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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规划界专家学者对存量和减量总体规划观点的汇编专家名单如下：施卫良邹兵金忠民石晓冬丁成日王凯赵燕菁郑皓林坚石楠施卫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过去的20年，中国的城市化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大多数城市在这期间进行的是以增量为主的总体规划编制。在上一轮的总规编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总规普遍采用的是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发展新城新区的模式，通过增量来保证城市的发展。面对规划发展，我们的规划师也习惯于增量式的总规编制，特别是大量的新城新区规划，以及各种园区、功能区的规划。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包括国外的一些专业机构和规划师，也在向我们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从一些特大城市发展来看，正面临着上一轮发展带来的问题，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建设用地的紧张、社会分化的加剧等，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城市发展模式和城乡规划的转型成为规划行业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去年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提出了对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规模、控制建设用地的“天花板”，也提出了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划定城市生态红线的要求。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思考下一轮特大城市的总体规划是不是应该朝着面向存量和减量规划这个方向来编制，我们也看到一些城市已经在走这条道路。深圳的新一轮总体规划就明确提出了存量用地的规划概念，而且深圳也是最早在全国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城市；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建设用地的零增长、负增长；北京面临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修改，也提出了减量规划、“瘦身健体”的思路。邹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第一，无论是增量、存量还是减量规划，都是处理城市空间发展问题的手段，应相互支持，协同配合。计划经济时期特大城市由于增量空间不足，旧城改造和历史文化保护都举步维艰。后来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大规模的空间扩张，通过增量支持破解了过去在存量空间里“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困局。第二，增量和存量规划的运行逻辑，类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不从城市和国有企业入手，而是先从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寻求突破；在做大做强经济增量后再来推动城市和国企改革。城市规划先在外围发展新区，利用获得增量收益来处理老城的存量优化问题。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增量扩张受到约束，要在增量有限或者没有增量收益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盘活存量来解决持续发展问题。第三，关于存量和减量内涵的不同理解及对策。存量既可以指城市已建成区，也可以指已出让土地使用权但并没有完成建设的已批未建用地。对于前者，面临的是土地二次开发的更新改造问题；对于后者，则是闲置用地收回或产权回购的政策问题。关于减量的理解，一种是在生态保护区清退建设用地，进行生态恢复；另一种是减一部分增另一部分，如减村镇用地增城市用地，减工业用地增加居用地、公共空间和绿地等，实际是用地内部结构的调整转换。第四，存量和减量规划都是对既存利益的调整，所以实施更难。增量规划是针对长远和未来的，利益具有预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存量和减量的利益关系具有即时性、现实性和确定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第五，编制存量和减量规划，首先要由大规划向小规划转变。增量规划考验规划师的是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有理想有激情有远见；存量和减量规划更多地需要理性、细心、耐心和恒心，更多的是微空间、微设计、微循环、微更新。其次，存量规划要在规模锁定、空间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城市就业、居住、交通、服务等功能的改善。存量规划要计算用地转换的财务收益、需要支付的成本，以及怎样分配这些收益、分摊这些成本。增量规划重利益平衡，存量规划重利益分享，减量规划重利益补偿。金忠民(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深圳等城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后，必然会遇到建设用地存量和减量的选择问题。首先，特大城市进入存量优化规划阶段是城市转型需要。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总量逼近土地利用总规的“天花板”；中心城与周边连绵面积1250km2，新城发展滞后；我院在上海开展农村大调查表明，全市有3.6万个自然村，布局分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生态空间接近底限，城市游憩空间匮乏；公共空间布局、环境品质、设施配置不适应发展需求。这种倒逼城市转型的态势与存量、减量规划的选择正好契合。其次，回答存量和减量规划减什么、增哪里，需要转变总体规划思路。上海提出“四个转变”。一是价值取向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增长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围绕市民幸福的宗旨，开门做规划，建立总体规划公众咨询团，开辟上海2040的微信、微博和官网及市民热线、愿景调查平台进行互动。二是发展模式由空间扩张型转变为有机更新型，注重生态底线、基础保障、效率提升，节约集约用地。三是思维方式由终极目标型转变为过程控制型，建立规划实施全过程的动态评估反馈机制。四是规划内涵由规定性技术文件转变为战略性空间政策，形成以政策区为核心的空间管控体系；确立“发展目标—实施策略—保障政策”三位一体综合空间发展策略；以总规为空间统筹平台，实现“多规衔接”。第三，调控是存量和减量规划的关键。上海提出“五量调控”策略。(1)总量锁定：按照土地利用总规锁定城市建设用地总规模。(2)增量递减：逐年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推进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3)存量优化：促进存量工业用地调整升级，旧城进行有机更新。(4)流量增效：强化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违法用地、闲置土地整治力度。(5)质量提高：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标准体系，鼓励土地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为此，上海正探索实施路径，如：严格落实“三线管控”要求、预审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开展郊野单元规划实施减量化、建立多方利益平衡机制和土地信息共享平台等。石晓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北京市目前启动了的总体规划修改工作，不管是中央还是北京市全市，都形成了一个共识，明确提出建设用地减量提质。为什么要做减法？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北京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指标，还有一定增量空间，在有增量余地的条件下提出减量是基于以下一些认识。第一，北京平原地区国土开发强度超过了43%，有研究表明，北京平原地区的开发强度的警戒线为40%。第二，北京目前处在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和矛盾的凸显期，生态、交通、能源供应都处于紧平衡状态。第三，集体建设用地增长较快、缺乏管控，占整个建设用地的半壁江山，城市规划过去对这类用地的规划和管理缺乏理论经验和工作经验。第四，我们的规划画了不少圈，圈内是所谓的城镇建设用地，圈外是非建设用地和乡村地区，圈内普遍缺乏规划实施的利益平衡机制，圈外疏于管理和引导。第五，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失衡及职住失衡的问题。同时既有经济增速和建设用地、人口的增长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比如近些年北京GDP每增加1%对应了增加0.37%的常住人口和0.51%的从业人口的增长，建设用地相应有0.11%的增长。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去，人口资源环境将突破底线，不可持续。鉴于上述原因，从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做减法，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来倒逼城市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提升。通过水资源承载力、能源承载能力、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的容量和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水平、财政运行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来综合确定全市建设用地减量的目标，包括针对原规划减量的目标、对现状建设用地减量的目标、对平原地区减量的目标和集体建设用地减量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在坚守空间管制底线，如生态红线、开发边界；二是加大建设用地利用增减挂钩的力度；三是将工业用地和集体产业用地作为减量规划的重点；四是调整“三生”空间的结构；五是采取分圈层差异化的土地管控策略，在中心城主要存量利用提高效率为主，在城乡结合部主要是整治集体产业用地，加大生态用地的保护力度，在远郊平原区和山区以保护生态为主，在东南方向的跨界地区要建立区域土地利用机制等。规划建设用地减量瘦身，关系到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做到资源利用集约、经济增长健康、财政收入稳定、就业质量提升的有效调控手段，使首都进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土地投放紧平衡的“新常态”丁成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什么是城市规划本义？城市规划勾画未来，这一定需要我们的想象力；城市规划关乎未来，未来就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伴随着风险；城市规划关乎未来的选择、决策和行动，它们一定产生结果，而结果一定意味着代价。最优的城市规划需要通过比较不同的选择、决策和行动之间的(后果所伴生的)效益和代价，择优取舍来实现。遗憾的是，整个年会鲜有文章论及这些内容。充分认识这些，没有想象力不成，仅有想象力也不够，需要理论、模型、解析分析等来辅助我们的决策。现在讨论减量规划。我认为减量规划的提法有几大错误，第一，减量规划背后的假设错误。假设之一是解决中国城市发展问题的途径是惟一的(减量规划)，而没有认识到途径有多种(条条大路通罗马才有最优路径选择问题)。假设之二是城市增长有“天花板”，城市环境有容量，资源有约束等。但城市理论研究进展和东京(人口已达3700万)都说明城市增长环境资源约束等论点是不成立的。第二，减量规划引述的理论认识是错误的。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我们天天讲尊重城市发展，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可是我在这里就没听到一个讲什么是城市规律，讲得更多的都是指标。国外的指标是在人均用地、公园面积等。但是没有人均用地指标和工业用地产值指标，这类指标既没有理论支撑，也与城市发展实际不符。所以从国际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讲，我们的指标往往是乱用的。第三，减量规划是一个错误的“工具”选择。根据我的了解，减量规划作为政策规划工具或措施，试图用来解决：(1)建设用地规模过大问题；(2)地方竞争；(3)土地财政。同时减量规划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可被用来控制人口这个发展目标。当一个政策或规划工具被用来实现诸多功能，实际效果一定会受到质疑。此外，当行政法规(规划手段)与经济激励机制相冲突时，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失效的往往是行政法规(规划手段)。因而，如果问题背后的动力机制不解决，减量规划难以胜任解决地方竞争、土地财政和建设用地规模过大，或者代价过大、产生严重的伴生问题。第四，减量规划定位错误。减量规划是规划措施和手段。我们需要将城市发展问题分类：哪些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哪些是政策带来的问题；哪些是规划失效引发的问题。需要认识到规划措施和手段的局限性，通过规划措施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失败的原因之一。最后，中国城市发展规划有太大的乌托邦理念成分。试图创建理想模式的城市，结果是城市问题往往更加严重。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城市问题，有些问题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如环境污染)；有些问题是城市增长的伴生物(如大城市高工资和高房价)，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接纳。王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说到城市人口规模有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我认为要看条件。北京多少人口合适？是1800万、2000万，还是3000万，拿水来算还是靠谱的因为饮用水、市政用水等等的使用是有基本标准的，当年北京的人口规模是靠包括南水北调进京之后的水资源反算出来的。当然，今天突破了这个规模，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要分析，但不能说当年的测算都错了。大家说到人口规模的预测，这里面有个误区，即大家认为规划师预测的城市人口规模是一个“可丁可卯”的死数，这是不对的。人口规模测算的本质其实是一个“预案”，即城市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供给，如要多少住房、有多大的交通量、多大的市政需求等。不是说到了2020年，预测的2000万人多一个就不行。说到城市发展的存量和增量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谈，就是我们的税制。过去30年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土地出让环节、房地产的开发环节、交易环节政府都有收益，而且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获取方式，政府它干嘛不干呢？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从物业和财产的持有、运营的环节里面获得我们的收益，自然就把我们的土地从扩张增量型变成挖掘存量型了，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