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翻译家带给我的所思所想

前辈翻译家带给我的所思所想我国的翻译事业，从以先辈玄奘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开始，到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技翻译，清朝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和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到五四时期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学翻译，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以董秋斯、傅雷为代表的更加专注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翻译，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前辈翻译家兢兢业业献身于翻译事业，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首先，我从前辈翻译家身上学到了很多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严复的“信、达、雅”给我留下了深深地印象。“信”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内容；“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还有伟大的鲁迅先生。它的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大翻译家傅雷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他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翻译是一门极富创造性、挑战性的工作，同时它还需要译者具备高深的文学功底。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翻译知识，无知是做不得翻译工作的。想要做好翻译工作还要多“思”。郁达夫说过，译者的职责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翻译给同胞，不是翻翻字典就可以了局的。想要传达原作的思想必须要设身处地地陪他思索一番，着才对得起作者。在翻译中一定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不可随意乱翻。前辈翻译家让我看到一个忠实的翻译者常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做好翻译前的工作，他们会尽可能多的了解翻译技巧和相关文化知识，熟读原文，将原文“化为我有”，在翻译中一字一句反复推敲，以更好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和意境。其次，前辈翻译者善于从自己的翻译工作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作为一个翻译专业的学生，多角度地从多方面了解和借鉴前辈翻译家的翻译经验、翻译原则对自己以后的翻译工作定会起到极大地帮助。另外，前辈翻译家们会经过大量实践将翻译系统化从而得出翻译规律和翻译标准。这一点对我学习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学习不能支离破碎地总结知识，要善于从中发现规律。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事半功倍，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从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在最早的《法句经序》中已初见“信达雅”的苗头；道安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要在词序上做些调整；彦琮在《辨证论》中提出了翻译理论“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可以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对我国翻译者在翻译工作上的经验有极大影响。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严复提出对后来翻译家有重要影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民国初期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他们也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茅盾的“意境说”；鲁迅在“信、达、雅”的基础上提出信与顺的翻译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家们总结出的翻译标准更是数不胜数。董秋斯强调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大翻译家傅雷注重神似而不重形论；钱钟书认为翻译的最高理论是“化”，提出“化境论”。作为一个翻译专业的学生，多角度地从多方面了解和借鉴前辈翻译家的翻译经验、翻译原则对自己以后的翻译工作定会起到极大地帮助。另外，前辈翻译家们会经过大量实践将翻译系统化从而得出翻译规律和翻译标准。这一点对我学习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学习不能支离破碎地总结知识，要善于从中发现规律。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事半功倍，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前辈翻译家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在支谦之前的译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译过来的，而支谦则创新性地使用了意译法，使文字突显出它的典雅美。中国古代议论，主要内容是有关宗教翻译。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开始突破宗教领域。晚清的翻译理论也有不小的突破。例如，马建忠、梁启超等人最早提倡广译，突破了洋务派及教会人士专印格致类书的狭窄局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快译和译日文书；严复、林纾、等人带头号召翻译哲理书和文学书、直至民国初年，有关译诗理论理论也开始出现了。这些翻译范围的突破使得翻译格局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国时期翻译家们组织了许多文学翻译社团，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议论史上的批评、讨论和争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家们成立了正式的翻译工作者组织开始更深层次地研究翻译理论。翻译道路充满坎坷，要想不被死胡同拦住前方的路，就要敢于寻找新的道路，突破以往的局面，这样才能继续往前走。翻译官是连接两种语言文化的使者，在不同的翻译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爱国翻译人士。在东汉至宋年间，虽然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大多是为经文等一些外来宗教服务的，但翻译者并不那么受宗教的精神禁锢，而是敢于借鉴本土文论，使之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例如，译经理论中经常将佛教经典与本土传统经典《诗经》、《尚书》等相比拟；又经常引用孔子、老子的语录来借以论证、发挥；还很注意吸收传统文论与文学的营养。还有一些论述，不仅所用术语与传统文章学、修辞学是相同的，而且这些论述本身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达系统。在这一点上，还体现出译者善于将中华文化与国外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至17世纪，徐光启等人在西方天主教翻译活动的影响下，进行了科技方面的翻译，虽然数量不多，但将理论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显得意义非凡。晚清时期，面对一个原先封闭而独立的国家猝然遭到四方来袭甚至逐渐被瓜分的危机，面对中国农民开始此起彼伏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局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一些爱国翻译家开始忧患中国危机，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有所了解精通，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前辈翻译家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敬畏与学习。约两千年的翻译历史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翻译家们对翻译事业的崇高热爱以及为翻译事业走出的巨大贡献推动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更坚定了我们这些后生努力学习翻译的信念。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学习他们身上的翻译品质及高尚的精神，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