉政文化机制才算得到了最可靠的保障。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道路的历史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道路所做出的重要论断，诠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刻内涵，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反腐斗争的历史进程，同样指出了未来反腐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主要历经三个阶段，逐步探索，到体系框架的初步确立，再到反腐道路的成型和最终确立，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积极8/18而深远的作用。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社会的整体的不断地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仍然需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道路建设的第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探索阶段。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反腐斗争主要是我们党通过号召和组织群众性反腐斗争来实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吸收“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逐渐放弃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来反腐倡廉的做法，做出了依靠制度和法律来进行反腐的实践尝试。邓小平通过一系列的指示指出，反腐斗争的重要性，要把反腐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建设过程；指出反腐败靠制度、靠法制更加靠得住；指出反腐要从党内抓起，从具体事件抓起等等一系列的反腐倡廉的探索尝试，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初步探索阶段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道路建设的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中国特色反腐道路的基本形成阶段，初步形成了反腐倡廉的体制框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重要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体制框架，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道路建设的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成型和确立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抓好经济建设工作的同时，把完善惩治和预防腐9/18败体系作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大则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反腐倡廉建设做成了全面的论断，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工作领域。”国务院新闻办与2010年12月底发布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全面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法律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的成型和确立。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做出了深刻诠释，“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