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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經濟生活圈的芻議清大彭明輝壹、大視野與小議題這篇摘要裡我想提出來的不是對農村地區問題的答案（solution），而僅僅只是我的思考架構，以及一些我以為該積極去思考解方的問題，以便拋磚引玉，請大家集思廣益。面對農村與農業的任何相關議題，我們既需要把這議題放入一個足夠大的視野裡，又必須要在這大視野裡切割出一個我們能力所及（manageablesize）的小議題，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在「既見林、又見木」地去踏實推動一件事，而不致流於唱高調或者盲目衝撞。需要先簡略交代的是「大視野」。農村與農業的相關議題在過去有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議題與焦點，不同團體往往關心著不同的面向。譬如：政府長期以來較關心的角度是「農業經濟」（產值、經濟效益、國際比較競爭優勢等），農運團體關心的可能是農業產銷、農業勞動者的權力與福利等，而文史工作者關心的可能是農業區的歷史與人文價值，環保團體者或許會較關心農業區的生態與自然環境、保育的問題。但是這些議題（或者這些議題所牽涉到的人、大地、活動與利益分配）都發生在地理區劃上的「農村區域」，而且都緊密地和「農村區域」的生活者（農業勞動者為主）聯繫在一起（既牽動著這些人的生活，又倚賴這些人來維繫被論及的活動），也都和「農村區域」的主要產業（農、林、魚、牧業）交織在一起。因此，以上這些議題之間的切割純屬論述者「觀念界」的切割；在真實的「生活世界」裡，這些議題都有機地交織在一起，無法切割。當然，這樣的問題範圍是太寬闊（處理不好就變成迂闊），線索太複雜（不小心就會處理得雜亂無章），任何人在看待這個真實問題時，很可能都是「管中窺豹、只得一斑」。撇開政治人物的瞎扯，只要是不胡扯的言論，不管是來自左翼、右翼、進步或者保守勢力，都藏著事實的一個面向，不是靠意識型態就可以加以抹殺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思考架構去吸納這些不同來源的資訊與思考，才有機會找到農村較務實而不過份偏頗的出路。以上，都是我們在摸索大視野時必須要注意，或努力去掌握的。貳、農業經濟生活圈──破題與界說這些年來我在思考「農村問題」或「農業問題」或「農民問題」時，我都是用「農業經濟生活圈」這個概念在思考。2所謂的「農業經濟生活圈」這個概念，地理區域上我指的是「農村地區」或者以農、林、魚、牧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地理區域。這個地區上面住著許多種不同職業類別的人（農夫、養殖業者、中小學教師、文史工作者、基層公務員等等），他們的生活形態及品質，與這塊土地上的景觀、經濟活動、人群的社區意識、社會地位或尊嚴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他們有共同的「生活圈」。但是，影響這個「生活圈」內絕大多數人之生活品質的第一要素是：經濟（雖然經濟並非唯一的重要因素，雖然少數菁英可能叫不受經濟因素的干擾或影響）。所以，這是一個位於「農業地區」，生活內涵與其「經濟」活動緊密相關的「生活圈」。這個「生活圈」內眾人生活品質的長期維繫才是目的，「經濟」是長期支撐這種生活形態的工具（不可或缺且影響顯著）。所以，我這些年來在問的問題可以切割成兩大塊：（1）我們希望農村地區長期保有什麼樣的「生活形態」（包括、景觀、地貌、人文情感、尊嚴、自信等等看得到看得到的質素）？（2）要有怎樣的經濟型態才足以長期維繫前述我們所期待的「生活形態」？所謂的「經濟」，我取其廣泛的含意，以及「長期持續」的可能性（sustainability）。首先，它既是指這區域內總所得的增減（往往密切關係著他們在別人面前抬不抬得起頭，容不容易找到婚姻伴侶、孩子受教育的機會、社會地位與尊嚴等等），也指向這份總所得在區域內的分配方式（都會來的人發了，而原居住者卻更艱辛，這不是我要的）。其次，我所謂的「經濟」指的是「城鄉交易」：農村地區的人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或產品）去和都會以及科學園區的人「交易」，才比較有機會獲得跟都會區（及園區）相近的平均所得？所謂的「交易」，包括：農、漁、牧產品，休閒空間（與服務）的提供，養老與親子教育，觀光與另纇生活（型態與空間）的提供等等。所謂的經濟，當然還包含著「價格如何被創造與操控」的思考。負面的意涵如光復初期政府如何剝削農業所得去發展輕工業，正面的思考包括JET電視台所呈現的各種「為什麼日本農產品最值得你花高價購買」的意識型態塑造。農村經濟不一定靠「苦力」，多多少少還要靠巧思（也沒必要排除權謀）。當然，所謂的「經濟」，必須要被放在它對「生活品質」的貢獻和破壞來進行總體的評估。參、農業合理的（可永續的）人口數與有尊嚴地離農台灣已經徹底被收編到WTO的國際分工裡頭，現行農業生產型態嚴重地受到東南亞、美國（未來可能加入蘇聯和東歐）農業國家低價位農產品的競爭和威脅。這是台灣目前農3業經濟最主要的威脅因素。因此，現行農業這種「中產能、低品質」的農產品很難在WTO下生存，而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滯銷。許多農村的問題（外籍新娘、青壯年出走、地景地貌的破壞、歷史人文資源的破壞、生態的破壞）都跟這個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要認真面對農村問題，不可獲缺的議題是：如何提升農村人口的（家庭或個人）平均收入。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議題才有現實的（物質的）基礎被端上台面談；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議題沒有了現實的（物質的）基礎，就算被端上台面談，也是空談。要提升農村人口的（家庭或個人）平均收入，必須雙管齊下：（1）提高農村總收入（提高平均收入的分子），（2）降低農村就業人口數（降低平均收入的分母）。政府的政策確實同時暗藏著兩個策略：（1）提升農業產值、（2）以消極作為間接促成離農。離農的過程很痛苦，牽涉到很多人的尊嚴、生命寄託與生計等等。但是，長期而言，台灣的農業收入主要將來自於和城市居民的交易，而不是外銷。城市居民的消費總額可以有些辦法去提升（後面談）；但是在總額無法進一步提升的時候，減少農村人口反而是農業地區生活品質（平均年收入）可以持續與城市人口同步調升的重要策略工具。離農是農業長期發展中的短痛（雖然可能是個人終身的憾事），但是企圖長期維持大量農業人口恐怕是農村的長痛（使絕大部分務農者脫離不了削價競爭的噩夢）。其實，如果農業從業者的收入無法提升，可能只會加速農業的蕭條（社會地位下降，尊嚴流失，難以為繼）；但是農業從業者的收入如果要提升，無可避免地他們的生產力也必須要提升。在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無法提升生產力的人總是以此或彼（onewayortheother）的方式被悄無聲息地逼迫離農。因此，一味想要讓所有既有務農者全數持續務農恐怕是大環境下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藍綠陣營的人在這一件事上恐怕也知道且彼此認同：只要政府什麼事都不做，農業人口自然會減少，而且用這種方式（所謂「自然掏汰」）逼迫一部份人離農，政黨要負的政治責任最小。但是，兩黨的策略卻都是最不負責任，也最殘酷的解決方案。因此，有個議題應該要認真思考：可不可能逼迫政府把過去五十年來從農業剝削的錢要回來，一部份拿來讓無法進一步提升生產力的人可以較有尊嚴且生計不受威脅地離農，把另一部份錢保留下來作為農村永續發展基金（不是納入個人收入，而是作為集體發展的共同基金或投資）？肆、農業經理人其次，在全球競爭環境下，台灣的農產業很可能只剩三種出路：（1）高單價路線（高品質、高科技、或高健康附加價值）的育種、花卉、有機農業以及新品種研發等，相對於4東南亞農業區形塑技術落差，從而保障價格與市場規模（從而保障就業市場規模）；（2）高產能且低價格的路線，以專業農業經理人提升產能、調整產銷、引入高產能技術等；（3）對都會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觀光、休閒農業、親子生態之旅、農村生活體驗營、養老與退休中心、老人與殘障照護中心等）。以上三種路線，都有人曾經提過。高單價與高產能路線有兩大趨勢：（1A）培植研發新品種的高科技生物科技公司，（1B）提升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政府的農發條例中有針對高科技生物科技公司而設的獎勵條件，但是這只會進一步壓縮「農業經濟生活圈」的生活品質（把該給農村的錢搬過去給設在園區的公司，對總體經濟有益，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無直接效益）。提升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的人幫助較大，但是既有機制出了問題：負責研發與推廣新技術的大學、農改場不需要對農村負責，也無法從其研發成果獲得任何賞罰，很難期望他們努力推動。因此，另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有怎樣的機制，才能夠確實推動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使他們能更有效地朝高單價或高產能的方向發展？傳統上，產銷問題是由農會與產銷班在解決。但是，問題仍舊出現在：執掌產銷調節的人，無法從產銷的成敗得到利益或懲罰，因此，很難期望他們發揮最大的功能。眼見著農學院、改良場以及農會的功能逐漸萎縮，不足以承擔下一階段提升農業所得的兩大任務（技術研發與市場調節），我們必須嚴肅面對一個議題：農村的發展需要有農業專業經理人。不管是從兩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陣營的經濟發展來看，或者是從組織理論來看，假如負責創造農業產值的人（農學院、改良場、農會、農業經理人）不會在農業產值的增減中獲得明顯的利益或損失，很難避免說這些人的總體工作績效將會不彰（權責脫鉤的必然後果）。因此，幾乎無可避免地，負責創造農業產值的人必須獲得附加價值的明顯百分比，且對利潤的降地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但是，這樣一種思路，已經非常接近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了。彭作奎主導的農發條例裡，企圖把農業生產法人化、公司化。我推測「引入農業專業經理人」在這個構想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因素。但是，農業公司化雖然可以救農業，卻無助於「農業經濟生活圈」內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品質：農民與土地脫鉤、土地徹底商品化、在農村發展的道路上所有人文與情感因素徹底被掃蕩清除等等。這並不是我們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的期待。於是，我們站在十字路口：到底要不要農業專業經理人？資本主義邏輯雖然為惡不仁，但是卻掌握到一個最有力的組織動員工具：價格的創造者獲得他所創造的附加利潤，也承擔錯誤決策的後果，所以會積極地發揮經理人的角色（雖5然不必然成功，但成功者多過於失敗者）。任何商品的價格都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商品價格並非完全由勞務來創造，反而更常有的是通過行銷手法等符號的交換體系、資源的管理、產銷的資訊彙整等手段。因此，農業（農村）裡頭如果沒有幹練的專業經理人，就無法解決它和其它部門交換時價格嚴重不對等的現況。因此，農業專業經理人的出現是未來農業是否能有轉機的重要影響因素。問題不在於「我們需不需要專業的農業經理人」，而是「農業經理人該分得多少利潤」。假如把農業經理人所創造的所有附加價值全部給專業經理人，無可避免地會強化資本主義對土地與農民的剝削和宰制；假如不把農業經理人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至少部分地）給專業經理人，我們會掉回到農學院、農改場與農會功能不彰的老路。左右為難！最好的辦法（雖然不見得是現實上最可能實現的辦法），就是農運幹部認真去學習並扮演「農業經理人」的角色。只有他們的人格特質和人生定位可以支持他們在「勞而少獲」（不是「勞而不獲」）的情況下持續努力扮演「農業經理人」的角色。要推動這件事有兩大困難：（1）運動幹部不僅多數不具有「農業經理人」的專長，甚至根本就抗拒這些專長；（2）即使少數幹部願意轉型，也不足以就農村與農業的大局。另一種可能性是：促成農業的「小型企業化」，從一小群務農者中培植出一兩個農業經理人，彼此截長補短，或許有機會提升小組的總體生產力。伍、城鄉對話與農村教育在WHO的架構下，台灣的所得分配模式猶如中世紀城堡的再現：（1）科學園區高階主管與研發工程師負責對外爭取外匯，只有它們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與全球競爭（猶如我們的奧運代表團，或者中世紀城堡裡的騎士團），台灣對外的所得絕大部分由他們創造，也由他們分配；（2）園區內和園區周圍有大量的周邊機構（作業員、下游配合廠、周邊餐飲服務業等等），對這些極高收入的人服務，換取收入（猶如中世紀城堡內的僕從、雜廝）；（3）園區更外圍，有更多的人從事糧食生產，服務園區及周邊機構，換取收入。也就是說：農村地區的收入將絕大部分來自於城鄉的交易。但是，商品價格是被創造的。假如農業的產值欠缺「價格創造機制」，永遠是沒有前景的（一顆晶片換農夫一年的生產）。假如你曾經仔細看過日本台（譬如JETTV）的每時節目，也許你會注意到：裡面充滿著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