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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3)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无论冰心是怎样接受基督教影响接受西方新知教育，或者泰戈尔或者卢梭等等的影响，只不过是把潜藏在冰心心灵深处的精神岩浆有效地开启。其少年记忆、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乃至历史记忆才是支撑她全部创作的精神源泉。尤其是童年记忆殊关重要，它往往会不可思议地贯穿着一个作家的一生。由于冰心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她精神的高贵及气质的高雅，品位更是超凡，以她80年的个人文学话语实践的现实情形看，我以为其个人真实性以及美学感性的根基基本不容怀疑。我们知道，所谓汉语乐感诗学，基本上就是瞒和骗文学的活的源头。不说儒学经学化之后怎样，光是隋唐科举以来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会了口是心非，一心读那圣贤书无非就是为了获得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而已，文章可能锦绣灿烂，为人是非不分，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说的就是他们。因此在“白话文中注入了古典汉语诗学”时至今日仍然是个严重无比的误区。即便是导源于庄子的心灵自由的种种艺术情致，往往也就成了那些失意文人寻求解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古典汉语的语义环境、语言思维以及语言事实都需要重新漂洗，而且必得经过现代性洗礼，注入真正健康的现代人情趣，似乎才是现代汉语写作的正经之途。哪怕是冰心先生所主张的“西文中国化、古文现代化”以丰富我们的现代文学，也需要重新检验，因为：无论是古文还是西文，都需要翻译——前者好比今日欧洲人之于拉丁文，后者甚至存在着可翻译与不可翻译可共感与不可共感等等，即便是精通西语的冰心本人，跟我们的古汉语精神一脉相承，跟西语的具体语境就不能不隔着厚厚的一层。因此她的“爱的哲学”源头哪怕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具体教义，可在具体精神上确实严重貌合神离，除了前面说过的“思想驳杂”，更重要的是基督精神的苦难意识，几乎在冰心的所有文学话语之中不见丝毫痕迹，更遑论个体在世承担呢？假如我们的个体是圆融的个体自足的个体，而不是也绝不肯是有缺陷的个体，那么个体在世与上帝虚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在冰心那里，其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个体与存在的紧张冲突关系，而是处处显示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亲和谐调的关系，而只有在民族危难之时才会爆发出其完全是“天使般”的愤怒（如《我爱，归来吧，我爱！》《鸽子》等），只有在面临彻底的“界限状况”时才会具备上一点点的苦难意识（如《南归》），因此：与其说其是基督精神，毋宁说是儒学原精神的有意宗教化、哲学化，而其核心便是“孝悌”之家庭伦理规范的形象表达。这，不仅可以在冰心把母爱的描写推向极致的写于1931年6月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每一夜的寒冷，每一次的咳嗽，每一回的探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王炳根语）⑻，可在西方人看来可能就未必，在我看来那种感情就是极端私人的，虽然能读下去也很感人但还得耐着点性子——而且，还可以在冰心晚年的小说写作的佳作之一《空巢》中看出，表达的一样是中国人特有的家庭伦理精神及其相关道德诉求（这同时也是冰心把“爱的哲学”坚持到了最后的明证），其对中国人的阅读肯定会有触动，而对老外的阅读来说却未必！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语言高度，必得同我们试图参与改变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冰心的语言高度自不待言，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爱玲、沈从文都不同程度地代表了相应的语言高度，上个世纪末的王小波也一样代表了我们一个时代的现代汉语写作界的语言高度。而是否以继承了汉语乐感诗学的脉流，却并非特别重要。更何况，就如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人们爱上帝却未必要爱牧师，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地面对上帝诚心地忏悔，我们的家国伦理难道不需要好好地再做更为深入一步的深刻反思与改革吗？我们爱父母，难道我们就应该爱皇帝吗？家庭伦理是中国人的基本德行操守，国家伦理难道还仍然应该停留在家庭伦理基础的合法性上吗？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冰心的“爱的哲学”和她的现代汉语写作又确实获得了它的相当程度上的说服力，因为它毕竟注入了诸多的诸如“妇女的发现”（反抗封建，自立自强）、“儿童的发现”（尤其关注儿童的美育德育智育等教育）乃至“人的发现”等等理念和情趣，纳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呼唤现代性的先进潮流和时代风云当中……三、可以通过解构建构新的知识主体吗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现代性呼唤了整整一个世纪，不仅远未完成，而且曾经一度甚至走向了反面。在现代性的革命文化运作之下，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曾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生凋敝自不待言，就连起码的个人生活自由都被严重地剥夺。我们的个体性严重缺失，文学的主体性成了个面目可疑的问题，无论它打的是人道主义的旗号还是人文精神的招牌，都必不可免地陷入了一种坚硬的逻辑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的种种窠臼之中。个体的精神存在仍然时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复杂多重的无数语言遮蔽仍然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因此在我们做冰心研究的时候，至关重要的首先恐怕还是要还给关于冰心个人的最为起码的真实性，努力去除覆盖遮蔽着冰心个体真实性可能的种种语言屏障。在还给冰心个体真实性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不能忽略了冰心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境遇和现实境遇当中所遭遇的真实语境，她终生所致力倡扬的“爱的哲学”肯定不是一切，但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大散文家，她所致力努力并不遗余力地去丰富去立体完成的文学世界，却是她自己的一切。你可以认为她的主张非常好或者非常不好，她不能强加给你，但你最好也要表示尊重。即便是从宗教的意义上说，也有着个个体认信的问题，信不信由你的问题。况且冰心直至晚年实际上仍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士”的品格（这从散文《无士则如何》中把知识分子称为“士”也可见一斑），其正直高洁，讲求气节而又趣味高雅，这跟她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追求的一种淡雅高洁的情趣实则一脉相承，这一点，冰心研究专家卓如女士有过出色的研究：冰心的那些特别优秀气质特别超凡的散文，往往就是飘逸着高洁之士的高雅小品。用卓如的话说：“翻开冰心的作品，就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雨后放晴的田野，微风吹拂的草原，朝华欢笑的山谷，旭日初升的海边，那样晴朗，那样清澈，那样飘逸，顿觉神清气爽，杂念烟消，心弦策策而动。”⑼窃以为其是中的之语，甚至概括称得上精确。也便是由于此，冰心才成为了文坛之祖母：冰心大姐冰心奶奶冰心大师冰心……等等“冠盖满京华”接踵而至，甚至可以涵容了不同理念，似乎真的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甚至包容了各色人等无论高尚还是卑俗无论真实还是虚假无论真诚还是逢迎无论实用还是就那么打一打秋风……都能聚集在冰心的旗帜之下各说各话，故左右而言他，各打各的算盘，而又大概都可以领得一份“圣餐”罢。这就如同当年冰心“爱的哲学”来自多方面的批评：革命者、激进主义者、文化领袖、学者教授乃至青年学生，著名的有陈西滢、蒋光赤也包括阿英、茅盾……无论是政治学的抑或庸俗社会学的等等，一样是对冰心的歪曲，一样是对冰心个体真实性的篡改。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出于理念的需要而对一个颇具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美学感性思维进行粗暴的践踏，而这，恰恰又从正反两方面更加彻底地暴露了我们的知识与制度的双重混乱与积重难返。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喻示着一个文学解构时代的真正来临。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汉语思维还是现代汉语思维，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是语言让我们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尽管古代汉语言说出来的世界与现代汉语言说成的世界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其精神内核上却有着众所周知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内在深刻勾连，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在那无比纯粹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们一边破着四旧一边却又立着一个最古旧的“皇帝”。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冰心一边倡扬着现代性话语一边又采取着“士”的立场。而且这个“士”不是可以随便效仿不是什么人想“士”就能“士”得起来的，其间掺杂有冰心的身份身价地位影响以及声望：“士”的好处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士”的时代，还有着个说不说由我用不用由你的自由。否则，你怎么模仿怎么效法难说就是效颦效尤只能是一副惨不忍睹的精神残废的文人嘴脸——科举之后的所有文人就是如此，时至今日的文人们一样如此：你没有说的自由，而且你是否被用也一样没有自由。“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语义环境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种种官场权力话语的又恨又痛而又彻骨的爱，恐怕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明明远离着权力中心呢，但打死他也不肯往民间里挪半步，因此在民间是肯定形不成任何的解构力量的，如果不拉帮结派形成新的话语权力，要那民间干什么？尽管在精神上可能也会有着要求某种狂欢的欲望，但这种精神狂欢最好还是戴着旧体制的镣铐跳舞还必须得在旧的体制内部实行，要不怎么狂欢得起来而且有必要狂欢吗？这种中国式的精神“狂欢”似乎就是纷纷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或者彼此兴奋地传送着一些算不上特别下流的“黄段子”。我想，这当是时下特别时髦着的被称作“解构”的立场了吧？显然，我们应该特别清醒的是，有着什么样的语言制度，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也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便是我们传统上的“士”们的言说、“文人”们的言说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制度，然后形成的结构性语言规定了我们只能如此不能那样，因为语言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的感觉、思维以及言说。之后随着语义的增殖、语义环境的繁殖、话语手段的变换、词不及物的无穷能指化，再跟现世的权力话语体系挂起钩来，所由产生运作的语言泡沫与语言暴力，既轻而易举又不可抑制。从而对美学感性思维就不可能不形成彻底的强奸，从而又彻底地禁锢了人们的心灵之自由。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语言现实是：我们今天又该当如何言说？历史给了我们契机：我们刚刚正确地回到了现代性发展的路子上。我们的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社会学、法学以及诸多理论话语，都正在转型，在而今的城市化进程当中，个体性的生成有待于对“农村版城市”的农村话语（农村话语实则为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最大敌人）的剥离尤其重要的是对文人话语（文人话语实则为农村话语和官场话语之间的纽带，是所有传统话语当中最为腐朽的部分）的清算，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我们必须解构的对象与目标。比如解构冰心：不是说冰心不能解构，而是说我们要解构冰心的什么？我以为：首先要解构的，就应该是冰心的“士”话语。冰心的“士”话语和“爱的哲学”成就了她的大散文，可恰恰是这种“士”话语以及它的变种——“文人”话语，使得当下的散文写作成为一种最为危险的写作，闹得不好就极为容易继续毒化我们国民的精神。但，当我们重新面对我们这块无比古老而又终于晃晃悠悠地走上现代性道路的土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不时地还要面对强大无比的西方他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常常无比复杂，我们常常还要为找不着自己的真实的面目和灵魂感到深深的焦虑，那么，更为深入全面地揭示种种生存真相和精神真相，显然更加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而最为便当的办法，自然是借用他者提供的精神参照系以便更为真切地认识自身的知识状况、身体状况乃至精神状况，以便能够更为有效地疗救自身。那么，解构的问题显然又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在解构的时候，又须当特别警惕我们自身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文性传统和西方流行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形成貌合神离的“合谋”，然后把我们自己继续推进在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我们显然应该分清：西方现代性发生的问题，跟我们现代性发生的问题是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的。我们解构传统的“人文主体”，其目的和前提就是要试图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主体。否则“解构”何为？何为“解构”？难道我们就不应该都好好地认真想一想？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我颇为欣赏青年批评家王侃先生的一篇题为《当代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论文中的这样一段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更主要的是作为‘重写’的文本，与女性文学文本一起汇入到对从文学到文化的权力话语的解构洪流中去，并在‘重写’与解构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⑽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真正的现代汉语写作的语言高度应该在哪，我们究竟又应该怎样参与到一场空前的语言真正能够有效地变革现实的具体话语实践当中去……那么，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就是我们当下必须身体力行的首要目标。就像作家艺术家应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心灵自由和表达（创造）的自由，批评家理论家也都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