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

刘少奇在党内的崛起及后期与毛泽东的矛盾产生刘少奇是湖南人，他不仅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很早就有渊源。刘少奇和毛泽东最早的合作大概要算早期的安源大罢工时期。1922年初，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派刘少奇等到安源从事工人工作。刘少奇从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着手，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刘少奇领导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安源路矿大罢工坚持时间最长、成绩也最为显著。刘少奇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而刘少奇则长期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成为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出色领导人。受“左”倾错误路线压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和到达陕北之初，刘少奇虽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领导层中并不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当然是因为领袖人物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基本上一直由“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和领导才干受到压抑和打击。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弊端洞若观火，经常对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提出批评，从而不断招至错误批判。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责刘少奇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已经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并撤销了刘少奇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二是在苏区时期和长征前后，刘少奇仍然以负责工会工作为主，这限制了其对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在1935年底之前，由于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的限制，刘少奇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施展身手、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特别是组织工作能力的舞台。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担任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政治局委员，而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当时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则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兼《红星报》总编。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参加了，其他人的职务没变，只是邓小平此时担任了中共秘书长。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曾对斯诺说：“他（指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刘少奇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主力红军的组织序列里，而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林彪：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邓小平：中国工农红军红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长征结束后，刘少奇继续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他的名字才又一次被国内外所关注。这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九倍兵力的围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时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是刘少奇短暂军事生涯的开始。重新打开白区工作局面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打开白区工作的局面。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30年代前期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组织所剩无几。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一致同意派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华北，领导北方局的工作。1936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动身前往华北局所在地天津。刘少奇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华北党的组织，又建立了山东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这样，在华北的一些主要省市都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省一级组织，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后来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此外，刘少奇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工作，使在白色恐怖下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损失殆尽的白区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为党从“苏区的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面深入批判王明的第一人延安时期，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批判和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是全面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第一人刘少奇最早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全面地批判，是在1936年4月初发表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中。它批判的重点并不是立三路线，而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37年2、3月间，刘少奇连续给张闻天写信，阐述在国共两党即将再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左”倾错误。此外，刘少奇还在党的会议上多次阐明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看法。由于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他的批判过于直接和尖锐，引发了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进一步受到全党瞩目。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贡献突出1937年4月底，刘少奇从华北回到延安，先后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又离开延安返回华北，于7月底到达山西太原。刘少奇重建了北方局的领导机构，出任书记，领导华北抗日斗争。1938年底，刘少奇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原局书记，又承担起了发展华中、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为贯彻发展华中的方针，刘少奇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12月两次深入华中。此后一直以中原局（后改称华中局）书记的身份坐镇华中，一直到1942年3月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两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40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获得中共领导层认可刘少奇对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的重要贡献，提高了他在党内和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威望。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于王明错误路线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凸显。包括陈云、任弼时在内的不少与会者，都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给予高度评价。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提高已成定局。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后，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领导机构即进行了改组，刘少奇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并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回到延安，参与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正是在此时进一步了解到刘少奇过人的能力。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在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正式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在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思想被第一次正式的提出。当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且名次还排在周恩来前面。须知，周恩来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中共的重量级领导人物。排名的变化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形成。多年以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了，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毛泽东所说的“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了。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蒋介石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而中央的日常工作则委托刘少奇和朱德处理。从这几点上看，毛泽东确实是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尽管在中共七大和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朱德排名都在刘少奇之前，但很显然，接班人是刘少奇。因为从年龄上看，朱德比毛泽东大七岁，而刘少奇和毛泽东虽属同龄人，但比毛泽东小五岁。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大会选出的几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在第一位。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专心研究全局性的工作，而一线工作则由刘少奇来主持。刘少奇此时不仅稳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而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为国人所共知。所以当蒙哥马利1961年访华问起谁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的话清楚的表明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从1945年延安时期起就形成了，直到“文革”被打倒，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保持了整整二十一年之久。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被废除，转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以农民个体所有、个体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贫富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不同看法，毛泽东与刘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见。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为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离开强大的国家工业，乡村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刘少奇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这就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报告的深层原因。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