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日美博弈

冷战后中日美博弈新世纪的东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革新之中。环顾全球，东亚无疑是最具发展活力，最引人注目的地区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东亚之所以成为全球焦点，不仅仅因为它经济、政治的发展与革新，新世纪的东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与难题。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后民族主义与对主权的坚守，地区一体化与大国博弈，冷战思维与和平主义等。东亚简直是国际政治的大棋盘，国际关系课堂上所讨论的任何问题几乎都可以在这一地区找到相应的活生生的棋子，并且呈现近乎对立、矛盾、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一个政治与经济而非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包括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满足于经济大国地位而试图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日本，挟军事和战略能源伏势试图恢复往日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快速发展的中国与印度，以及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众多中等国家。随着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东亚地区权势结构的变动，大国利益和战略的重新定义与调整，未来的东亚地区，大国博弈将越发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不难遇见，中美日三角之间的博弈将占据核心地位。美国面对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和一个要求在政治与外交上更有所作为的日本，如果抱着冷战思维不放，试图利用其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继续谋求在这一地区的单极霸权地位，将必定招致地区内大国的反对。此外，东亚的几个主要国家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尚未解决，尤其是各种冷战遗留问题，如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使得地区内大国博弈更具震荡性，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特别是在东亚一个具有约束力，且能够有效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地区安全机制尚未建成。我国是东亚的中国，东亚所面临的机遇、难题与选项，同样构成了中国的机遇、难题与选项。冷战后，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美同盟经历了显著的强化发展过程，具有三大发展趋势——“全球性”日美同盟，表现为日美两国从全球范围来探讨建立新型双边同盟关系以及在应对全球性课题上的密切合作；“对称性”日美同盟，表现为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同盟内部发挥的作用得到不断提升；“冲突性”日美同盟，表现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取向最终要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尽管这三大趋势是同时存在，并行发展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日美同盟的“冲突性”趋势内涵尚处于潜在发展态势。结果，日美同盟的“全球性”与“对称性”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现阶段的日美同盟日趋强化。在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中，其左右对象的主要目标已经转为如何规范“中国崛起”。日美两国力图在同盟框架下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美国将同盟作为其主导的亚太安全网络的核心，日本则将同盟作为其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的平台。而规范“中国崛起”，日美同盟的基本策略是从影响，介入乃至试图主导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来入手的。中国是世界上周边安全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在陆上同14个国家接壤，海上同6个国家隔海相望；全世界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6个（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中国周边；公开宣称拥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有4个（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俄罗斯）在中国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了欧盟和美国外，日、俄、印、东盟都在中国周边。因此，中国周边安全的突出特点就是邻国数量众多，热点问题存续、大国势力介入。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大国小国林立，彼此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几率自然提高，不仅渊源于冷战时期的地区热点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并且，冷战后诸如朝鲜核问题、台海局势、南海问题、印巴核竞赛等地区热点问题不时又有新进展，这为美、日等大国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契机。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为：“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对手，加紧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日本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重要挑战因素”。而日美同盟与朝鲜半岛局势、台海局势、东南亚地区安全、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等多个问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日美同盟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随着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它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明显增多。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美同盟，则成为发展21世纪中日关系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战后，片面媣和方式的选择成为日本政府确立“日美基轴”外交路线的重要契机，1952年4月同时生效的《旧金山合约》和《日美安全条约》，标志着“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完全形成”。在“日美基轴”的框架下，冷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始终未能超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底线，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某种程度上，当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强硬的倾向时，日本依赖美国的坚强后盾，为了表现出对日美同盟的盟国作用，往往有恃无恐地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当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缓和的时，尽管日本的盟国作用的压力相对减轻，但其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定位又迫使日本难以采取比美国更为缓和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调整与强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中国的影响，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是当前日本军事大国化战略进程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平台。基于中国政府立场，必然会对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日美安保体制加以密切关注。伴随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军备扩张、海外派兵与防卫政策等三个领域。在日本不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谋求亚洲各国信任的前提下，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尤其令人担忧。从中国立场出发，日美同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过程中所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在日美同盟日趋强化的背景下，短期内中日美三国间尚难以建立“均衡的三角关系”，因为日美两国间的政治、军事联系远远超过中美和中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日美同盟的结构特征并区别对待日、美两国，力争积极、有效地应对日美同盟的挑战。基于对日美同盟“美主日从”这一结构特征的判断，我们可以多方转换思维去探索如何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谋求中美关系的发展，将给中日关系带来良性互动效用。其次，“美主日从”的结构特征表明，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许多问题仍然是由美国人说了算；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中日关系中的某些问题也安全可以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寻求解决。只要这一结构继续存在，日本对台政策就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性。在这个意义上，例如影响台湾走向的外部关键因素仍将是美国，而不会是日本。可以说，我们只要紧紧抓住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就必然会带动并约束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再次，“美主日从”的现状与日本的“大国志向”之间是存有潜在性矛盾的。事实上，美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对日本“大国志向”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日美同盟也是美国规范日本军事大国走向的有效框架，日美两国在密切合作同时必然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最后，不仅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框架制约作用，同时，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美同盟也具有“反作用”。从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的互动性的角度看，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改善“美主日从”的同盟结构。对中国来说，虽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中日关系之上，但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则超过中美关系。在中国推动“多极化”和谋求建立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格局的外交努力中，中日关系构成重要的一环。毫无疑问，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日本改善其在日美同盟框架中的附属地位，日本政府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冷战后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度已大幅提高，中日美三国之间已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利益共存关系，都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成为稳定中日美三边关系的重要基础。总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正确地判断日美同盟对发展中日关系所造成的诸多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