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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之组织技术研究——对俄共1治党方法的模仿、变异与中国国民党之改组北京大学罗毅内容提要与研究背景：本文以1924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为线索进行了丰富讨论。就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界往往倾向于将国民党之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两者背景互搭予以讨论，以致于改组对中国国民党自身的转折性影响未能得到足够关注。文中系统性地探讨了在1924~1927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国民党组织的形态期望及其运行实态。本文对特定时期内国民党组织技术的剖析，旨在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研究、比较政党研究、组织政治学研究等提供可靠来源。关键词：中国国民党改组组织技术师俄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党的基层组织“党军”“党国”1924-1927年论文类型：理论研究一、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师俄”背景1924年以前，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虽也有屡次变动，但多为内发自生的“改进”2，且多由孙中山依据党的革命实践主导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完成的“改组”，对全党的组织系统和结构基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调整，后续影响深远，且改组过程在“师俄”“联俄”“亲俄”的气氛下完成。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对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提出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表示赞同3，苏俄与中国国民党的联盟进程取得关键性进展。苏俄在决定向孙中山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开始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党的组织建设。例如，维经斯基建议俄共当局：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4。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十余日后，孙中山即聘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而后国民党的改组有关筹备工作相继在孙中山的组织下有序展开。孙中山在办党建军方面“师俄”的想法在这一短暂时期内基本成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5不过，不能忽略的是，孙中山并非主张“全盘俄化”，他倡导“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他认为，三民主义从根本上适合中国的国情且有丰富内涵，而“社会主义、共1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出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表意方便的考虑，本文沿用广被接受的方法，将两者一律概称为“俄共”。2《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王奇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1页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87页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38页5《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6，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也仅仅是“与民生主义相暗合”7。后来的史实表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果真只是以高度模仿借用俄共的组织形式为最终目的，是局限于组织技术层面的。俄共组织形式本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却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实践中单独抽离。意识形态基础的缺失，也部分地阐释了为什么俄共的组织形式在中国国民党这里是不够稳定的。二、从《中国国民党总章》8看国民党的改组成果自同盟会至1924年以前，国民党多次更易党章9。但自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国民党总章》以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只对其章条作局部修订，未再重颁。事实上，通过对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及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0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前者是以后者为蓝本而制订的。两文本基本结构相似，条文不乏雷同之处。从而，中国国民党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模仿俄共组织形式的政党。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章并不完备，也未充分体现出在组织层面上对俄共的借鉴；直至1927年6月，经第三次修正的中共党章颁布，中国共产党才最终确立了一个以俄共党章为蓝本的完备党章。从宏观上看，国民党仿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组织体系：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省执行委员会）、全县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县执行委员会）、全区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党员大会（闭会期间：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国民党最高党部和省党部都设立了监察委员会（类似于俄共组织体制中的检查委员会），县党部和区党部设有监察委员。监察机关的设立旨在稽核相应层级执行委员会之财政收支，审查其党务，并稽核行政人员之政绩。监察机关的设立，在一段时间内有效防止了贪腐的滋生。此外，总章专列“党团”一章。该组织机制为俄共首创，国民党借用之，旨在保证党与党外的联系，无形扩大党的影响和控制范围。该总章列专章声明党的纪律。该章首条即言：“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一致进行”。这是在国民党章程中首次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带有浓郁的布尔什维克色彩。该章特别强调：“（注意）本党领有历史的使命而奋斗，我国领土之完全自由及和平全赖本党奋斗之成功。欲求此成功，必赖纪律之森严，党之成败全系于此，望共勉之。”中国国民党对纪律性的无前例的严格要求，也是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在该时期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集中体现。为在党章中突出三民主义的核心地位，在鲍罗廷草拟章程的基础上附加引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如左。”如是彰显出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昭示“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改组指导思想。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5页8其后关于《中国国民党总章》的内容均引自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印，1945年）（下文中关于此文献的引用恕不注明）9《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集》，《革命文献》第7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101919和1922年俄共党章分别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589－600页；第2分册，第217－229页三、党员结构基层化与党的基层管理作为列宁式政党在基层的组织技巧学者王奇生指出，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列宁式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毫无疑问，这也是国民党改组著力的重点。在改组之前，国民党只有上层机构，没有基层组织11。因而，名义上“庞大”的党员队伍甚至缺乏基本的联络，撇开党员中占比很小的高级干部不论，普通党员几乎谈不上参与了党的政治生活；党员散漫游离，党的队伍无内聚力可言。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有言：“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区分部这一组织的设立，将为党员的日常联络和思想凝聚提供便利，为每一个党员平等积极参与党的微观政治生活提供可能。该组织还具有考察吸纳党员的重要职能，对党扎根群众、扩大群众基础和群众影响力将具有重大意义。向“国民的党”演进自兴中会、同盟会起，至1924年改组之前，从党员的社会结构来看，国民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是精英阶层的党。其群众基础一直十分有限，群众动员能力匮乏。1917年之后的长达数年之内，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孙中山与混战中的军阀别无二致12，而孙中山领导的政党更是鲜为时人提及。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十分不重视群众基础的培植，比方说，在1923年前国民党竟从未向全国人民发出过宣言；再如孙中山，在相当长时期内对中国大众百姓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素养不抱积极希望（他在“五四”的冲击后才开始重估群众力量）。13国民党改组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将一个原本群众基础匮乏的政党演进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能充分发挥出“人民之心力”的现代执政党。经过1924年的改组及伴随改组而来的一系列大面积且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有序开展，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从昔日那个隐秘封闭、甚至一度采用个人绝对服从主义的政党，变迁为一个开放亲民、可望而且可及的成熟政党，是谓“国民的党”。“重上层，轻下层”的实态尽管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技术上反复强调基层组织，但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后，国民党在吸收党员和运转基层组织等方面，均出现极其严重的问题。在吸纳群众入党这一问题上，中国国民党并未对俄共的一些优秀做法加以借鉴，而是沿袭了旧的章程。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的第一章第一条即为：“中国国民党不分性别，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员。”值得注意的是，该总章第一章“党员”仅含四条，第一条（上文已列出）是关于党员基本义务，或者说入党条件的规定，第三条是关于党员须领取由中央制定的党员证书的规定，第四条是关于党员移居后诸事项的规定；仅有第二条是关于吸收新党员的具体办法的条文，即经两位以上党员推荐、区分部大会通过、全区执行委员会认可，便能立即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国民党全面“抄袭”俄共组织体制，独未采用俄共的预备党员制度，为其日后走向多层次长期腐化埋下祸根。后来，国民党统辖下的大量机关、部队采用集体入党、强迫入党的做法；到北伐时期，带有明显短视心理的急剧扩充党员的现象更是泛滥14。由于吸收群众入党的机制漏洞百出——不加甄选，不论信仰，故从工人到资本家，从佃农贫农到土豪劣绅，都纷纷涌进党内；结合基层的权钱交易等腐化行为，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民党11《联俄与师俄：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意义》，王奇生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0页13《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王奇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2页14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从基层开始逐渐丧失先进性、越来越难代表农工利益。所谓“扶助农工”、“阶级合作”，遭受了来自党内基层的巨大阻力，难于具体实践。在基层组织的运转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由于党务人才和组织经费的缺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区分部乃至区党部的党务工作并未正常积极开展（更不必谈党团制度在基层的运行）。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在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15。以致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终不得不向党员提出“到区分部去！”16的号召。四、“党军”与“党国”学者王奇生认为：“苏俄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17事实上，孙中山向苏俄寻求帮助的最早目的，并非是希望模仿其政党组织技术，而是希望苏联能给予部分军事援助和办军练军经验。1924年及之后数年间，以苏方的指导为基础，经黄埔军校的开办，培养了一大批有政治卓见且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军官。众所周知，日后，以这些青年军官为骨干，组建出了一支有纪律、有鲜明政治信仰的“党军”。这也为其后北伐的胜利作出最核心的铺垫。孙中山早年提倡欧洲诸国所采用的议会政党制，甚至公开发表讲话称不支持国民党一党独尊：“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乃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18可见，孙中山认为一党制与专制别无二致，惟有党争可避腐朽。但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思想出现明显转变，他们这种“把党放在国上”的做法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19孙中山先生所不知道的是，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二十余年间，始终坚持了一党制；可以说，孙中山晚年党国思想的形成，对其身后国民党数十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结语1924年~1927年，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源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直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