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写在历史的边缘上又是一个十年。2013年不平静。冬天，北京的沉沉雾霭让人喘不过气来；夏天，全中国经受着罕见高温的烘烤，地震与洪水更让民众备受煎熬。经济形势积重难返，困境依然。内涵式增长乏力，内需始终难以启动，产业结构畸形，就业形势严峻。更让大众焦虑的是充斥着各类无底线事件的社会生态。房价上涨、二奶复仇、微博曝料、高官落马、怒汉摔婴、二代犯事、灭门惨案、童眼被挖、强人受审，让人目不暇接，又瞠目结舌。这个社会怎么了？信号纷杂。但并不混乱。一切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社会正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趋向和互害的表征。很不和谐。民族尚未复兴，国人已经开始沉沦。当然，我们有中国梦。在工作日的早高峰，观察从四面八方乘坐各式交通工具涌入北京四环内黑压压的工作者们匆匆的脚步和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你能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活力，是的，尽管艰难，大家都在为了梦想而努力。中国梦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愿景，我们有什么路径？“富强”尚易理解，“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是什么？有无精确定义？有哪几个关键时点？每个关键时点的关键举措是什么？没有这若干要素的清晰描述来支撑，“民主文明和谐”就是一局空话。因为你没有路线图。是继续目前这种发展模式，一路走下去吗？在当下这样一个“改革”已经成为滥辞而实际上什么都改不动的时刻，面对某些群体拼命维护已经固化了的利益格局的社会现实，再一路下去最终成就的会是谁的梦？又是什么样的梦？上个十年，我们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这个十年，会又是一次从希望到失望的轮回吗？机会不多，时间有限，中国处在历史的边缘上。是选择快活的接受并享受现状、沉沦到底，还是漠然的忍受、做不相干的大多数，亦或是奋力提升、完善自我？在麻木、冷漠、观望、逃避、愤怒完全侵蚀中国人的心灵，覆盖我们的良知之前，为了实现中国梦，在付出努力的同时，对决定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进行彻底的思考不是多余，经受一次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对民族进步尤为迫切。先从几个观念谈起。政府的第一职责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建立与维护一个协调与平衡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机制，而不是调动全社会资源去搏经济增长，更不是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去拼发展速度。这个利益协调与平衡机制由“民主、法制、制衡”三要素构成，三个要素分工协同，通过建立社会契约维持社会平衡，确保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存在着“天花板”。经济发展是有成本的，是要付出资源、环境、人权代价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永远保持GDP高速增长。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速不高，未必见得就是人家政策不高明，也并非人家陷入什么“停滞的十年”，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均衡阶段，那个低增速属于一种理想的发展状态。原因何在？只有那么多人口，只有那么多自然资源，技术进步又是呈阶梯形递进，受投入要素制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能维持一个高质量的低增长，才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国有人口，但国内市场容量与人口规模并不一致，全球市场也并非中国独占，自然资源对中国发展的约束，比美国要大，技术进步方面中国以跟随与仿制为策略，这就很清楚，中国GDP的高增长从哪里来？不要忘记“大跃进”带给民族的伤痛，否则，国家的前途、国民的性格、子孙的未来恐怕都要毁在这个“注水”的GDP上了。倘若不说GDP，似乎政府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嘛，该干嘛了。看看我们引以为豪的经济吧，每年靓丽的GDP增长率数据，其中有几个百分点代表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现今畸形的产业结构及经济困境，政府生猛的作为能脱得了干系？中国的“大楼”盖完了，“铁公机”修完了，可以去全世界盖“大楼”，修“铁公机”，但地球不会无限膨胀，配合中国政府一直盖下去，一路修下去。搏“经济增长”，拼“发展速度”重要吗？重要！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但这可以是社会大多数个体的第一选择，而不是政府的第一职责。美国底特律申请破产，是美国不行了？中国有多少个隐形的底特律？倘若没有土地财政，没有中央政府的银行背书，中国破产的城市政府不知道有多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国政府如此偏执于倾力发展经济，中国可以当仁不让的排第一，中国为此收获了一些赞誉，但也招致了质疑与批评。认真观察，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真正的以中国为标杆，全盘采用“中国模式”，印度没有也不会，连越南都没有。片面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增加就业机会以求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未必站得住脚。在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更替表面看似乎肇因于天灾产生的流民暴动，所以一旦有大量流民产生的苗头，统治者就极为恐惧，集中全力杜绝大量流民的产生，解决办法无非就是给大家一口饭吃，此种思路和办法治标不治本，因为可怕的不是流民，大量流民存在与政权稳定与否没有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是否存有基本的公平、正义，有好的制度与律法，有廉洁的官员施以“善治”来称职的履行代理责任，满足这些条件，流民就不可怕。不满足此条件，良民会成为流民，流民必成暴民，改朝换代多半会发生。因为还有一个分配问题存在。分配与增长一样重要。伴随分配而来的机制、操作、协商、协调、仲裁是社会问题，非一般经济手段可简单处理。分配带来的问题，并非经济增长了，某一天就可迎刃而解。所谓“在发展中解决”，得分事，还得看人。有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不是变得好解决了，而是越难解决，到最后，积重难返，分配问题没解决了，经济增长也停滞。看看南美洲那些国家，殷鉴不远。在中国鼓吹等发达了再解决分配问题的人有二种情况：真傻和不怀好意。GDP可能低点，倘若有一个社会机制来理顺人心，中国跨不了。让政府的工作重心回到建立与维护一个良性社会运转机制，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上来，把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让给民间吧。这其实既有益于政府，更有益于官员。人性与制度设计以前，有人对我们讲，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人性是不同的。所以没办法搞民主。后来，这样说的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美国了，于是，中外人性不同的说法变得不合时宜，自然不说了。然后，又有人白纸黑字的说，中国人素质低，只能当牲畜被“牧养”。后来，发现这样说一不小心会自己打自己耳光，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也“理性”的缄默了。有相同的人性吗？中外之人，人性中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基准成分——可以被称之为“普遍人性”的要素？人类社会呈现出的整体进步趋势表明人性有共通的成分。“趋利避害”，“自保而向善”就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你不能用国民性的差异来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一国范围内，各区域的民风民情尚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遑论不同国家国民的差异了。所以，用国民性的不同来作为制度缺陷的遮羞布，不高明。也不能用人的社会属性掩盖普遍人性。人性的普遍性决定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这个外在因素会强化、激发人性中或善或恶的成分，但脱离普遍人性，社会属性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生活实践表明，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最终会回归到普遍人性。多少喧嚣一时的学说、主义、理论，因为脱离了普遍人性，最终归于寂灭。所谓人亡政息，何故哉！只要普遍人性相通，就有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与准则。这类价值与准则甚至于是“先验”的，无需证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对公平、公正、正义的追求。它延伸至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存在于每一个人类个体的DNA之中。那凭什么说“民主、制衡”不适合中国社会，不适合中国人呢？这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呢？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民主、制衡”不适合中国人的说辞有一个概念上的不老实。其实“民主、制衡”在台湾是实现了的，尽管官僚很不爽，但台湾民众是很享受这种分立与制衡的。所以，说“民主、制衡”不适合中国人的人不老实。当然，如果你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那又另当别论。民主要不得，因为据说搞民主中国必乱，人民会很惨。法制已经很上轨道，因为据说中国早已赫然立于法治国家之林了。制衡不可行，据说这样效率低，很难办大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遥遥无期。依某些人所说，民主、制衡和中国人是不相容的，因为你我没有体验过，彼此争论均属“臆测”，姑且不论。那法制呢？中国社会第一运行规范是法律吗？谁拥有社会事务的最高裁量权和最终裁量权？是法官吗？当权者尊重法律吗？弱势者归依于法律吗？就法制来讲，民众是有体验，有发言权的。试问，没有了民主、法制、制衡，你这个政体是个什么政体？和王朝有何区别？你看见哪个王朝实现了公平、公正、正义?克制了腐败，肃清了吏治，实现了长治久安？围绕政体，当前，一些人的记忆似乎被突然唤醒，在媒体上频频大谈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制度设计是与之相匹配的，自然也是合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何体现？是不同身份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双轨福利制？还是农村与城市户籍隔离的二元社会？是在自己国家迁徙，买了房还要办暂住证？是垄断国企侵占消费者利益而获得的高额利润？还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就业、住房和养老制度？是权与法的多年博弈中，法始终低权一头的特权社会？社会主义在中国就是从这些方面一一凸现的？可以设置一张打分表，把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一一罗列，并逐一分等级赋分值，依次给世界各国打个分，可以肯定，中国不会排在前列。不是国名里有社会主义几个字你就是社会主义。那些嚷叫着社会主义为现政体辩解的人，去翻看马列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吧，或者去看看世界先进国家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吧。你的良知会耻笑你的舌头的。为现有制度的辩解，没有人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因为没人有资格。摒弃那些自欺欺人、自我贬低的说辞，抛弃特权“万岁”的幻想和挣扎，致力于通过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来熨贴社会矛盾、化解戾气、激发中国人人性中“善”的一面，建构一个让世界尊重的中央之国，才是历史的必然。改良我们的制度设计吧。主动比被动好。中国梦的实现条件中国梦很好。但要实现中国梦，仅仅有中国精神是不够的，爱国主义不足以支持中国梦。中国历史不缺盛世，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也是大大风光过的。问题在于盛世无法持续。这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文化的严重跛足，先天不足。且不说“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延续5000年没有断裂的文明”这一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存在基因缺陷（其他文明亦然）却是无法否认的。儒家文化的本质就是鼓吹维持等级制而压制个体全面发展，所以尽管中华文明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之后就停滞不前，不断地上演兴衰治乱的轮回。近代列强武力压迫逼开了国门，西风东渐，但全民族的思想启蒙始终未能全面而深入的展开。及至鬼神辈出，主义横行，国家建立起来了，但在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础理念与社会运转的关键基础规则方面，国人是迷惘的。如下三个方面，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没有考虑透彻，也不妨说，我们这个民族不长进。这三个方面是：其一：民主有何价值？其二：法的地位与作用（法与权谁大）？其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有无必要？民主、法制、制衡都不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对于中华文化，它们是外来物件，但同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发端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光大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历经复反争斗而臻成熟。如前所述，这三个方面作为制度设计要素共同构筑了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协调与平衡机制。该制度设计的运转既无一定之规，也非一成不变。有美国模式，有君主立宪模式，还有叠床架屋、意犹未尽或可谓更具创意的伊朗模式。其渐成全球主流，为世界民众所广泛接受，其来有自，不是一句“美丽的谎言”能否定的了的。可以改造，可以创新，但就怕“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该制度设计远不完美，缺陷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平庸”的设计或针对“庸人”的设计。从效果来说，该机制能把人性中70%的恶给约束住，那剩下的30%仍有作恶的空间与机会。相对来讲，只能说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设计。该制度设计之所以有用，概因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在剥下伪装之后，非“庸人”者寥寥。美国的建国者以此作为立国之本，启动了“美国梦”，开创了美国的成功。本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愿望，孙中山意欲复制这一整套理念与规则到中国，毛泽东则对“民主”进行了惊世骇俗的自我理解与颠覆性的试错，尽管“无法无天”与“可笑”（毛泽东语），但孙、毛二人思考并实践了民族复兴、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些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勇气远迈今人。全世界对美国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