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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特点与现代影响中国文化可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是用于大我，即政治文化；一种是用于小我，即伦理文化。概括来说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以伦理为本位，或以伦理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中国文化中，伦理笼罩着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它成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也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和作用。（1）政治神圣性既然天是神圣的，而皇帝又“奉天承运”（因此称“天子”），那么其地位和意志，其所建之制和所施之政，都是神圣的了。政治合法性源泉：天命（奉天承运）与德性（以德配天）。这是思想史上较早完整系统地对政治权力进行合法性论证。直至现在，所有的权力都力图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其关键都在于“受命”（今曰“代表”）——从“天子受命于天”到“代表了人民”、“代表了选民”。国内外的政治权利合法性比较：外国更加注重法律、人权与自由，但中国一直以来的教导都是存天理，灭人欲。小我在大我面前永远处于卑微与服从地位。（2）好古、崇古与历久不变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癖」的民族，它的历史典籍若以数量来计算，到现在为止仍稳占世界第一位。数千年来的中国名人，到现在还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许多圣贤豪杰，更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明。中国的姓氏也是世界少有的，许多姓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之前。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使中国人深深地植根在中国的土壤里，成为一个记忆力特强的民族。至于保守力强、言必尧舜、在诗文中好用典故、在灯谜中喜欢用大量的古代知识和故事、许多文学名著都要假托古人的名字等等，不过是中国人爱好历史和好古的一些具体表现。至于孔子的名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更成了中国人好古、慕古的典范，而且从此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传统指导型」的社会。崇古性格在社会或经济上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历久不变的社会，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事实上，中国文化是太好和太成熟了，以致近代人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它本来不该在两三千年以前，便已经能触到人类生命的各种现实。由于它太成熟，所以令后来的人只知刻意保存、钻研，和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因而在社会情况发生了突变之后（如西风东渐、工业革命、民主浪潮等等），中国人反而不能创造新的文化，去适应新的社会。也许这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密尔《论自由》中对中国几千年来原地踏步表示惊诧。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前提下：1.以安定和谐为目的在求和谐、求安定的强烈愿望推动下，中国人较倾向于和平，国家通常也有「怀远人」的政策，而治理人民的最高准则是为政以德和无为而治，不用压迫和暴力，中国人深懂「息事宁人」的可贵，因此便形成了一个无讼的社会，打官司变成一种近乎羞耻的事，更不用说近来的社会的“上访”或者“举报”事件。为什么当网络开始飞速发展后，才发生了许多举报事件，大部分都是匿名。因为中国人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就与国外的抗争教育不同。在这种思想下，中国人也变成了一个不喜欢斗争的民族，一群有惊人的忍辱负重能力的人。中国人的这种顺民性格，使他们在面对不义和压迫时，不敢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的安定和谐，儒家的答案是「建立一个伦理的社会」，然而在强调和谐时，中国文化并未指出和谐的根基是公平和正义。又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不讲权利，也就无公平和正义可言。所以现在的“和谐”可以说是一个负面词语，这是建立在不公和非正义下的得过且过，息事宁人、（3）以修齐治平为次序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安定和谐的社会绝不能一蹴而至，而应由自己做起，并由近及远，即按着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个方向去努力。在这修齐治平的次序中，「家」可说是整个过程的中心和「总站」；因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只能做到「齐家」的地步，而少有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齐家的重要工具是孝，所以钱穆及季羡林称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一个「孝的文化」。从这里看出，中国所具有的文化并不能够上升到纵观世界发展和人性本质的层面。也就不怪撒切尔夫人所说——中国撑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影响世界的学术思想及著作。中国人一方面说要经由齐家而至治国平天下，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却由于在治平的功夫上力有不逮，所以事实上只能以齐家为重点（甚至终点），所以一旦家的利益与国的利益产生冲突时，许多人都宁可以家为重，忠孝不能两全而取孝，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使不少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成为中国不能强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4）以修身为本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修身的言论；事实上，整部论语，差不多都是一些直接或间接教人修身的话。修身的功夫在「克己」。克己是达到人格最高境界──仁──的途径，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此外还要不断地学。但这个「学」不单是指知识的增加」而更是指道德生活的充实。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伦理道德的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始即把伦理道德放在知识之上。知识不是为自己存在，而是为生活存在，为道德服务。中国文化追求的不单是真，而更是善，这便是伦理。修身的后果，在个人方面要做到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这个方面更加可以看到与国外文化的差异，国外文化强调了自由、人权，而中国强调了善与和。也许就是这样，才造成了所谓的不敢抗争。在一个以伦理为本的社会中，人几乎要负起无穷的责任。中国文化讲义务而不讲权利，认为人在彼此相处时，大家必须以对方的利益为依归。（5）宗教伦理化中国人很有宗教感，但似乎已经把宗教「伦理化」了。中国文化既以伦理为本，所以也要使宗教为伦理道德而服务，使宗教能产生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中国人并不斤斤计较于教义本身的问题，也没有正式负责阐释教义的中心权力，对宗教的解释也无所谓正统与不正统，只要能说得通，也可将就过去了。在中国，很少发生宗教战争，更少有为了宗教教义的问题而产生迫害「异端者」的现象。中国人甚至可以承认所有宗教都各具优点，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三教（儒、释、道）归一的主张。与其说中国文化接纳了宗教，不如说宗教迎合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主张。儒家注重人伦礼教，刚好是满足了“和谐社会”的期望；道家佛教以个人心灵为主旨，提供了一个心灵退避疗伤的空间。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是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因为中国人相信伦理与宗教可以合一、对照、和互相增益。儒家尤其相信宗教可融于人文，因为天人之道都同是仁道，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可通于天命而一同臻于至善。在人的仁心与善性之中，可以见到天心与神性的影子；当人达到至诚的境界时，也就达到如神如天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极富伦理味道的「人文宗教」。（6）没有真正阶级的社会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没有真正的、狭义的阶级；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而持久的对立。贫穷人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也许受到极大的剥削，或者甚至生活得比奴隶还苦，但这些穷人都是个别的现象，他们并不集结起来而成为一个阶级。虽然穷人的子弟极少有翻身之日，但中国人仍深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而且民间也流传着许多穷人变富人，富人而倾家荡产的通俗故事。孟子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界，不过是职业上或事务上的分工，而不是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大阶级。中国原是个散漫的社会，甚至国家也不像我们现在所称的国家。没有阶级间有系统而长久的对抗，也就很难孕育出求解放、求平等，或讲权利、讲义务的思想来，而且也不会讲究权力间的制衡，或阶级间的和平相处，更制订不出保障人权，使人免受剥削的法律。这也是中国不能产生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因。（7）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与现在的“民族”概念并不是一种含义。中国的广土众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使中国不易亡，二是使中国不易兴。中国宛如一条巨大而笨重的潜龙，要杀掉牠并不容易。要牠腾跃高飞，更是不易。苏东欧转型的方式与特点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党政不分、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小改革小调整，基本制度还是斯大林模式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原因：经济并不是主要原因，1975年到1990年之间，虽然发展速度减慢，但东欧、苏联仍有增长率，不能够叫做经济崩溃。而当1990年以后才开始了经济绝对下降，因此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于自身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经济凋敝反应的是国家民众的生活并不是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时承诺的人民做主。体制原因：不能说苏联解体是因为社会主义，也不能说社会主义一定不如资本主义好。只能够说，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下，从斯大林模式开始，权利就掌握在上层精英团体手中，因为在苏联的欧洲抽样中，只有17%的人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的，这就说明民众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失望，而是对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失望。改革的前夕，苏共上层精英进行讨论后，绝大多数赞成资本主义，因此他们结成联盟夺取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上层精英们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基于：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解体的反思：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改变权力关系，可避免向资本主义过渡。不必产生自己的掘墓人。西方国家现代化（经济与民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发展发端于工业革命，从现代化发展的动因看，大体分为内源性和外导型两大类。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各国属于前者，特点是现代化生产力由内部逐渐孕育成长起来，经历了漫长的自下而上渐进变革而逐步推进的，工业化投资主要来源于本国。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革，最终实现现代化。北美、日本及战后实现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属于后一类型，特点是现代生产力要素由外部移植或引进，工业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国资本，思想层面变革和政治革命发生在前，而工业化发生在后，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特点：1、沿着高科技轨迹发展：在产业形态上按照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逐步升级；在经济结构上，一次产业比重逐步下降，二次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在随着发展的脚步，三次产业比重也会提高，而一次产业比重将维持在很低水平。2、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解放劳动力，转入工业，逐步形成工业城市。3、现代化：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全球化要求一国经济成为整个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大生产，各国家都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与分工，将技术发展作为首要，争取成为技术发达国家来参与到国际经济分