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

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冷战的40多年里，美苏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都试图超过对方。战后美苏军备竞赛的历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57年使第一阶段，美苏双方主要进行了研制核武器竞赛。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在战后初期的核垄断地位。1952年10月31日，美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随后，美苏在核武器的实战化、高质量、小型化方面展开竞赛。据统计，1945～1985年，全世界共进行了1570次核爆炸试验，美苏分别占80次和562次，合占世界总数的80%以上。两国储存的核弹头总数达4.5万枚以上，战后世界核弹头总数90%以上。军备竞赛的第二阶段为1957~1983年，双方以研制核弹头的运载工具以及新型核弹头的竞赛。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太空。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1号”宇宙飞船在加加林的操控下，首次球绕地球飞行并返回地面。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同时，美苏又进行了多次洲际导弹、中短核导弹发射实验。从1957~1984年，在全世界发射的3000多颗人造卫星中，美苏两国占90%以上，且70%是军用卫星。1986年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重型轰炸三种战略武器合计数：美国1989件，苏联为2594件。核弹拥有量，美国为1.3万余枚，苏联为9640枚。第三阶段，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研制和建立战略防御系统为主要内容。如1981年4月12日枚发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此后又多次进行了同类的飞行。苏联于1983年进行了首次小型航天飞机试验，此后两次试飞成功。美国在航天飞机方面领先苏联，但苏联在反卫星武器系统和建立航天站方面则领导美国。在常规武器发展方面的竞赛也相当激烈。美苏两国的飞机、舰船、坦克、装甲车、火炮、导弹等更新于3—5代，而且性能不断提高。军备竞赛美国为什么能拖垮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一个超级大国转眼烟消云散，对世界尤其是各国政治集团的震撼无与伦比。各国各界学者纷纷试图寻找原因，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出于历史和体制原因，中国的政治界学者显然格外关注，李永忠和董瑛两位学者曾将各种研究理论归纳为15种学说。其中大部分与苏共有关，比如“三大垄断”说、体制弊端说、蜕化变质说、党群疏离说、腐败亡党说等，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仍然停留于表象而非根源。对于国家而言，不论一个朝代还一个是政党都是阶段性的、临时的，只不过一个拉着整个国家陪葬的政党更令人切齿而已。至于“斯大林”说、舆论失控说等甚至连最基本的反省都未能做到，民众的不满不会凭空产生、没有腐败哪来的曝光？道路以目只会酝酿众怒。倒是军备竞赛说令人起疑：同样是发展军备，为什么美国是促进科技进步、苏联就成了穷兵黩武？这个简单的问题也许更直接、更接近根源。一、必须纠正的研究方向：过度关注苏共。苏联的解体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怎样维持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怎样避免执政集团日渐孤立乃至与民众对立、如何引导一个社会谋求幸福、民众不满后该控制舆论还是反省自身，如果取得成果对于国家的健康发展显然是有利的。但是被苏共庞大的假象所误导，不少学者认为苏共是苏联的灵魂，完全忽视了苏共已经没有灵魂这一事实，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充当国家的灵魂比指鹿为马更荒谬。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党派能够成为国家的灵魂，所以阉党倒台、大明兴旺是正常的，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则绝非正常的因果，反而是苏共的罪责。为什么说苏共已经没有灵魂？为什么苏共的强大只是虚假的表象？首先，群众的反应最有说服力，苏共解散前后莫斯科市民“该上班上班、该做啥做啥”，看着你起高楼、看着你楼塌了，那是一种厌恶到极点的鄙夷、憎恨到极点的冷漠。其次，党员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他们对苏共存废的漠不关心尤其令人震惊，用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2011年反思的话说是“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却了到街头去发动”。究竟是“不会”、还是“忘了”，还是压根就不认同、不支持？恐怕俄共总书记还应该诚恳地咨询一下“当时的同志们”，而不要习惯性地信口雌黄。第三，8.19事件几个老牌的苏共领导人试图调集军队镇压挽救，“市中心的所有桥梁上都停着坦克”，但是战士们没有进攻，“叶利钦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发表演讲。“老牌苏共”究竟信任谁依靠谁？为什么他们想到的是军队却非群众？这样一个政党有什么灵魂？失去特权的庇护后，一度拥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迅速溃散，暴露出其真实的势力：解散时俄共仅余54万党员，到2011年仅剩下15万，平均年龄为58岁。今年是2013年，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但是平均年龄估计也该60了吧？因此，苏共在事实上早已徒有其表，与国民以及普通党员完全脱节，沦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和幌子，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不存在的党派”。花费精力去研究这样一个只在名义上存在的“空壳党”毫无意义，如果把苏共从苏联解体的研究中摒除，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晰。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很有意思。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阵营大受鼓舞，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是在经济上，苏联经济体制在长时期的运行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有建立资本主义；二是在政治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苏联人民就利用新获得的权利，废除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在一个大国经过长时间的尝试后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位学者对此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不同意这个观点：关于经济崩溃说，大卫引用西方数据反驳：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直到1975年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1975年后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关于政治上的原因，大卫直接使用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经济到政治，都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为什么苏联解体了、而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大卫考察了另一个群体：苏共上层精英。他们当中仅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个比例与民意测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恰恰是这个群体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也许大卫找到了真相、找到了需要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的群体，但是他仍然没有找到根源，因为切尔诺梅尔金和柯尔科夫斯基就成长于这个体制之内，恰恰是苏联倾国之力供养的苏共上层精英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动地位，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不能抵抗。一个国家解体了、一种体制崩溃了，即使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它培育的精英阶层、推给它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它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三、差别咋就这么大捏？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投入同样巨大、甚至更大的美国为什么没有被拖垮，反而越来越繁荣？同样是研发先进武器、同样是消耗国家公共资金、各自生产了基本势均力敌的武器装备，为什么美国趁势崛起了一批势力雄厚的军火企业？互联网技术、GPS全球定位技术、移动通讯等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先进技术和产业，都脱胎于美国军事科技，为什么美国能够在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中开拓一个广阔的信息化产业，而苏联则表现为穷兵黩武、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民生产品匮乏？同样是造军火，为什么美国工人就业越来越充分生活越来越富足、苏联人民却越来越累越来越贫穷？1、美国是怎样做的？购买。美国军方搞了一个智囊团，召集了一群想象力丰富的家伙，又招了一些执行力强、比较务实的骨干，然后热烈欢迎各行各业尖端技术人才参与，这三类人才一凑，各种天马行空的创意、构思、设计就源源不断地产生了，企业的研究方向、研发目标就明确了，最后军方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挑选、购买。钱从哪里来？军费。军费从哪里来？税收。税收从哪里来？企业、劳动者、消费者。企业在做啥？创新。劳动者在做啥？生产，而且不是纺织品，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军工。消费者在干啥？也挑选，挑更好的科技产品。2、苏联是怎样做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实都是大事，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钱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按理讲，钱这东西不可能凭空没有了，比如美国，从税收中拿出一部分做军费，其中的一部分给智囊团、给科研人员，这些人就有钱消费了；一部分用来买军火，军工企业有钱创新、生产、雇工、交税了；一部分用来养军队，美国大兵有钱挥霍了。而苏联，“国家财力投入过多”，投哪儿去了死活看不清，反正企业资金紧张、科研是个无底洞、工人没钱、农民奉献。有时候我都怀疑，它投的是钱吗？只有这么一点点差别，钱的用法不同，一个繁荣了、一个拖垮了。四、货币的流向观察。如果从货币的流向观察，也许能更好地从经济层面解读美苏军备竞赛中发生的一切。传统的货币流主要由三个循环组成：一是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即企业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劳动者用所得薪酬消费产品。货币通过劳动报酬从企业流向劳动者、又通过消费行为从劳动者回流企业。此循环可称为内循环或自然循环。二是税收征集和税收分配的循环，即货币在政府与企业、消费者（含政府雇员）之间的流动。由于是政府干预产生的，可称为外循环或者行政循环。税收分配包括国防安全支出、政府雇员支出、公共建设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等，最终都应该落到各类消费者手里，福利是无偿转交低收入群体以保障国民尊严，国防、公务员、公共建设则通过购买劳动的形式支付。三是金融循环，包括银行存贷、股市融资和分红，都是对沉淀货币的激活和再利用，相当于货币流的微循环，对保持社会活力、防止货币淤积十分重要。在军备竞赛中美国创造了一个新的货币流：以国库为源头、以军火企业为灌溉目的的特殊经济生态，收获的是异常活跃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在这个货币流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税收的使用方式是消费购买，货币的流动是单向的，里根政府甚至以财政赤字的方式维持这种源源不断的货币流出。美国政府对自身的定位比较严格准确，不是一个经济主体而是一个行政机构，而军火的研制生产在美国是一种经济活动，因此美国政府不能参与生产经营，只能用国家税收向企业定购其所需军火。另外，由于美国政府不是经济主体，它也不能占有和经营资源，因此生产所需的各类自然资源均由国民掌握、有明确的产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依靠税收和财政赤字成为本土军火企业的最大客户，并且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充分条件将税收分配向军火的研发生产倾斜，为本国企业在军用科研方面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经费，也给它们带来发展壮大的机遇。从货币流向看，美国政府向国民征税，大量税收被用于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尖端科技的繁育基地，而军火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一方面支持国家对外用兵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更多的军火贸易机会，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将军用科技成果向民用领域转化，创造新的赢利空间。这种政府购买的模式不仅没有损伤美国经济，而且为美国的对外扩张、开放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并衍生出大量活力充沛的新兴产业，创造了崭新的行业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正常的市场循环、税收集中流和福利分配反馈流之外，构造了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货币支流：从财税库流向尖端科研领域、由科技创新创造新的财富源泉、得到更大的税源。很难确定美国政府在军备竞赛中是否主动地创造了这一新的货币循环，即货币从国库以购买先进武器的方式向尖端科研领域和军火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