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庐山会议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

决定庐山会议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德高望重的王光美同志曾经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胡服同志“并不赞成彭德怀的做法。中央包括德胜同志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德怀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所以，胡服同志才要反对彭德怀以维护党的团结。这个说法给人的感觉是，绕开了彭德怀的意见究竟是对是错、究竟该不该反对的实质性问题；绕开了庐山会议有可能实现的另一种结果，就是全党在彭德怀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统一而不致分裂。根据杨尚昆的回忆，德胜同志公布彭德怀信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会人员“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服同志只需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即可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完全用不着反对彭德怀以避免党的分裂。所以，上述王光美关于胡服同志反对彭德怀原因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要知道胡服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的真正原因，就应当了解他当时面临的具体情势。在庐山会议前几年的高饶事件中，胡服因为“东北富农党员”、“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工会工作方针”等等问题与高麻子多次发生争论；同时，胡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受到了德胜同志的严厉批评（其中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做分析，只看胡服同志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据悉，德胜同志当时还说过，胡服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德胜同志甚至交给高麻子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胡服同志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这也是文革中把胡服同志打成叛徒的发端）。后来，因为高的某些表现，德胜同志改为支持胡服，致使高对胡服同志的挑战一败涂地。然而没过多久，胡服作为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因为在大跃进公社化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等严重问题，又多次引起德胜同志的不满和批评。1959年3月5日，德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见《德胜同志传》922页）。这话已经说得非常尖锐了。一个月后的4月5日，德胜同志甚至在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将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同志为副帅（见《德胜同志泽东传》939页）。德胜同志的这一说法，明显地是表达对胡服同志的不满，要让他离开中央一线一把手的位置。在这次讲话中，德胜同志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德胜同志还提到，他曾让彭德怀、胡必成同志看《明史•海瑞传》（见《德胜同志泽东传》941页）。德胜同志赞扬尖锐而又非常不客气地批评皇帝的海瑞，绝不是无的放矢，明显地也是表达对中央一线一把手的不满，希望有人“尖锐，非常不客气”地批评即将出任国家主席也就是“皇帝”的胡服同志。值得注意的是，德胜同志在提倡海瑞精神的时候，特意让彭德怀、胡必成同志而不是别人看《明史•海瑞传》，就更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他不但提出了批评“皇帝”的任务，还为任务的落实指派了两个堪当重任的人选。否则，彭德怀作为主管军事工作的首脑，怎么会在中央分工明确的领导体系中越俎代庖，为别人主管的经济工作在庐山上给德胜同志写信？这正是彭德怀在受命数月之后，以德胜同志耳提面命的海瑞精神向德胜同志复命（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会议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德胜同志说彭德怀“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又说“现在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349、347页]。这些话都可以印证彭德怀当时的“海瑞精神”，也是德胜同志为自己曾经提倡海瑞精神，后来又批判彭德怀之事自圆其说，防止有人说他出尔反尔）。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德胜同志复命的信件不唯上，只唯实，引起了德胜同志的不满。可是信件被德胜同志公布之后，多数与会者却表示支持，还对中央一线领导提出了许多意见；而且黄克诚曾经说过，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胡服同志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如《王光美访谈录》所述，“胡服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德胜同志批了彭德怀的信以后，胡服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甚至有一天凌晨，胡服同志吃了安眠药不久，突然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见该书199页）。这些叙述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胡服同志当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也就是上述王光美所说的“要追究个人责任”的压力），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其第一种前途是：德胜同志会不会翻出在高饶事件解决之前对他的那些严厉批评，加上大跃进公社化中对中央一线领导的诸多不满，把旧账新账一起算，让他“挪挪位子”？当然，除了这一不利的前途，胡服同志还有第二种前途，就是尽量利用和扩大德胜同志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满，把旧账新账一起算的祸水引向彭德怀，力争将其扳倒，胡服同志便可在高饶事件之后再次得到解脱！避免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这才是胡服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的真正原因，与上述王光美所说的胡服同志是为了避免“导致党分裂”相去甚远。然而，彭德怀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高居十大元帅第二，而且刚刚在抗美援朝中浴血奋战，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旷世奇功，打得美国人惊呼“八国联军陷北京，十七国联军攻不动一个彭德怀”，在国内国外都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要想扳倒彭德怀，谈何容易！于是，胡服同志就必须使出其唯一可能制胜的杀手锏——翻出彭德怀与高麻子之间的相互交往（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担任前线统帅，高掌管东北的后方基地，二人交往很多，而且彭德怀对高的工作十分满意），翻出1955年3月21日彭德怀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待高饶问题做过自我批评等等旧账，将彭德怀“追认”为高饶集团成员！只要追认成功，就可以把庐山上的斗争扭转为与高饶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这不但顺应了德胜同志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需要，还可以顺理成章地促使德胜同志在庐山上把几年前的反高饶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只要把批彭德怀与反高饶联系在一起，德胜同志就别无选择，就不可能支持彭德怀高饶而只能支持胡服同志，特别是支持胡服同志把对于彭德怀的批判加强加重，直至象对待高饶一样，结束彭德怀的政治生命，而决不仅仅是批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就完事。这是决定1959年庐山会议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为什么德胜同志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对彭德怀说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最厉害的话，但他却没有说彭德怀距高饶反党集团还有三十公里，更没有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要知道，这一说法的性质和分量都大大超过了右派问题）；为什么从7月23日到7月30日，批彭德怀不断升级，已经给彭德怀等扣上了“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等等大帽子，但一直没有出现彭德怀与高饶集团有关系的说法；为什么在7月31日中央常委会上，德胜同志历数党内“五次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中彭德怀的历史旧账的时候，虽然说了彭德怀一句“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却认为只是“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17页），仍未把彭德怀视为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为什么到了8月1日中央常委会，101批彭德怀的调门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但是连他对前一天德胜同志讲到了高饶事件都不敏感，一点儿也没提高饶集团的事；为什么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是胡服同志，而且只有胡服同志一人，不顾自己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容易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多次把彭德怀往高饶事件上扯！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记载，胡服同志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先是说彭德怀在“高饶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意在说明高饶事件前，彭德怀和高饶就是一起反对胡服同志的。然后，他讲了彭德怀对他有意见的“一件事”，即延安时期胡服同志召集的华北座谈会，引起了德胜同志的支持，为他做了辩护（见该书248页）。紧接着，他又讲了“另一件事”，就是延安时期他与彭德怀同去看望病重的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德怀，你不要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本文对关的这些话也不作评论，只分析胡服同志引用的用意）。然后，胡服同志说彭德怀“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并重复此前已经说过的意思，又一次说彭德怀“高麻子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见该书248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胡服同志列举的引起彭德怀对他有意见的两个事例，即华北座谈会和关向应劝说彭德怀的两件事，均发生在解放前的延安时期，与解放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毫无关系，但胡服同志既不提解放前，也不提反右派或庐山会议前，却偏偏提“高麻子事件前”发生了这两件事，偏偏要把这两件无关的事情与高饶事件扯在一起，其用意显然就是要把彭德怀扯进高饶集团。可以理解的是，如果“高麻子事件前”，彭德怀在某些问题上对胡服同志的确有过不满，并且和高麻子有过相同的看法，真的能和高麻子扯上关系，胡服同志也不会轻易在这里提出。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如前文所述，也受到过德胜同志的批评。于是，胡服同志当然不会在德胜同志面前提起，当然只能借用与高饶事件毫无关系而且远在延安时期发生的那两件事来实现自己的用意。第二，胡服同志在借关向应之口点明彭德怀“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之后，重复他已经说过的彭德怀“高饶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之意，又一次说起彭德怀“高麻子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如果仔细揣摩其锋镝所向，就会感到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点出彭德怀不但以前就如关向应所说，闹过派别，“反对德胜同志”；而且到了“高麻子事件前”，彭德怀与高饶一致，对胡服同志“有七八点意见”，讲了“很多不满的话”，这就是再一次闹派别，反对胡服同志！而众所周知，胡服同志在高饶事件中得以翻盘，全靠后期德胜同志的大力支持。所以，反胡服同志就是反德胜同志，彭德怀高饶一起闹派别反对胡服同志，就是再一次被关向应说中了，就是再一次“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胡服同志真是精明过人！首先，他利用关向应的话了无痕迹地借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用意，提出了彭德怀与高饶一起“闹派别”反对胡服同志，也就是彭德怀属于高饶反党集团的要害问题。其次，他进而把海瑞们在庐山上对他的严峻挑战，变成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见《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变成了彭德怀高饶“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顺理成章地把反对彭德怀高饶的斗争塞进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德胜同志对于“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的利害关系和高度敏感，提醒和刺激德胜同志迎接彭德怀高饶反德胜同志派别的挑战，不动声色地把德胜同志推上他塞入的反彭德怀高饶斗争的第一线。于是，他不但可以狐假虎威，稳操胜券，更为绝妙的是：明明是他极力调动和依靠德胜同志为他充当抵挡海瑞们挑战的保护伞；可是，他把这场对他的挑战变成了彭德怀高饶“反对德胜同志，闹派别”的重大政治斗争之后，他又成了为德胜同志抵挡枪子儿的受害者，成了德胜同志的忠诚卫士和亲密战友！他这番借助关向应的良苦用心还真有了一点儿效果：德胜同志当时马上插话对彭德怀说“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个人是搞派别活动的。”不过，德胜同志的话到此为止，还未将彭德怀与高饶的派别连到一起。这说明，胡服同志还需要继续添枝加叶。随后胡服同志又对彭德怀说，“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麻子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见李锐书252页）。胡服同志说的想与彭德怀谈话之事，只是其本人以前或有或无的而且从未实行的一个想法，别人（包括彭德怀）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却被他拿来自说自用；而且表面上说的是怕与彭德怀“谈不进”，“怕挡回去”，实际上点出的主旨却是“怕”的原由，即彭德怀因为高饶被整而记仇记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