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最初的日子

军报最初的日子■黄河清1955年春天，从各大军区报社及其他单位抽调的部队新闻工作者会集北京，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向全军全国发行的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从大栅栏破败简陋的旧客栈起步我们来自西南军区报社的20余人，于“五一”节前后到达。当我们乘坐火车进入北京站时，说不出心里有多么高兴激动！来到伟大祖国首都和毛主席身边，去开拓人民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领域，这从未有过的光荣、幸运和历史使命感都一起降临。可是，当几辆人力三轮车把我们一行连人带行李拉到前门外老市区，我不禁感到意外。首都给我这初来乍到者的第一眼印象是，没有看到向往已久的雄伟天安门和宽阔的长安街，却走进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屋，两边是林立的老式店铺，还有人来车往的拥挤和从早到晚的喧嚣。我们由宽敞整洁的部队营区，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京之前，就听说军报边筹备出版边建房，吃住办公都在包租的几家旅馆里。但怎么也未料到，眼前竟是一些破败简陋的旧客栈，就散落在这片闹市中，有的正位于闹市中最热闹的地段——大栅栏。几个连排干部住在大栅栏的大众旅馆，我是其中一员。这家旅馆小得可怜，上下两层仅有六七间客房，我和另一位同志合住楼上一间，房内只能放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小茶几，连放个凳子的地方也没有，看书、写信、谈话都坐在床上。窗临小胡同，过往小贩的叫卖声，常把值夜班的我从睡梦中惊醒。营团以上干部住所并不比我们强多少，大众旅馆附近的晋昌旅社是其中之一。这家旅社的窗户朝厅堂内开着，营团以上干部大多已经成家，全家三四口人挤住一室，室内昏暗闷热。不久，我又住过新中旅社和太原客栈。在新中旅社，我和时事组编辑赵苏住在一间狭长过道的里套间，进出要穿过记者处处长李希庚全家四口（夫妇两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的居室门前，很不方便，房内也只能放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条桌，靠一口玻璃天窗取明，开闭天窗用绳拉。这里比较僻静，适宜白天睡觉。不过，每当晚饭后，旅社的这个角落也热闹起来。军事组编辑董存杰与我们仅一板之隔，他喜欢拉京胡，而这边隔壁的赵苏则放开嗓门配合唱段京戏，我靠在床上闭目静听，昏昏然又进入梦乡，成了夜班前的美妙的休息。太原客栈似乎资格更老，有的客房内仍保留大炕，占去全室大半地盘。那年北京夏季特热，我躺在紧临窗口铺有凉席的大炕上睡觉，比闷在新中旅社的里套间凉爽得多。报社食堂就在这家客栈的地下室，大小不过十多平方米。编辑部设在打磨厂的“乡村餐厅”军报编辑部设在前门外打磨厂223号的“乡村餐厅”。打磨厂也是一条小街道，因此街曾有制造石磨厂家而得名。“乡村餐厅”其实并不“乡”气，比那些小客栈大得多，内部设备也较齐全讲究，解放后作为总参的一个招待所，现暂给军报筹建用。走进大门，迎面是个大厅堂，上镶透明玻璃天窗，下铺光滑水磨石地面。几列上满铅字盘的排字架立在厅堂一角，这里成了报社印刷厂临时设置的一个小车间，专为编辑部发稿排印小样。环绕大厅，楼上楼下两层有大小不等的各式房间，大概是旧时阔佬们摆宴行欢的场所，而今充作报社总编室和各个编辑组（后改称处、部）的办公室。欧阳文总编辑和赵易亚副总编在楼上各用一间，便于办公和休息。一天，我给赵易亚同志送待审小样，进其门不见其人，正欲抽身退出，忽听到房后卫生间有咳嗽声，便上前探视，赵正伏在一块案板上握笔改稿，案板支架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之上。他为啥藏在这个旮旯里办公呢？原来他的房前门窗朝向大厅和过道，来往行人不断，这个小小卫生间就成了安静定神的好地方。这时，我在总编室做一版组版工作,出报当晚须到印刷厂处理新华社新闻,安排版面。于是，一项有趣的差事——护送小样字盘到印刷厂拼版，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拿着要刊用的小样，由排字工人挑出字盘，放在摩托车的车斗内，我也坐进车斗，以双脚顶住字盘，不让其移动。全社就这么一辆带斗摩托车和另一辆美式吉普车，过了些日子，才增添一辆半旧不新的黑色轿车，供社领导外出开会办事之用。摩托车由收发员周文宝驾驶，车经前门、西长安街、西单、西四，到达白塔寺附近名叫“东廊下”的小胡同内，几排平房就是军报印刷厂。毫无遮挡的摩托车，在夏天清凉爽快；到了冬季，则是另一番滋味，寒风刺骨，冻得全身打哆嗦。值夜班的社领导和总编室领导同志晚上九点前后到印刷厂最后审定大小样，一直等到报纸开印。清晨三四点钟，我随同他们坐那辆仅有的吉普车或旧轿车返回旅馆。车过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时，只见街道两旁和广场上路灯齐明，照耀得如同白昼，清扫工人正在寂静中用大扫把清扫地面。作为一天中最早经过天安门的游客，我心中升起了自豪感。让军报如期同读者见面创业时期物质条件差，困难多，原是情理中的事。忍一忍，闯过去，谁都不叫苦喊累。我们火热的心里只装着一件事：坚决按照军委和总政的要求，让军报如期同读者见面。全社编辑、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各人经历不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却能互帮互让，彼此照顾。就拿我所在的组版小组来说，四个组版编辑来自三大军区，试版期间各包一个版，负责各版计划制订、稿件发排、文字和标题修饰、版面设计及汇改，把握从编到印的重要关口，稍有疏忽就会出错。每遇到难处理的稿件和版面，你一言我一语，互相献计献策；谁发现问题或漏洞，就主动解决弥补。总编室与各编辑组关系密切，从计划安排到重要稿件、标题、版面的处理，组版同志常到各组听取意见，共同商量；各组有了好的想法和主意，也积极向总编室提出。当时，全社人员都很年轻，编辑、记者大多二三十岁，组、社领导同志也不过三四十岁上下。年轻则气盛，有时为了一篇稿件一个标题争得面红耳赤，但事后并不介意。整个编辑部洋溢着活跃融洽的民主气氛。然而不久，由揭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发的机关内部肃反运动，也给军报起步蒙上阴影，即便如此，创业时期的奋斗激情仍然主导着全社的脉搏。军报试版，急需办报经验，学习成为突出的任务。全社同志纷纷走出去，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单位对口取经。同时，又请首都新闻单位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来给大家上课。新华社著名记者华山同志亲临“乡村餐厅”，作关于新闻写作问题的报告，至今留有记录。苏联报刊经验对军报创刊也有影响，曾翻译两期苏联《红星报》，完全按原样拼版印出，人手一份。经过数月紧张筹备，《解放军报》试版第一号于1955年9月28日出版。这期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表毛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首都隆重举行我军授勋典礼的消息，头版还刊登十位元帅身着礼服胸佩勋章的单幅照片，从而宣告了军衔制在我军的正式诞生，揭开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光辉篇章。当我们手捧载有重大喜讯的第一张《解放军报》时，情绪激昂，既满怀初胜的喜悦，又饱含创业的艰辛。在军内外上下关切、鼓励和支持下，全社人员团结奋斗获得了第一个果实。试版每周二、五各出对开一张四版，到12月23日结束，一共出了26期。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出版。这时军报已告别前门外旅馆，迁入平安里3号新建社址。这里包括一座三层办公楼和几幢三层宿舍楼，是在全国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声浪中赶建的简易楼房，房间仍然窄小，不隔音，但比起原住的客栈有了很大改善。到50年代末，因报社业务迅速发展和人员不断扩充，军报又建了一座五层办公大楼，排印车间由平房搬进办公大楼底层，原办公楼改为宿舍。60年代初，印刷厂也建起了自己的厂房，以第一次新购的国产印报轮转机替下旧印刷机。军报这时才算得上是首都一家初具规模的报社了。1969年底至1970年初，军报从平安里迁入现址——阜外大街34号。这里原是总后军械部旧址，经过他们多年经营，营区优美宽广，各类建筑布置有序，为军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用印布机印军报的经过军报初创时，北京军区政治部印刷厂（设在北京市区白塔寺附近“东廓下”胡同内几排平房里）改为解放军报印刷厂，除仍承担北京军区书刊报纸等印刷任务外，另单独成立一个车间，负责解放军报印刷出版，并定为全厂的首要任务，这个后成立的车间也因此排名为“一车间”。那时，这个厂印书报主要用平板机，速度慢，印数少，没有专印大型报刊的轮转机。解放军报的26期试刊都是用平板机印刷的。眼看军报正式出版的日期一天天临近，而适应军报未来发展的高速印报机一时还难以买到，于是就产生了用印布机暂时代替印刷机的办法。这部从广州运来的印染布匹的旧机器，也是采用滚筒转动的方式印刷，经过改装可以印报。军报从1956年1月创刊起就用这部印布机印报，印速比平板机快，但仍赶不上印报轮转机，操作也费工费时，印出的每张报纸上下空幅较大，浪费纸张较多。然而，几位印报工人在组长陆寿全（后升任厂长）带领下，经过不断地钻研改进，想方设法减少纸张损失，在旧印布机上同样印出了墨色均匀字迹清晰的优质报纸，印刷质量名列首都报界前茅。在用印布机印报的岁月里，军报有过从国外进口现代印报机的机会，但都悄悄放过，让给首都其他报社。此时，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全面铺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在加紧进行，处处都要花钱，为了节约军队有限的外汇，军报领导把目光集中到我国自己正在试制的高速印报机上。就这样等到60年代初，当排印车间在平安里3号军报院内建起了自己的厂房，我国自制成功的新型印报轮转机也安装进去了，可同时启动数组轮转机，从几个出报口流水似地出报，印速提高数倍，印刷质量可与同类进口印报机媲美。军报从这时起才用上了真正的印报机，那部旧印布机居然创造了印报数年的不平凡经历而光荣退役。1969年底至1970年初，军报从平安里3号迁到阜外大街34号现址，负责排印军报的“一车间”早已发展成4个车间，随编辑部一起迁来。军报印刷厂在“东廊下”胡同的那一摊，也在此前后迁到阜成门外马尾沟新址，规模大为扩充。军报印刷厂实际上已发展为两个独立的厂家，因此，马尾沟印刷厂便与军报脱离，重归北京军区建制，恢复原来名称。到了80年代后期，印刷技术产生了划时代的大变革，激光照排代替铅字排印，告别铅与火，进入光和电的全新时期，随之印报机械也来了个大变革和大更新。遗憾的是，这时我已退休离开报纸岗位，未能参与这神奇的变革。而在飞速发展的今天重提用印布机印报的经历，真像回到那古老的神话世界。巴蜀千里带图书1955年春，随着西南军区的撤消，军区机关报《人民战士》走完了自己光荣的历程。报社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少部分调到新成立的成都军区报社，大部分由胡痴、吕梁同志率领去北京，参加创建《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乘坐顺流东下的轮船，眼望渐渐消失在晨曦迷雾中的山城重庆，心潮起伏难平。我深深留恋着即将离去的巴山蜀水，在祖国西南度过的5年岁月，是我投身革命事业和报纸生涯的起点。尽管如此，我们这伙人的思绪和话题已渐渐转向那等待着我们未来的共同任务。5年前进军大西南，我和大伙儿一样，身背背包，肩挎挂包，别无他物；如今出川，也只是随身携带一卷铺盖和一个装着衣物书籍的小箱。与我同行的营团以上干部即使已有妻室儿女，所带也都是生活必备用品和一些自购书刊，多不了几件行李。我们自己的东西虽少，但却给解放军报社托运了大批图书资料和其他物资，足足装了十多个大木箱。这批图书资料大部分来自西南军区政治部图书馆，少部分是《人民战士》报资料室的。西南军区司政机关驻地原是国民党军政部，重庆解放后，军区政治部图书馆接收了国民党军政部等单位的图书报刊，其中有一些是旧版本珍贵书刊。处于创建中的军报，百端待举，缺钱少物，书刊资料更是业务建设所急需。即将赴京的我们这伙人，自上而下早就把眼睛盯着军区政治部图书馆。西南军区决定撤消后，经军区有关领导同意，图书馆的书刊移交军报，由我们挑选分类装箱托运。这批图书资料千里迢迢运到首都，成为建设军报资料室的基础。同时，还装箱托运了军报建设所需的其他物品，其中有两台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收音机，一台草绿色外壳的军用收音机交资料室保管使用，另一台红色外壳的普通收音机归时事组，用来收听每日新闻，连续用了好几年。那时，还没有见过电视机，收音机在全编辑部也只此两台，这可列为军报勤俭创业的又一体现吧。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军报从创建起就陆续受到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冲击，给上下之间、同志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就军报整体来看，在十年“文革”之前，仍然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阶级爱、同志情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至今还忘不了几件事：在平安里3号期间，军报院内东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