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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讲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特征与民族审美精神陈静一、中国古代神话概述神话是人类精神的开端，是民族文化精神最早的土壤，也是最早的文学艺术形式。它以奇特的幻想、惊人的夸张、瑰丽的色彩和离奇的情节而显得奇思妙想、精彩纷呈，因此大大影响和启发了后世的艺术家们的审美情趣和想象力。其实，人类的精神文化涉及许多内容，如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但这些无一不与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神话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进行人文学科中许多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神话作为人类创造能力的最初佐证，对历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和发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探究神话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尤其是审美幻化思维，对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均有某种程度上的生发意义和建构意义，而在此基础上也能够展示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造智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审美艺术精神的“根”，神话像一个甩不掉的文化幽灵，自古至今一直伴随着人类步步前进。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社会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国的神话传说虽然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有着完整、系统的保存，但它同样反映了上古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生活、生产状态以及愿望，是劳动人民智慧的闪现，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人生处处有困境，正是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性体验的悲剧性生存困难，才使中国的原始先民们以及后来的子民们在与自然灾难和社会丑恶的抗争奋斗中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而震撼人心的生命之歌。在各种苦难、悲惨、不幸和恐惧中，我们的先祖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的2分离，他们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每一次抗争后的失败和牺牲，都使他们对个体自身生命的脆弱和客体对象的超然性、异己性产生新的体验和认识，理性的自觉不断加强，神话中人身上的神性也逐渐被人性所替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群像和悲剧情结，传达了先民们向死亡和恶势力抗争的积极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历代人民坚韧而不绝望地向自然威力和黑暗残暴的统治者发起不停息的挑战)。这种敢与天、地、神比高、比能、比强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渗透和扎根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使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浸染上一种浪漫主义的“审美乌托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的祖先背负沉重坚定自信地走到今天，正是神话中的这种审美精神才使他们在生存的困境中寻找到了勇气、信心和力量，从而更好地在抗争和奋斗中来把握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深深根植于远古神话土壤之中。在中国的原始神话中，我们的先民们在与自然力量进行殊死搏斗中，在与悲惨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唱出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穿透时空的悲歌，涌现出一大批让人永不忘怀的悲剧英雄。这些悲剧当然不是人们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亚里士多德）也不仅仅表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更不完全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征服自然的意志、改变生存环境的决心、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生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它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积极的人生态度、审美理想和文化品质。神话多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多为原始人类的口头创作，它是原始先民对周遭世界把握、认知的结晶。原始先民的认知就是一种前逻辑的、具体的联想丰富而逻辑推理能力低下的非理性的认知，布留尔把它叫作“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则称之为“野性的思维”（也称象征思维）马克思则认为它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话与传说这两个概念总是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因为两者毕竟都是远古时代的人们集体创造的神异故事。所以本文在谈到中国古代神话时，多指广义神话，泛指中国古代凡是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传说。因为这些神话故事以幻为真，极尽夸张之能事，因此广义的神话也应当包括一些仙话、鬼话、3寓言故事等（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未必个个都去准确地对它进行命名或界定）。远古神话将真与假、虚与实的奇思异想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先民们对生与死的困惑和生命意识的解读，是一种最早的文化形态或艺术表达方式。从神话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古老民族的神话一般是先有独立的个体神话，然后才有相互联系的系统神话。个体神话带有更为原始的古朴特征，是先民们对自己民族起源与发展中艰难过程的深切记忆；而系统神话则是在一个民族中心神出现之后对早已存在的原始个体神话的串联、加工与改造，带有较多的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被历史化了的以黄帝为中心神、以五帝相传为纽带、以歌颂五帝事迹为核心内容的系统神话对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尚德精神的形成固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让人们代代传诵并深刻影响着大众文化心理的却是那些光彩照人的个体神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涿鹿之战、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鲧禹治水、牛郎织女等。仔细品味这些中国人在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我们就会发现，除女娲补天等少数神话之外，它们绝大多数都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我们有理由说，在中国古代原始神话中，悲剧是神话历史大舞台上上演的主体内容，展示催人奋进的悲壮之歌是神话时代的主旋律，表现激昂的悲剧情怀是原始神话的重要色调。中国原始悲剧神话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悲剧和人与社会的悲剧。在远古时代，毒蛇猛兽固然可以威胁人们的生命，而无情的大火、持续的干旱、滔天的洪水却足以毁灭一个族群，甚至对整个人类造成灭顶之灾。面对大自然的淫威，人类束手无策，先民们只能匍匐于大自然脚下，所以早期的人类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然而，对自然的崇拜依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强大而持续的自然灾害却在不断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慢慢产生了摆脱对神秘自然的依附和征服自然、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人类古老的文明无一不反映出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和人类为了生存而向自然宣战的行为。古希腊、西亚等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相似的大洪水和其他反映自然灾4害的神话内容，而中国古代神话尤甚。在女娲时代，我们的先民们曾经在“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恶劣环境之中备受煎熬；尧、舜、禹三代，“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鲧受命治水，后因治水无功而被杀，其子禹继父职。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除了遭受水患之外，我们的先民们也经历了严重干旱的时期，由于炎热和干旱，不仅万物枯死，连向太阳献祭的女巫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山海经·海外西经》这样描述女巫被太阳晒死的场景：“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在她的不远处，还有拿着俎的女祭和拿着鱼的女戚这两个女巫，很明显，这女丑、女祭和女戚都是求雨的女巫。当求雨不成时，神话时代的人们便勇敢地向给予万物阳光和温暖的太阳发起了挑战，于是便生成了十日并出神话和后羿射日神话。而神话时代的生产力却使这种战胜自然、改变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远古大地上，频发的自然灾难和格外强烈的不屈于自然的抗争意志，使得中国远古时代关于人与自然的神话充满了更多的悲剧特色，其悲剧精神也就有着更为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反复阅读中国古代处于文学源头的神话传说，就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悲剧气氛，其中众多的神性英雄以其崇高的部族精神、执着的追求、慷慨的牺牲，铸造了恢宏而伟岸的悲剧英雄群像，并以特有的中国文学中较为罕见的崇高与悲壮，展示了古代神话永恒而独特的艺术魅力。“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从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日之高与人之低，日之快与人之慢；东海之大与精卫之小，东海之深与木石之微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他们以自身的肉体和微弱的力量同形成巨大反差的自然力量抗衡，其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和为部落民族献身的崇高品格跃然纸上。正是在这种抗争和献身的挣扎过程中，先民们对自我和外在客体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悲剧意识”才开始抬头。因为“悲剧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冲破了物我混一的麻木状态,直面冷峻而真实的现实人生，以独特的情感方式对人类的苦难和自身的悲惨困境发出终极追问，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原始先民们面临的困境尽管恶劣难忍，5但神话中的英雄始终表现出必胜的信念和永不退却的决心，这对后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理想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像悲壮的夸父、无畏的后羿、冤死的鲧以及令人同情而又赞叹的精卫等，虽然他们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失败了，有的甚至遭到了残暴杀戮，但他们的意志是坚韧的，抗争是乐观的，因而他们的悲剧具有鼓舞人奋力抗争战胜困境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意识是对当时悲剧性的现实困境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生存现实的精神把握。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归纳为挑战与应战，这也很适合用来说明人类的悲剧性。挑战，即人的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应战，即人对这种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进行了有效的抗争。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根本性威胁的挑战本来就具有非常规性、非预料性的特点，它的出现是在人已有的认识之外的，它对人的把握现实的能力显示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另外，人对挑战的斗争并不是一场稳操胜券的斗争，而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斗争。一些人在悲剧中失败、沉沦、灭亡；一些人在悲剧中诞生、前进。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在人类无数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非洲的干旱诞生了埃及文明；洪水的灾难冲刷出苏美尔文明；热带森林的困境逼迫出了玛雅文明；海洋的挑战托起了米诺斯文明。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挑战和应战的悲剧性中诞生的。正是在极其恶劣的困境威胁中，我们的原始先民们以其原始思维方式塑造了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神性英雄。补苍天、立四极、济冀州、止淫水的女娲，和“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的羿，就成为神话中的典型。女娲和羿却是古代神话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性英雄，他们的丰功伟绩无不充满理想化的色彩，洋溢着远古先民深切的渴望，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造福于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比较起来，精卫和夸父的形象更会使人产生同情和崇敬。精卫是神灵（炎帝）的女儿，尚未获得人形，却有了人的意志，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灵”。与无所不能的女娲和战无不胜的羿相比较，精卫身上的“神性”已经非常淡薄了（她已不是万能的神灵，而是一个弱小的人间女子，并幻化为一只小鸟）。她的弱小显示了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以及人在大自然面前无比渺小和无助无奈的生存状态。但是，她衔木石而填海不辍的崇高举动，则表现出了人类勇于与强大的自然力量抗争的坚强意志，具有深刻的象征性。精卫6的悲剧，是人与自然的悲剧，是人的主体意识、生存意志和巨大而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之间的矛盾。滔滔的河水东流到海，这既是炎帝族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也是困扰和威胁他们的祸水。当可爱的女娃被大海夺去宝贵的生命之时，她的精神和意志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化成一只小小的精卫鸟，这只精灵发誓要以自己弱小的身躯和微小的力量填平茫茫的大海，不仅向死亡发起挑战，也向大自然发起挑战。精卫是神话时代人类自身力量的化身，浩渺的大海则是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力量的代表，而女娃之变化则表现出远古先民们对生命的渴望和顽强的生存意志。女娃的死亡和再生表现出让人永远感动的悲剧精神，它呈现给后人的是一种品质、一种意志、一种理想和一种超凡的生命激情。作为中国经典神话之一的“夸父逐日”故事具有相似的悲剧特色。《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又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两则神话相互补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致的情节：在北方有一座大山名为成都载天山，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