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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返回上一页刘铁芳的日志刘铁芳的主页»TA的所有日志»查看日志金沙：谈谈教师的宗教情怀热24已有346次阅读2010-11-1218:26标签:宗教金沙情怀教师搜索到逝去的朋友金沙先生一文，转帖于此，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敬意。——刘铁芳（演讲提纲）2007年6月16日导语首先声明，我不懂宗教，所以这里不是讲宗教，只是讲“情怀”；什么是宗教情怀？也说不清，所以紧接着还要声明，这里的“宗教情怀”只是某种精神追求，用句时尚的话，叫借宗教说事儿。况且，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在辩证唯物主义独领中国思想几十年，宗教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大遭挞伐的时代，重提“宗教情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当今我们的教育和教师，正一步步陷入技术化、功利化的泥沼之中，患了“半身不遂”症（神圣感与艺术性偏枯，缺乏崇高和超越）。这正如广州师范大学许锡良先生所说：“我们的教育是庸俗的教育专家，制造着庸俗的教育理论，指导着庸俗的教育实践。”（许锡良6月12日博客）当教育与教师一起沉沦——沦为经济的婢女和政治的弄臣之后，谁为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点亮神圣之光？今天只涉及神圣感——宗教情怀，不涉及艺术性。之所以提出“宗教情怀”，是因为从教育的起源看，教育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后来的正规教育就是宗教的产儿，因为宗教毕竟是一种高层次2的文化现象，它一方面需要人们的盲目信仰，另一方面又需要相应的科学知识为自己作理论阐释。据历史记载，公元十一世纪初，教会就在各地大办小学，有些课程和现在并无二致，如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音乐等。十一世纪末，又开始兴办大学，欧洲很多著名大学，像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海德堡、法国的奥尔良等，都是由教会创办的。所以，怀特海（英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逝世，罗素的老师）把教育精神归结为三个字：宗教性。他说只有把宗教精神用之于教育，教育才是崇高的教育。一、虔诚先说一个人——米开朗基罗，500年前的宗教题材的艺术大师。据说当罗马教皇要米开朗基罗给西斯廷教堂（现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旁边，成为教皇的私人礼堂）拱顶作画时，米开朗基罗并不乐意，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所以只打算简单地应付一下，还请了几个助手，不想花过多的精力。这也难怪，西斯廷教堂太小，长40.25米、宽13.41米、高20.73米，与近旁进深230多米的的圣彼得大教堂相比，实在很不显眼。但是，当他把自己关在教堂内，面对那一块空白的顶拱时，他仿佛觉得上帝在召唤他，自己有义务把艺术献给上帝的事业。于是，他改变初衷，辞退助手，自己一个人躺在脚手架上作画，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1502年完成了《创世纪》这幅惊世骇俗的杰作。今天，人们站在西斯廷教堂拱顶下，依然能够感受到画家的艺术激情和宗教虔诚。再说一个人——司徒雷登，50年前的。我们知道司徒雷登，是毛泽东的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知道他是美国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其实，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父亲是美国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士，1913年老死后葬于杭州。司徒11岁被送回美国读书，也是28岁那年，子承父业，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中国传教，1908年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1918年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北京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当年底任命司徒为燕京大学校长，当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其中中国籍的两人）。为此，司徒先是亲自选址，当得知新选的校址（今北京大学）已经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后，亲赴西安游说，以真情感动了陈树藩，同意以象征性的四万银元出让，还另捐二万银元作为学校的奖学金；此后，司徒不只十次去美国募捐，共捐得二百五十多万美元，保证了燕京大学的经费来源。所以，1936年，司徒雷登六十岁生日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词说，在司徒雷登的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说：“宗教是我们最高的道德理想的符号表达。”（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中庸》里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所谓虔诚，就是择善而从，不动摇，不苟且，不欺世，不昧心。3可是回头看看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没有一种虔诚的态度？从我们的行政领导、到学校、到我们自己，从我们对学生所讲的一些“大道理”、到我们的科研课题、到各种申报材料，我们说了多少假话、造了多少假数据、编了多少假材料、做了多少假动作？最近从一位教师的博客上看到某位大学教授堂皇地传授教师专业发展的“十大秘诀”，其中：教育科研有“五大秘诀”：一、学会骄傲；二、学会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三、学会为我所用；四、学会小题大做；五、学会创新。论文写作与发表有“五大秘诀”：一、刺激编辑的眼神经——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二、读透编辑的“心”——投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减少编辑的麻烦——写作要从编辑的角度出发；四、投编辑所好——关心……，关心编辑的关心；五、坦陈文章的研究层次——层次要让编辑知道。这是什么态度？连实事求是都达不到，遑论“虔诚”。最近还看到著名学者萧功秦的“三不主义”：第一、不参加国家评奖（当然参评也不一定评的上）第二、不向一流刊物投稿（当然投也不一定投得中）；第三、不申请任何重大国家课题（当然申请了也未必批得下来）。——转引自刘铁芳教育人文博客2007年6月6日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作假，但要能够“午夜扪心”，为自己违心的所作所为而愧疚，千万不能安之若素，甚或沾沾自喜。4二、敬畏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教徒的敬畏是人对上帝的敬畏，比如在欧洲，所有的村庄中，教堂都是最显目的建筑，它体现了上帝至上的宗教理念。像瑞士的日内瓦，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多雄厚的资本，建筑高度以37.5米为限，因为日内瓦教堂的高度是37.5米，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伊斯兰教的敬畏原先是对众神的敬畏，后来变成对真主安拉的敬畏；佛教比较特殊，因为严格说来它是“无神论”的（菩萨不是神），但它也有对佛祖、佛法的敬畏。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佛教源自印度，况且我们也不明教义；儒教算不上宗教，因为没有“彼岸”信仰），所以历来“胆大包天”。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首民谣：“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快开道！我来了！”有一句至今流传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何等的气魄！然而也就在这样的气魄中，我们已经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气派今天依然不减，什么地盘都敢挖（像法门寺的地宫），什么河流都敢拦（像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什么古迹都敢拆（像北京古城墙），什么高楼都敢建（像河南濮阳、现在的政府办公大楼）。对此，恩格斯有一段警世名言，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请注意，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全称判断：“每一次”、“都”。自然界如此，当今我们的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就说教育部，不断出新招，只今年上半年，又是“阳光体育工程”，又是“集体舞进校园”，行得通吗？再说高考改革，几乎年年翻新，弄得学校、家长和学生疲于应付、无所适从。这是慎重的态度吗？长官意志，形式主义。真如一则顺口溜：“拍脑袋决定，拍胸口推行，拍巴掌总结，拍屁股走人。”既不考虑实际效果，也不考虑反面后果，毫无敬畏之心。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怀特海主张要使受教育者有“责任感和崇高感”。教育者必须心存敬畏。教师心存敬畏就是意味着对学生作为生命体的敬畏。教师心存敬畏首先要牢固地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人、人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是最应当让我们敬畏的。5“以人为本”现在是一个口头禅，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以人为本”（尤其官员），其实大多并不懂得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批判宗教神学的核心理念，它标志着人的觉醒、人性的复苏。以人为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为中国只有“民本”。“人本”对应于“神本”，而“民本”对应于“官本”。以人为本所说的“人”，一般是指自然人，而不是社会人。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对自然人而言；同时，以人为本所说的“人”，是指独立的个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人（所谓“人民大众”）。以人为本的“本”，实质上就是康德的一句话：“人是目的”。教师心存敬畏就要每时每刻把学生的尊严和权利、学生个人的自由发展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始终有一种“悲悯情怀”。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给定的，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从他身上其实都可以看到一种来自命运很震慑人的、也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只能顺从自然，敬畏生命。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很多时候，真让人很容易就生出一种生命的悲情。——张文质。转引自唐泽霞老师博客以开阔的视野，从历史的高度，关注学生一生的福祉，进而关注全人类的福祉，由此而关注教育的现实与未来。在这样的“关注”中，充满忧虑，充满恐惧，这就叫“心存敬畏”。敬畏不等于害怕。比如我们也有人说，不能体罚学生，因为你一旦打了，说不定将来他就是总统、国王、老总什么的，那怎么得了？这不是敬畏，这是害怕——怕担“犯上”的罪名，怕遭报复。就像《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他在范进落魄时打了女婿范进，范进一旦中举了，他害怕了，他突然觉得范进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不得了了，所以手就隐隐作痛了。教师心存敬畏还意味着对教育时尚存有高度警惕。我们常说“爱岗敬业”，首先就要意识到从教育的本原出发，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能做的竭尽全力去做，无止尽地去努力，不能做的绝不肆意妄为，轻率涉足。做到了这两点，就是心存敬畏，负责从事。现在许多人该做的做不好，不该做的瞎折腾——折腾出许多时尚和时髦。比如现在有个口号：“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教师”，真的么？就比如“科教兴国”吧，教育真的就能独立担当起振兴国家的使命？我不敢苟同。一个国家的振兴，一要靠生产力（教育、科技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只有一定的作用），二要靠先进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要因为一句“科教兴国”的口号就把自己看成可以包打天下的救世主。因此，我们对当今许多炙手可热的教育理论家、思想家要存几分警惕。金生鈜教授就尖锐地指出（他有这个资格）：6不少鼓噪者……的鼓噪、渲染、写作包括花言巧语都是赚钱的工具。貌似改革者，冒充高尚者，扮演学问者，好像自己是知晓一切的专家，是掌握了真理或者教育规律的人。不少人到学校去，只是为了牟利，而不是真正地进行研究……更为糟糕的是，多少年轻的未来教育学人正是以这样的人为学术榜样。——转引自许锡良6月12日博客不要被一些文字游戏（比如“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其实掩蔽了一个“钱”字）搞得神魂颠倒，把江湖骗子误看作布道者；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鲜”理论搞得头晕目眩，误入歧途还浑然不觉；也不要对几个改革潮头的风云人物的东西奉若神明，心甘情愿当人家的粉丝。要时刻记住，每个学生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所有的教育影响一经形成，就是不可消除、也无法逆转的，有意戕害学生就是作孽，无意伤害学生也是罪过。教师心存敬畏还意味着坦承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知。中国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妄自尊大的毛病，动不动就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结果呢？一事无成。就比如近几年的课程改革，人们习惯于叫做“新课程”，它“新”在哪里？我看来看去，总觉得就是上世纪美国施瓦布课程论的翻版，没有多少新意。而且，这种以“新”取代“旧”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本身就有问题，骨子里头还是一种狭隘的自负心态。我们现在有些教师，不知天高地厚，稍微搞出了一点东西，还没有来得及验证检验，就一叶障目，以为那道教育上的千古难题就被你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