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大学美学学科史2012-7-18章启群许迪美学学科是北京大学具有悠久传统和优势的学科。1921年蔡元培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是全国最早的美学课程。1960年北京大学建立了全国高校最早的美学教研室,并在全国最早开设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等课程,出版了相应的各种教材。1980年代北京大学建立了全国高校中最早的美学硕士、博士点,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专门人才。以蔡元培、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北大美学研究,构成了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主线。北京大学美学学科是中国几代美学家建设的成果,它的历程,是现代中国美学史的缩影。第一节学科前史西学东渐:从aesthetica到“美学”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转型与改造,就成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在现实中发展的必然选择。应该说,现代中国美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与汉语“美学”相对应的拉丁语aesthetic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aisthesis,原义是“感性学”。据考察,在中国最早使用汉字“美学”一词,2是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mstFaber)。1878年,他以中文写作出版的著作《大德国学校论略》,使用了“美学”一词。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也使用了“美学”一词。1902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牧漱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时,较为完整地介绍了“美学”的相关内容。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学界认为是王国维首先从日本把“美学”一词引进中国。1[1]将“aesthetica”不是直译成“感性学”,而是意译为“美学”,由此可以体察到最初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们的苦心。他们实际上已经明确认识到,东西文化中的一些内在精神,是不能够在文字的表层意义上直接对译出来,而恰恰相反,只有通过这种充满意蕴的传神译法才能传达和沟通东西文化的内在思想和精神。(与此相似的有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上学”,“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等。)在中西思想文化交会已经几个世纪,而且已经被称为是“地球村”的今天,现代中国美学建设,绝不能延续中国古代传统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园冶”、“闲情偶记”之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绝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美学基本概念,来作为现代中国美学建构的骨架,那样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到中国人艺术理想和美感体验的精髓,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因此,进行严肃的中国美学研究,不仅需要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体悟与精确的把握,也需要对中国传统学术和艺术有着精深理解和深切领会。历史也证明,真正对20世纪中国美学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因此,建立现代中国美学,既需要参照西方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又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1[1]见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一期。另外,有人认为是日本学者中江肇民首次将其翻译为汉字“美学”,后来在19世纪末流入中国。也有人认为,今日美学学科的名称,可能是最初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来。3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任何试图割断自身血脉的学术“置换”,不仅是一种舍本求末之举,实质上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面前,这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不仅是学术创造的前提和需要,而且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生存观上的现实意义。王国维: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奠基者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他认为美学是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学的目的就是要“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因此,他反对把艺术的批评和研究附属于经学或考据学之下,主张将其独立出来,作为美学或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他曾经建议在大学的哲学、中文、外文等系开设美学课程。从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本身的意义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自觉的美学家。虽然严复等人早就开始进行西学的翻译介绍,但是,王国维认为严复翻译的是科学而非哲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翻译或介绍的是政治而非学术。这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政治都有具体的目的,而学术则不然,它所面对的问题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不是解决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学术只有真伪之辨,与政治无关。如果把学术仅仅当作手段,学术必然不能发展。王国维认为,学术所追求的是真理。“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4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2[2]“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3[3]学术独立是近代西方学术树立的一个根本观念。缺少这种观念,现代学术就无从谈起。在中国古代,独立的学术观念是不存在的。儒家思想不用说,不论是诸子百家,还是诗词歌赋,学以致用、文以载道是其根本的观念。治国安邦、兼济天下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20世纪初叶,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不遗余力介绍西方思想,目的也是救亡图存,救国救民,这是必需的。但是,中国要建立现代学术,建立自己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学术独立的观念是最重要的基石。王国维提出这一观念,虽然与当时救亡、启蒙的时代主潮不太和谐,并不合时宜,但却符合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王国维早期主要研究的是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他说:“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4[4]就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来说,王国维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5[5]这些基本上都是康德、席勒思想的直接转述。与此观点一致,王国维把艺术看作审美教育乃至人生观教育的最好选择:“由叔氏之说,人之根本在生活之欲,而欲常起于空乏。……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夫岂独天然之美而已,人工之美亦有之。宫观之瑰杰,雕刻之优美雄丽,图画之简淡冲远,诗歌音乐之直诉人之肺腑,皆使人达于无欲之境界。”6[6]他认为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与孔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2[2]王国维:《静庵文集》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3[3]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14、115页。4[4]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5]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67页。6[6]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5的:“孔子所谓‘安而行之’(《中庸》),与希尔列尔(席勒)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7[7]这里揭示了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艺术及美的深刻关系。王国维的美学代表作是《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西学,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现代中国学界不仅完全接受“境界”(意境)的概念,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王国维提出的学术独立思想,提炼的“境界”范畴,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用那个时代的眼光,对于中国艺术及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所作出的崭新追问和阐释。这是一种具有现代学术观念和眼光的美学思考。他的这些观念和方法,对于北大美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实质的影响。第二节北京大学开中国美学学科建设之先河(1912-1952)蔡元培在1916年底至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启动了北京大学的美学学科建设。由此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虽然这一时期北大专门的美学教授人数不多,但是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在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观念与思想7[7]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61、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在美学理论方面,蔡元培基本接受了康德的思想,并在1916年著有《康德美学述》。蔡元培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但是,他第一次给我们展示了西方美学史的大致轮廓,充分评述了当时西方美学界、特别是德国美学的理论现状,比王国维更加系统、完整、深入。其次,他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关注和描述,更清晰地表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的学术观念。第三,他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在整个中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尤其是蔡元培的理论和实践对北京大学美学学科建设产生了最为直接的作用。正是缘于此,美学学科成为北京大学最有优良传统和巨大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作为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直关注美育问题,并将美育列入了国家的教育方针。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说:“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此“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8[8]在陆续发表的《美学观念》、《华法教育会之意趣》、《美育观念》、《华工学校讲义》等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以科学和美术两翼辅之”的美育思想。蔡元培认为,人的教育应该是全面的,不能偏废。从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来说,有知、情、意三个方面,早期宗教都具有对于这三方面的教育和陶冶的功能。但是,现代宗教保守,丢掉了德智体,只保留了美育的功能,因为教堂内部仍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还能够给人们以审美的教育。然而,宗教可不可以8[8]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7代美育呢?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育代宗教。9[9]那么,什么是美育?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0[10]美的对象之所以能陶养感情,是由于美有两种特性:普遍与超脱。他说:“一瓢之水,一人饮之,他人就没有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觉、嗅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慨。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以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齐宣王称‘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陶渊明称‘奇文共欣赏’,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11[11]这样,既有普遍性打破人们的偏见,又有超脱性排除了利害的关9[9]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9-180页。10[10]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70页。11[1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20-221页。8系,所以,人们在重要的关头,就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知识,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即源于美育。12[12]从上述可见,蔡元培对于美育的看法与康德美是无利害关系思想相背,却更加接近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他特别谈到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了具有智、仁、勇三点以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美术的陶养。”尤其是孔子“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的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