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人大代表培训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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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人大代表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其政治权利与政治义务能否有效履行,职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直接关系着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水平、工作效率和职能作用的发挥。加强对县乡人大代表的培训,提高县乡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和履职水平,是加强县乡人大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便于县乡人大代表培训,笔者从近年来的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收集了部分资料,形成了此培训串讲提纲。由于笔者对《代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深,收集的面不宽,形成的串讲提纲还不很全面、不很系统,还有许多遗漏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本串讲提纲借鉴了许多文章的部分内容和观点,对此笔者表示衷心感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亦称基本政治制度,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关系到国家根基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搞“三权分立”。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呢?认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相互独立、互相制衡。最初的“三权分立”是阶级分权,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资产阶级统治稳固以后,“三权分立”演化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权。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在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不同的集团,因而也就没有“三权分立”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这种说法对吗?从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实际来看,由于三权分立带来的权力中心之间的互相掣肘和拆台,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各行其是。在这种“民主”形式下,一些简单的事情常常被复杂化。相反,一些重大问题,却因为政客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让而一再拖延、议而不决。1995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克林顿因财政预算的意见分歧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执意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近20年来,由于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认为,权力分立论不符合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持怀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这无疑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硬伤。有人提出,“三权分立”是现代社会最“民主”的政体。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曾经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三权分立”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事实上,西方国家设置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某一个利益集团独揽权力,保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精巧设计,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还有人提出,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据称,美国有游说公司2.5万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这些说客,或是游走于国会,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门,穿梭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各个利益集团充当纵横捭阖的说客。前几年,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得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游说美国国会山,所投入公关费用就达5100万美元,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达千亿美元以上。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只是西方国家权力腐败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分配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共同体,很容易成为制度性腐败的共同体。最明显的,就是媒体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披露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一旦这种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伤及政体乃至国体时,“分立”的权力就会发挥一致作用,各种报道便会戛然而止。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国也应实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今世界并没有所谓“普世”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依据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确立的。即使西方主要国家,虽然理论上都搞“三权分立”,但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比如,在美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并立,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可以说是相对较为典型的“三权分立”。但英国却是议会制,实行“议会至上”,立法权与行政权并不是分立的,甚至直到2005年之前,司法权也是不分立的。法国则属于半议会制半总统制,行政权占主导。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加拿大、日本等国也未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事实表明,所谓“普世”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存在。应该看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虽然都是政权组织形式,但作为国家政体,这两种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议会党团,也不以界别开展活动。无论是代表大会,还是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都不按党派分配席位。人大代表肩负的都是人民的重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关间关系有着本质区别。我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各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是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有着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必须指出,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我们要珍视长期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宝贵经验,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代表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全体成员推举代表管理国家事务的间接民主形式,历经了数百年发展,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制度两种类型。(一)最早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制度在上古史、中古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实行的是君主制政体或贵族政体,西方有些国家采用过奴隶主、封建主内部有限的民主形式,存在过等级代表会议,但并未形成由普选产生的、掌管国家权力性质的代表制度。至近代,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具备了产生代表制度的条件:1、思想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主权在民”等理论。2、政治上,资产阶级以“民主”为号召,必须将其所建立的政权粉饰成优于封建专制的、人民具有普选权的全民政权。3、经济上,资产阶级以私有制为基础,剥削手段隐蔽,“自由”买卖,“平等”立约,工农表面上具有独立人格,隐蔽性的经济剥削需要欺骗性的政治外壳。4、与地域、人口等客观条件相适应,实现民主只能采用间接的代议的形式。历史上代议制度最早确立于英国,而后,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议会、议员制度。(二)在批判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制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经典著作,肯定了资本主义代议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其虚伪性进行了深刻批判。1871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创立了由普选产生、领取工人薪金、并可被随时罢免的公社委员制度,被称为“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代议机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验,相继建立起大同小异的代表制度。(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实践而创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适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斗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经历了雏形阶段、确立阶段、受挫阶段和恢复发展阶段。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萌生到雏形阶段(1928年—1949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孕育、萌生和植根于我国的民主革命时期,人民代表机构最早是从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发动秋收起义,在井岗山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朱毛会师后,在加强党、军建设同时,建立了以工农兵代表会议及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政治制度,开创了政权建设历史先河。1928年后,党领导人民在江西瑞金创建了中国根据地,1931年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了人民委员会。《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萌芽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参议会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大会阶段,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提出把原来的工农民主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党外进步分子及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人民代表机关。抗战胜利后,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参议会制度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宣布把乡(市)参议会改为人代会,继而各解放区陆续召开人代会。至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已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通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虽然政权组织的名称不同,情况各异,但许多重要方面有共同特征,即:同属人民代议制的民主范畴,都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过渡到确立阶段(1949年—195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形成了雏形,但作为一种崭新的全国性的政治制度的确立,需要有革命在全国胜利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这个条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趋成熟。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1948年,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党中央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建国初期它又执行着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召开了各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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